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清晨在德國北部城市盧布明拍攝的“北溪-1”輸氣管道相關設施

    對深度嵌入國際産業鏈並享受了數十年繁榮果實的德國和歐洲而言，如何在後全球化時代探索一條新的道路，以求“獨立而不自我孤立、自主而非自給自足”，的確是重大而緊迫的挑戰。

文/朱宇方 編輯/馬瓊

　　最近，老牌經濟優等生德國遇到不少麻煩——能源短缺、物價高漲、通脹飆升等紛紛來襲。

　　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德國2022年5月的通脹率為7.9%，創下兩德統一以來的新高。

　　5月的進出口數據更是“嚇人一跳”，傳統制造業強國和出口大國德國出現了30多年來的首次貨物貿易逆差。

　　德國聯邦統計局認為，能源産品價格上漲依然是導致高通脹率的主要因素，供應瓶頸和新冠肺炎疫情同樣推高了通脹水準，而德國政府採取的能源價格減負措施作用有限。

高通脹致民眾生活艱難

　　當前的俄烏衝突無疑給德國經濟帶來嚴重衝擊。對德國來説，俄羅斯與烏克蘭不僅是近鄰，也是能源、糧食、金屬等諸多重要商品的主要進口來源地。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軍事行動和歐盟不斷升級的對俄經濟制裁嚴重破壞了原本的國際貿易秩序，經貿環境不確定性升高、能源短缺、供應鏈瓶頸等大幅推升了物價。

　　漲幅最為驚人是能源價格——與2021年同期相比，輕質取暖油的價格上漲了近95%，柴油上漲了46%，液化氣上漲了113%。食品價格的漲幅也頗為可觀——動植物油的價格平均上漲53%，麵粉漲價28%，雞蛋漲價25%。有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德國消費者所感知到的物價上漲幅度約為18%。

　　面對短缺和通脹，德國人現在不得不量入為出。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説，自己如今把淋浴時間控制在5分鐘內，並號召民眾節省能源，節儉度日。

　　4月底的一項調查顯示，81%的德國人已經開始削減開支。削減開支的方式包括減少外出就餐和去影院觀影（45%的受訪者）、購買衣物（40%）和度假（33%）。而且除了這些享受型消費，在用電、交通出行、購買食品和日用品等基本生活開支上，德國人也開始勒緊褲腰帶。

　　在另一項調查中，有1/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財務負擔“重”或“非常重”。實際上，由于價格傳導的遲滯性，目前的零售價格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上游原料的價格漲幅。而當秋冬採暖季到來時，消費者或將更深刻地感受到燃氣和電力價格暴漲導致的切膚之痛。最糟糕的狀況還沒有到來。

經濟衰退或難避免

　　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已經使德國的貧困率和貧困人口增幅均創下兩德統一後的新高。2021年末，有1380萬德國人陷于貧困，約佔德國總人口的16.6%。如今，新一輪的嚴峻考驗已然到來。

　　首先，通脹會加劇貧困人群的困境。德國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確會根據通脹水準變動而進行調整，但只在每年初進行一次，而且在計算時會追溯過去較長一段時間的價格變化趨勢。在價格變化平穩的時期，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在出現劇烈通脹的情況下，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漲幅就會嚴重滯後于物價漲幅，使本來生活就已捉襟見肘的貧困人群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其次，通脹會將經濟拖入衰退的泥淖，從而使更多人陷入貧困。

　　目前，高漲的物價侵蝕了民眾的購買力，不確定性也大大增加，德國私人部門投資信心低迷，6月底出爐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更是創下數十年來的新低。持續兩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給德國的公共財政帶來巨大壓力，靠增加財政開支來拉動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

　　飆升的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也使德國的出口承壓，德國因此30多年來首次出現商品貿易逆差。拉動經濟增長的所有“馬車”如今都陷入泥淖。2021年，德國經濟增長率為2.9%，基于當前情況，今年的增長預測已下調至1.5%。如果能源供應情況進一步惡化（假如下半年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徹底斷供），德國今年的經濟産出甚至可能出現兩位數的萎縮，從而陷入深度衰退，並危及超過500萬個工作崗位。

　　最後，失業潮將對德國龐大的社會中層造成嚴重衝擊。勤奮工作、追求穩定的社會中層從來都是德國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的重要中堅，中層的跌落再加上底層的絕望，將撼動德國“橄欖型社會”的穩定性。有專家因此發出警告：要警惕德國“從底層解體”。

　　為應對來勢洶洶的通脹，德國政府採取了一係列紓困措施來改善民生，比如降低汽柴油的稅率、推出低價車票、為特定人群發放臨時性補貼等，並考慮為能源設置最高限價。

　　但是，補貼只能暫時性改善民眾的購買力，無法抑制通脹，而人為地平抑價格，近乎飲鴆止渴。目前價格上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物資短缺，減稅壓價會因為刺激需求而使價格很快攀升至原來甚至更高水準。同時，設定價格上限會犧牲企業盈利，影響商品的供給，從而進一步加劇物資短缺。

　　更令人擔憂的是，物價可能會在高位固化並引發所謂的“工資-價格螺旋式上升”——為應對通脹，企業提高員工工資，工資上漲進一步推高生産成本與商品價格，從而導致工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

　　為此，德國總理朔爾茨希望與勞資雙方——工會和雇主協會共同協商，商議“如何在不給雇主增加過多負擔及加劇通脹風險的情況下改善雇員的財務狀況”。但此舉不僅沒有得到勞資雙方的積極響應，輿論也是一片質疑：人們對聯邦政府竟拿出1967年就已被棄的陳舊措施而感到震驚。更何況，政府不干涉勞資雙方的工資談判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一條基本原則。

出路在何方

　　可以看出，德國政府現在很難拿出抑制通脹的有效政策，最多只能盡量減輕其導致的後果，並且更公平地分配損失。面對高通脹，只有歐洲央行有能力重拳出擊，因為它可以通過貨幣政策來強有力地抑制通脹。

　　歐洲國家目前出現通脹問題的背後，無疑也存在貨幣因素——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開閘放水，過剩的貨幣為當前的通脹推波助瀾。回顧40年前的石油危機時期，人們做了種種嘗試來抑制通脹，最終還是選擇央行大幅提高利率這一方法。現在，歐洲央行已經宣布在7月加息25個基點，這是其自2011年來首次加息。

　　有評論認為歐洲央行出手太晚，加息幅度也過于溫和了。但必須看到一點：歐洲央行不僅要像其他央行一樣，在“控通脹”和“保增長”之間謹慎權衡，而且還要面對歐元區成員國之間仍然存在的巨大經濟差異。

　　過高的利率會給已經債務高企的成員國帶來財政壓力。最近幾周，意大利國債與德國國債的利差不斷擴大，市場上已經開始出現“新歐元危機”的説法。因此，擔心歐元區凝聚力的歐洲央行仍是自己的囚徒，無法與通脹這個幽靈放手一搏。

　　除貨幣外，全球化的退潮其實是隱藏在此次通脹背後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鼎盛時期，開放經濟體幾乎從未有通脹肆虐，因為無論是能源、原材料還是産能，一旦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短缺，就一定會有其他地區前來補缺。全球競爭確保了長期低廉的價格。在低通脹時代，企業和國家都能以低成本進行投資。全球化雖然助長了投機和貪婪，增加了金融風險，但也讓通脹難以肆虐，從而保障了繁榮與增長。

　　在過去幾十年中，德國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兩德統一以來，德國的國際貿易額幾乎翻了兩番，每人平均凈收入增長了近50%。但德國“進口低價原材料，加工出口高附加值商品”的增長模式嚴重依賴開放的國際市場——依賴能穩定供應低價原材料和中間品的採購市場，依賴有購買力的廣闊銷售市場，依賴高效可靠的國際物流。

　　因此，當前的供應短缺和物流阻滯無疑給德國帶來了尤為深重的打擊，不僅在短期造成嚴重通脹，而且動搖了德國的長期增長模式，為其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敲響警鐘。

　　可以看出，就德國最近遭遇的經濟問題而言，面臨的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問題是導火索，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和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貨幣過剩則是助燃劑，而在全球化漸漸退潮的過程中，炸藥一點一點被埋下。

　　金融危機、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地緣衝突……各種因素造成世界貿易在2008至2019年間萎縮了近5%，全球投資在2016至2019年間減少了一半。世界銀行預計，俄烏衝突將導致世界貿易至少暫時性萎縮1%。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經逝去。

　　近年，“擺脫依賴”“戰略自主”已成為德國和歐洲政界的流行詞。對深度嵌入國際産業鏈並享受了數十年繁榮果實的德國和歐洲而言，如何在後全球化時代探索一條新的道路，以求“獨立而不自我孤立、自主而非自給自足”，的確是重大而緊迫的挑戰。

　　（作者係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2022年7月27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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