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4日，在日本東京，即將卸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投票後離開舞臺中央

    “安倍時代”驟然落幕，日本又來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日本國力底蘊猶在，困局難破。

文/項昊宇 編輯/吳美娜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7月8日在奈良縣奈良市街頭演講時遭槍擊，後不治身亡，終年67歲。

　　作為日本憲政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注定會在日本政治史上留下濃重印記，其“政治遺産”也將長久影響日本內外政策走向。充滿爭議的一代政治強人驟然隕落，背後隱現的是日本國家發展的困境。

多面政客——安倍的功過是非

　　出身世家、平步青雲、東山再起、右翼舵主、八面玲瓏、強勢專橫……種種詞語都不足以概括安倍復雜的個人特質和人生軌跡。在政治光譜中，安倍無疑是一個有著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右翼政治人物。以“修憲強軍”來擺脫“戰敗國”束縛，重振日本的大國地位，是安倍孜孜以求的政治執念。

　　他視反省日本侵略歷史為“自虐史觀”，悍然參拜靖國神社，在編號為“731”的戰機上擺拍。在現實政治中，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他可以放低身段，甚至委曲求全；為了推介東京奧運，他也可以變身“超級馬利奧”現身裏約奧運會。

　　安倍殞命于街頭刺殺，給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傳奇悲情色彩。日本舉國哀悼，國際社會也反應強烈，安倍似乎已經鎖定了“日本戰後最傑出政治家”（麻生太郎悼詞）的地位。但這些都不會改變安倍在日本國內外的巨大爭議，而對于他的“政治遺産”，同樣褒貶不一。

　　安倍的一些政策手段大膽激進。其任內推行主打超級量寬的“安倍經濟學”激活金融市場活力，憑借所謂“印太戰略”在一些國家間左右逢源，力排阻力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實現戰後日本軍事安全政策的重大突破。他的這些做法，也引發日本國內對其政治手法的批評。安倍任內，首相官邸一手遮天，官僚係統眾聲諾諾，“森友學園”“加計學園”“賞櫻會”等政商醜聞影響猶存。

　　在日本國內追思安倍功績的氛圍中，安倍儼然被捧上了“神壇”。主流輿論眾口一詞，認為安倍以其卓越的領導力和行動力，樹立了日本憲政史上最長政權，提振了日本經濟活力，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但這依然無法掩蓋許多日本民眾對安倍的反感。在“反安倍”群體看來，安倍強權政治黨同伐異，破壞民主，其經濟政策加重了日本的沉疴積弊，安保政策正把國家重新推向戰爭邊緣。蓋棺未必就能定論，“安倍時代”對于日本國家發展走向的影響，也許很多年後才能看得清楚。

暗流涌動——日本的困境與躁動

　　剖析安倍的思想源流，對于我們認知今天的日本、展望日本未來走向，有著重要的意義。安倍的家鄉山口縣是明治維新豪傑輩出之地，在日本近代化轉型中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同時也孕育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安倍素以自己是出自山口縣的第8個首相而自豪，始終胸懷效倣明治前輩在“國難”之際力挽狂瀾的政治使命感。強烈的大國志向和危機意識，貫穿了安倍政治生涯的始終。

　　有分析人士撰文稱，安倍是一個“國家統制主義者（statist）”，他堅信日本置身于大國激烈競爭的時代，政治家的使命是要在危險的世界中保護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為此，他不遺余力地向民眾灌輸“修憲強軍”思想，宣傳要擺脫“戰敗國”地位，打造“強大日本”，恢復“國家自立與自尊”，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眾的共鳴。

　　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歷了長期發展停滯。安倍二度執政之前，日本剛剛經歷了“3·11”大地震，社會上彌漫著悲觀迷惘的氣氛。2012年底，安倍以“還你一個強大日本”的氣場卷土重來，內外政策積極進取，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社會的精氣神。但從結果上看，安倍並未能阻止日本國力下滑的大趨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021年日本國內生産總值（GDP）為4.9374萬億美元，由于日元大幅貶值，該數值較安倍執政前的2012年萎縮了21%。而日本總人口已經連續11年下降，貫穿了整個安倍任期。回頭看，10年“安倍時代”落幕，日本的國家面貌並沒有煥然一新，對日本的評價只是從“失去的20年”變成了“失去的30年”。

　　通過盤點安倍的“政治遺産”，不難窺見“日本病”的現狀和未來。

　　一是保守政治蒙眼狂奔。安倍以一己之力，奠定了保守政治在日本國內的主導地位。他的“正常國家論”“政治軍事大國夢”等保守理念深刻浸染了日本的政治思潮和戰略思維，也塑造了一代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和對外觀念。其結果是日本政壇自民黨一黨獨大，保守政黨一統天下，傳統的中左力量式微，曾經與自民黨分庭抗禮的社會黨（現“社民黨”）幾近消亡。失去了左右政見碰撞競爭後，日本政治思潮趨于極化，以“網絡右翼”為代表的民粹排外勢力甚囂塵上。社會上主張“強軍備戰”的對外示強論調日盛，和平主義的反戰思潮衰微。

　　安倍身後，自民黨內派係鬥爭暗流涌動，權力格局面臨重組。安倍領導的黨內最大派閥“清和會”群龍無首,缺乏眾望所歸的繼任人選。為了避免走向分裂，7名派內“長老”組建了臨時的“集體領導體制”。失去“精神領袖”後，日本政界右翼勢力短期內四顧茫然，但這並不會削弱其深層次影響。由一批政客、學者、評論家和媒體組成的日本右翼圈子，具備強大的政治動員力和輿論煽動力，勢必借機渲染悲情，博取同情支援，趁勢擴大影響。日本的總體右傾保守化進程不會停下腳步。

　　二是“低欲望社會”壓抑閉塞。在穩定祥和的表像之下，日本社會暗流涌動。日本“少子老齡化”不斷演進，65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逼近總人口的30%，綜合出生率只有1.34。社會結構的嚴重失衡，導致國家暮氣沉沉。無論是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提出的“低欲望社會”，還是最近暢銷的《東京貧困女子》，都反映了日本社會壓抑困頓的現實。

　　一個缺乏活力生機的社會，往往也更容易滋生各種矛盾和問題。根據警方初步調查，刺殺安倍的兇手山上徹也供述其作案動機源于對宗教團體“統一教”的怨恨，這不僅揭開了日本政教勾連關係的冰山一角，也暴露出所謂“新興宗教”對日本社會的侵蝕，以及由此産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在齊聲譴責極端暴行之余，日本輿論中也出現了對兇手家庭悲劇的同情聲音。

　　三是“安倍經濟學”強弩之末。主打超級量寬的“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産生了一定提振作用，但未能從根本上扭轉結構性困局，並且産生了貧富分化等一係列副作用。極端兇殺事件的發生，背後也有著深層次的經濟社會根源。

　　日本債臺高築，已發行國債等公共債務的GDP佔比超過250%，在主要發達國家中高居榜首，遠超60%的國際警戒線。今年以來，隨著美國進入加息縮表周期，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財政政策紛紛開始收緊，日本為了托底景氣不得不維持零利率量寬政策，日美息差擴大導致日元急劇貶值，宏觀政策日益面臨進退維谷的窘境。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實際水準的重要指標，日本經濟潛在增長率還不到0.5%。在經歷了“失去的30年”的漫長隧道盡頭，日本經濟依然看不到重振的曙光。

　　四是“戰略性外交”劍走偏鋒。在第二個任期，安倍打著“俯瞰地球儀”的“戰略性外交”旗號，出訪了80多國，行程達到158萬公里。在熱鬧風光的表像下，日本外交的諸多“懸案”未解。安倍任內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會晤達到27次，建立了熱絡的個人關係，卻未能換來“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問題的推進。

　　安倍的政治資本來自于“小泉時代”處理“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他執政後集國內期待于一身，卻未能換來該問題的任何進展。他一手推出的“印太戰略”被美國所接受，卻淪為一個服務美國對華戰略、猛刷日本存在感的地緣競爭工具。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思維主導下，日本外交政策取向愈發僵化，“朋黨政治”色彩濃厚，助長了日本國內“親美反華厭韓”思潮。其結果是日本被牢牢綁定在了“美國戰車”之上，與周邊鄰國關係持續緊張，嚴重制約了日本自身的戰略回旋空間。

“黃金三年”？——岸田的荊棘前路

　　安倍遇刺兩天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領導自民黨和公明黨執政聯盟在參議院選舉中大獲全勝。在隨後的記者會上，岸田聲稱，當前日本面臨物價上漲、外部安全環境惡化，新冠肺炎疫情第七波衝擊等“戰後最大級別的難局”。 他誓言將繼承安倍“遺志”，迎難而上。

　　日本國內普遍認為，贏得參院選舉並且失去安倍的牽制後，岸田在黨內有望進一步站穩腳跟，並趁勢擴大本派力量，鞏固執政基礎，同時內外政策的自由度也會有所提升。未來三年，只要不提前解散眾議院，日本國內再無重大國政選舉，岸田有望迎來長期穩定執政的“黃金三年”。

　　無論是從政治譜係還是從個人風格看，岸田與安倍都非同路。作為自民黨內鴿派“宏池會”的傳人，岸田的政治底色依然是保守陣營，但經濟、外交和安保政策思想與安倍存在明顯區別。這就決定了岸田既會沿襲“安倍路線”，又要彰顯“岸田特色”。

　　“安倍時代”經濟上主打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外交上以“印太”為抓手推動大國外交，軍事安全上力推“修憲強軍”，這一路線在自民黨內有高度共識，也有一定社會民意基礎，但其政策利弊也存在很大爭議。目前看來，岸田仍會繼承“安倍路線”的總體方向，但同時也會著力矯枉糾偏，爭取務實成果，為實現長期執政積累政績。

　　經濟上，岸田試圖通過“新資本主義”構想來糾正“安倍經濟學”弊端，並提出“經濟安保戰略”來維係日本在高端産業和高新科技領域的競爭力。

　　外交上，岸田仍會以所謂“印太”合作為抓手來推進全方位外交，同時也會賣力推介“岸田和平願景”，利用明年在廣島舉行七國集團峰會之機，兜售其“無核世界”理念。

　　安全上，岸田內閣將修訂出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文件，為擴大防衛預算，發展進攻性軍事力量等防衛安全政策調整創造條件。

　　在外界廣泛關注的修憲議題上，雖然修憲勢力已經掌控國會2/3以上議席，跨過了發起修憲動議的門檻，但鑒于圍繞具體修憲內容仍存爭議，政策優先度不高，岸田仍會慎重權衡利弊，恐怕難以貿然強推。

　　“安倍時代”驟然落幕，日本又來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日本國力底蘊猶在，困局難破。安倍遇刺給沉悶的日本社會投下了巨大漣漪，是激發新一輪的變革動能，還是風平浪靜後一切如舊，繼續走向下一個“失去的10年”？如果“岸田政治”不能改變僵化的戰略思維，很難期待其會給日本帶來根本性變化，其各種張羅亦難以扭轉日本國力下滑的發展大趨勢。未來即便擺脫了“戰後束縛”，成為“正常國家”，日本也終將褪去大國光環，泯然眾人矣。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來源：2022年7月27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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