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不斷的疫情給全社會創造了一個新的關于辦公方式的“競爭市場”，企業根據自身的願景、使命、産業分工和生産特點去不斷地探索、優化、完善辦公方式和管理方式，個人也會根據自己的技能、興趣、優勢甚至是作息規律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和公司。

文/黃斌

編輯/胡艷芬

　　今天，一度被不少機構當成“權宜之計”的遠端辦公、居家辦公越來越成為日常。大洋彼岸的微軟、谷歌、Meta等公司相繼推出遠端辦公措施；國內也有不少企業認真試驗了遠端辦公、混合辦公模式；社會各界也開始認真考慮遠端辦公對當前生産方式、辦公方式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讓原有的那個互相連接、迴圈反饋的世界經濟係統受到了巨大衝擊，新的、未知的連接方式和生産方式正在發生，當然也包括辦公方式的變遷。

既非“天使”，也非“魔鬼”

　　經過長時間的體驗，公眾早已明白遠端辦公的幸福與煩惱。好處自不必説，企業節省了房租，打工人省去了許多大城市令人崩潰的長距離通勤，“社恐症”患者躲避了無效社交。工作時間更自由後，一些抱怨“被工作異化的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去照顧家庭，甚至只是在家做頓美食，睡個午覺，就會幸福感爆棚。不少自由職業者更進一步，逃離了大城市，成為“數字遊民”。

　　但遠端辦公的缺點也很明顯，老板因為缺乏“在場”掌控感而感到焦慮，無法物理隔絕可能造成辦公安全漏洞，不能當面溝通導致效率下降，更不用説隨之而來的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消失，“996式”的超常加班變成了隨時待命的“007”。

　　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産方式和辦公方式的轉變，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全球化不僅帶來了制造業領域的全球分工，還在服務業領域早早形成了以“紐約-倫敦-東京”等為核心的全球商務金融網絡，以及諸如印度等英聯邦國家遠端接入的服務外包體係。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在全球城市體係中地位越來越重要。據北京市商務局統計，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數量累計達201家。這些企業的員工，早就習慣于白天上班、晚上開會的遠端辦公了。

　　當然，這種遠端辦公，更多的是原有辦公方式的拓展，而不是替代，“在場感”和“協同感”都很弱。稍微復雜一些的溝通，就需要出差、召開會議以實現面對面的交流。但最新這一輪“遠端辦公”，可能會實現對現有辦公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的“替代”。

從“拓展”到“替代”

　　疫情期間，遠端辦公之所以能成為日常，離不開像企業微信、騰訊會議、騰訊文檔、有道雲筆記、向日葵、金山文檔等辦公協同産品的快速迭代和融合協同，從而將報表、會議、文檔等線下辦公方式，變得即使線上上也能遊刃有余地開展。

　　這些工具與暢想中的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甚至元宇宙技術和場景，正在復制甚至創造新的“在場感”，以實現對現場辦公的替代和提升。比如筆者常通過騰訊會議開會、調研、講課，且能馬上導出會議記錄，十分便捷。以至于近期北京疫情好轉後，線下開會時筆者也常開啟錄音功能，以提高議事效率，促進決議落實。

　　遠端辦公能不能做得比現場辦公更好呢？筆者認為是可以的。比如，能不能把“羅伯特議事規則”（一種促進不同群體間交換意見的議事規則）等經過長期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規則，通過會議軟件固化下來，並按照用戶的需要適時調整，從而讓每個人“會開會”，讓會議決議能更好地分解成可供執行的任務？這無疑將會使數字化遠端辦公變得更高效。

　　更重要地，人們常説管理是門藝術，不應拘泥于某種特定流程。隨著生産方式、辦公方式的變化，規章制度、管理流程也需要隨之調整，而基于數字技術的遠端辦公、混合辦公正好可以提供這種彈性，讓管理更有可能趨向于精準、高效，並兼顧包容和人文精神。

新的辦公方式變革

　　從廣義的技術進步上説，數字時代的遠端辦公之所以能盛行，正是因為數字經濟這種新的生産方式帶來了新的就業崗位。這些崗位不再基于大型流水線的序貫響應，而是基于個人或小組的旺盛創造力；不再依賴于固定在辦公場所的大型設備或場地條件，而只需要個人通用設備或軟件；甚至更多的就業崗位不再要求全職，僅僅要求在休閒時間和碎片時間全身心投入即可，這就從根本上替代、顛覆了原有的就業方式和辦公方式。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基于平臺分工的靈活就業形態，如網絡文學作家、新媒體從業人員，以及軟件開發、廣告創意，甚至金融、法律、教育等領域的從業者。

　　數字技術的發展，讓每個人都更有可能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工作。筆者曾調研過不少閱文平臺上的知名作家、自媒體上擁有眾多粉絲的認證用戶、社交媒體平臺上被熱捧的博主，他們中很多人都有本職工作，甚至是在那種有嚴格“在場”要求的單位或大公司上班。但他們仍可以因為熱愛，充分利用業余時間，追逐夢想，創造更豐富的收入源。幾百萬懷著作家夢、文學夢的人能夠在平凡的生活中拾起夢想，這不僅是數字技術對工作范式的變革，更為個人追求美好生活方式提供了多種可能。

　　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遠端辦公的普及，其背景是在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支撐下，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實現了貿易化和可分工。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分工的范圍，使得更多的地區和更多的人可以充分依托自身的比較優勢，融入全球生産和服務網絡。

　　比如，通過直播助農，農産品的銷售前端從商場超市轉向了田間地頭，我們可以不用根據超市進貨渠道和上下班時間，而是根據自然界的花開花落、季節時令來決定買什麼、吃什麼；通過慕課（MOOC，即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和線上教育，將名師名課帶到欠發達地區，以更好地提升當地的人力資本。

　　當然，這些美好願景的實現，需要良好的治理體係予以保障。比如，為了消弭數字鴻溝而必須加強對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為了增加市場可競爭性而必須加強對數據要素及其交易的監管；為了讓每個人不僅有機會，而且更有能力進入新的分工體係，必須加強對人的技能培訓等。

什麼決定了遠端辦公的未來？

　　從根本上來看，是效率。不是線上淘汰了線下，而是創新淘汰了落後，高效淘汰了低效。

　　在這個變革的關口，既有特斯拉公司要求員工每周必須確保有40小時在辦公室，也有蘋果公司因為試圖實施並不嚴格的返廠打卡制度，而導致了頂級專家離職。

　　一場關于辦公方式的“競爭”正在展開，企業根據自身的願景、使命、産業分工和生産特點可不斷地探索、優化、完善辦公方式和管理方式，個人也會根據自己的技能、興趣、優勢甚至是作息規律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和公司。

　　但脫離實際去單純地討論遠端辦公的優劣沒有意義，更應該討論的新命題可能是：要給企業什麼樣的稱手工具才能更好地提升生産率和創新力？企業應該如何構建與數字時代相適應的體制機制才能優化管理、留住人才、創造價值？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勞動保障機制才能更好地適應這一就業趨勢和辦公方式的變化，從而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發揮出每個人的潛力，帶給全社會更高的效率？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面對遠端時代，我們現有的這套生産方式和就業體係，本來不也要按照技術進步而不斷演化調整嗎？

　　（作者係國研經濟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來源：2022年7月13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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