2022年5月5日，在日本埼玉縣越谷市，人們在日本兒童節期間懸挂鯉魚旗，為孩子們祈福

　　日本綜合研究所的分析報告指出，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有三大根本原因：女性人口減少；結婚率下降；已婚人口生育率低。

文/《環球》雜誌記者 楊汀（發自東京）

編輯/劉娟娟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近日發布的數據，2022年日本“合計特殊出生率”（每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人數）連續第7年下降，新生兒數量自1899年有統計以來首次跌破了80萬人。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新生兒數量較上年減少5.9%，如果去除數據中所含外國出生人口，預計2022年日本新生兒數量在77萬人左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認，日本的少子化比預想的發展更快。他在2023年的施政方針演説中提出，要用“翻倍的預算”來實施“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對策”。

　　所謂“前所未有”有何妙招？效果將會如何？《環球》雜誌記者採訪了多名專家學者。

所謂“前所未有”，內容並無新意

　　此間專家學者指出，少子化不僅導致日本經濟增長能力降低，還將動搖養老金和醫保等社保制度的穩定性。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提出了所謂“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對策”，具體包括三大措施。

　　三大措施中的核心措施是擴大兒童補貼，增加給付額，取消或降低領取補貼家庭的收入門檻。目前，日本家庭年收入在960萬日元（1日元約合0.05元人民幣）以下的家庭，每個2歲以下的孩子每月補貼1.5萬日元，3歲到小學畢業前的孩子每月補貼1萬日元（第三孩以後每月補貼1.5萬日元），中學生每月補貼1萬日元。在此基礎上，執政黨內部提出的擴充補貼方案包括：廢除收入限定門檻；對中學階段的二孩每月補貼3萬日元，對三孩每月補貼6萬日元等。此外，日本政府還探討以非正式職員家庭為對象，設立新的育兒支援補貼。非正式職員指的是臨時工、無育兒假的非正式員工、自營業者等。

　　第二大措施是增強學童保育、病童保育和産後護理，為育兒家庭提供更多服務。如減免使用産後護理設施的費用，建立針對發燒兒等病童的保育設施等。

　　第三大措施是改革勞動方式。除了為女性創造更容易生育和養育的工作環境外，還着眼於推動男性休育兒假和增加休育兒假期間的工資給付。日本政府對男性休育兒假的目標是2025年實現30%，但2021年這一數字還只有14%。目前日本休育兒假期間的工資為正常工資的67%。

　　岸田政府隨後設立了新的相關委員會，並&&時間表：在3月底之前&&具體政策的雛形，在預計6月發布的經濟財政運營方針中明確相關預算和財政支出來源。

　　對於上述措施，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所謂“前所未有”只是規模和範圍上的擴大，內容並無新意。

　　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東京大學教授胡昂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採訪時指出，日本政府自上世紀90年代起為應對少子化問題所作的所有努力，迄今為止並沒有産生多少效果，日本在二戰結束後人口激增直到1973年，之後持續呈下降趨勢，年出生人數跌至77萬人的時間比政府預期提前了11年。在他看來，日本一路“補貼先行”的少子化對策，缺乏效果檢驗，翻倍擴充規模可能收效甚微，負擔過重。

　　《日本經濟新聞》前編委山形健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這種“一次性的經濟援助”，其實意在緩和輿論對擴充防衛預算的質疑，提高內閣支持率，穩定政權。

面臨財政難題

　　主流日媒和學界指出，岸田政府實現上述政策最大的難點是財政來源。據估算，擴大兒童補貼至少需要3萬億日元的新增財政支出，新增育兒支援補貼則需要幾千億到1萬億日元。按照岸田文雄提出的“預算翻倍”，則需要6萬億日元的新增財政支出。

　　執政黨正在探討的一種方案，是從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看護保險、失業保險等各種社保中勻出資金，來充當上述政策的新財政支出。執政黨提出“將國民每月的總保險費提高幾百日元”，來充當新少子化對策的財政來源，而這也是岸田施政方針中提到的“讓每個人，不分年齡和性別都參與到育兒中來”的最直接含義。

　　野村綜研高級經濟學家木內登英指出：“這需要爭取社會共識，對非補貼對象、無孩人群和已經完成育兒的勞動者和企業而言，短期內意味着單純的負擔增加。如果無法爭取到廣泛的社會共識，而政府實施政策又勢在必行，則最後可能歸結到增發國債。而這種將負擔轉嫁給未來一代的方式是最不可取的，將造成未來一代的經濟預期降低，企業的設備投資、雇用、漲薪等都受到遏制，不僅將抵消掉少子化對策帶來的積極效果，甚至會‘賠本’。”

根本之策

　　多名專家指出：日本出生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口結構失衡、晚婚不婚化，而更深層的原因是人們的經濟預期持續走低，年輕一代對撫養老人和養育後代的後顧之憂加重，因此，提高經濟潛力和人們的經濟增長期待，經濟對策與少子化對策一體化推進，才是根本之策。

　　胡昂援引日本綜合研究所的分析報告指出，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有三大根本原因：女性人口減少；結婚率下降；已婚人口生育率低。

　　日生基礎研究所人口動態高級研究員天野馨南子指出，少子化的一大根源是晚婚不婚問題。她指出，根據日本官方不完全統計數據，2020年東京有32%的男性和24%的女性終身未婚；而每對結婚夫婦平均生育1.5個孩子。在少子化之前，少母化已成為嚴重問題。

　　日本國家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出生動向基本調查組的調查資料顯示，年輕人不想撫育子女的最大原因是無法承擔子女成長中的若干開銷。經濟評論家加谷珪一則給出了一組數據：目前日本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超過3600萬，2025年預計每1.9個人負擔一個老年人，到2065年每1.3個人要負擔一個老年人。因此，現今一代勞動人口的經濟負擔預期非常嚴峻。他指出，要提高生育率，必須要直面年輕一代面臨的總體經濟問題。

　　胡昂指出，日本此次政策措施的重點是支持養育孩子，但更需要支持的其實是婚姻關係，“人們因經濟原因放棄婚姻和養育孩子的趨勢，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只有提振經濟信心，減少年輕家庭對子女撫養的後顧之憂，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山形健介指出，關於應對晚婚不婚化，需要加大勞動方式改革力度，推進男女同工同酬，提高非正式員工的工資和改善其休假待遇，尤其是中小企業的這部分人群的待遇；此外，增加企業內育兒設施，擴充針對貧困家庭和單親家庭的兒童食堂，充實孕産婦支援，保障非婚生子女權利等也非常重要。

　　與此同時，胡昂認為，依託公共交通體系建立“緊湊型城市”，把日常生活所需的設施聚集起來，使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和利用各種公共服務成為可能，有助於實現醫療、福利、商業等生活服務的持續性改善，也能進一步減輕年輕一代撫養老人和育兒的壓力。

來源：2023年3月22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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