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辛德爾芬根的汽車工廠，工人在賓士S級汽車組裝線上工作

　　在很多方面的潛力都已挖盡的情況下，具備良好職業素養和豐富經驗的老年人就成為德國不容放棄的寶貴人才資源。

文/朱宇方 編輯/馬瓊

　　近年來，德國老年人在勞動市場上正變得越來越活躍。這群“銀發上班族”的身影不僅活躍在醫學、護理、教育等傳統的老年就業領域，還出現在汽車、機械、化工、貨運等各行各業。

　　而且，德國“銀發族”的就業形式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個體從業、在家庭企業幫工或打零工，越來越多的人全職就業，成為與年輕人一樣“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根本原因是老齡化

　　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10至2020年這10年中，德國60～64歲人口就業率的上升幅度超過任何其他年齡段，從41%上升至61%。而65～69歲這個年齡段雖已超過退休年齡，但就業率也幾乎翻了一番，從2010年的9%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年人的就業形式中，增長最快的是須繳納社會保險費的非低薪、非短時就業。根據德國中部幾個聯邦州的統計，目前老年就業者中這類就業者佔到1/5。

　　在德國這樣一個發達國家，“銀發族”為何日益成為勞動市場上的一支生力軍？推升老年人就業率的根本原因是德國人口的老齡化。

　　2018年德國人口的平均年齡為44歲，而1990年時為39歲，在不到30年時間裏增長了整整5歲。以67歲的標準退休年齡作為分界點，1990年至2018年，德國67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54%，從1000萬增加到了1600萬人，預計到2039年還將再增長500萬至600萬，至少達2100萬人。2018年，德國勞動年齡人口為5200萬人，預計到2035年將降至4600萬至4700萬人。

　　近年來，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德國年輕人口的數量。在2014年以來移民德國的約300萬人中，超過1/3小于20歲。但這最多只能在整體上避免德國人口不過快萎縮，不足以逆轉老齡化的大趨勢。

　　生育意願降低和預期壽命延長，是造成全球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兩個普遍原因，而還有一個特定因素加劇了德國的老齡化：“嬰兒潮一代”開始步入老年。

　　在德國，統計學上把1955年至1969年間出生的人稱為“嬰兒潮一代”。1990年，“嬰兒潮一代”介于20至35歲之間，是當時德國最大的一個年齡群體。而現在，他們已步入中老年，並將在未來20年內逐步達到退休年齡，這意味著德國的就業人數很可能大幅下降。

　　比如，在達到戰後生育最高峰的1964年，共有140萬個嬰兒出生。到2029年，當他們達到65歲逐步退休時，2009年前後出生的孩子開始步入職場，但2009年只有不到74萬人出生，簡單計算，由此形成的勞動力缺口達66萬人。

專業人才存在巨大缺口

　　德國目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實際上已相當嚴重。比如，當下的2022年，德國退休人口就將比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多出30多萬人。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因此發出警告：德國勞動市場正處于發生根本性動蕩的邊緣。

　　這其中，專業人才存在巨大缺口的問題尤為突出。德國工商總會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參與調查的2萬多家企業中，超過一半存在專業人才崗位空缺，而且情況比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更為嚴重，工業企業和建築業的情況最嚴峻。按照目前的情況，專家預計2030年德國專業人才缺口將達500萬人。

　　從中短期來看，勞動力短缺首先會影響企業的産能，進而可能在價值鏈上形成瓶頸從而影響到上下遊産業。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的數據顯示，2022年春季，幾乎一半的德國企業都因為缺少專業人才而不得不削減自己的業務。另一方面，勞動力短缺將推升成本，進一步加劇已經存在的通貨膨脹問題。

　　從中長期來看，對德國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數字化、氣候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都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因此人才瓶頸將掣肘德國的整體發展。

老年人就業成唯一出路

　　要在中短期內緩解勞動力短缺，尤其是專業人才短缺問題，顯然無法靠提高生育率來解決，也不可能實現如此巨大數量的高素質移民凈流入。因此，提高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成為唯一出路。

　　在很多方面的潛力都已挖盡的情況下，具備良好職業素養和豐富經驗的老年人就成為德國不容放棄的寶貴人才資源。畢竟德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大大延長，2019年，德國65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剩余壽命為17.9年，女性達21.1年。

　　具體而言，老年人就業包括兩個方面：推遲退休和退休後再就業。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係列問題，德國從2012年起對退休年齡進行調整：2012年至2023年，退休年齡每年延後1個月，2024年至2029年每年延後2個月。這意味著，1964年以後出生的人要到67歲才能退休。隨著這一政策的推行，德國老年人的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

　　如果説推遲退休年齡是強制性的國家政策，那麼退休後再就業就是出于老年人本身的意願。對老年人來説，繼續工作既意味著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也意味著收入增加。

　　從德國2020年的統計數據來看，65歲及以上的就業者中約1/3（約42.7萬人）是為了生計，另外約2/3的人主要靠養老金及資産生活，這些人就業更多是為了繼續參與社會生活，增加收入只是補充。

　　德國當前的老年人就業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2020年，在60～64歲這個年齡群體中，高素質人群的就業率（72%）遠高于低素質人群（47%）。由于高素質老年人較少遭遇老年貧困問題，因此從上述就業率差異就可看出，當下德國的老年人就業更多是專業人才短缺背景下的雙向選擇，而非迫于生計。

　　這説明，更高的受教育水準往往意味著更長時間的勞動參與，因此人口受教育水準的不斷提高也有望進一步推升德國未來的老年就業率。

進一步挖潛

　　為促進老年人就業，德國的專家們提出了各種建議。

　　比如，適當加大提前退休的養老金折扣率，降低提前退休的吸引力；完全取消對退休年齡雇員勞動合同的期限管制；如果雇員在領取養老金的同時繼續工作，應可通過雇主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來提高雇員的養老金，從而使退休後再就業在經濟上對老年人更具吸引力；從雇主和雇員兩方面著手，促進50歲以上人群的職業進修和繼續教育；開展老年人就業的正面形象宣傳，從而影響社會觀念。

　　當然，德國目前的老年人就業也隱含了不少問題。比如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貝塔斯曼基金會的專家都警告説，這很有可能會加劇老年階段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老年失業者難以受惠于老年人就業促進政策，他們即便有強烈的就業意願，實際上也很難再找到工作。

　　因此，如何在人口就業率上進一步挖潛，既解決掣肘經濟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同時兼顧社會公平，使相關政策惠及更多人群，是德國當前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都在積極探索的重要領域。

　　（作者係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2022年6月15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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