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9日，在美國紐約，一名寶寶參加“尿布德比”嬰兒爬行比賽

    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艱難復蘇的背景下，美國“嬰兒債券”計劃卻從以往醞釀設計和學理探討階段，轉向州和地方加速發展、國會積極跟進的實質性推進階段。

文/孫立鵬 編輯/馬瓊

　　長期以來，“嬰兒債券”的概念一直吸引著美國學者和政治家的興趣。“嬰兒債券”是由政府設立和擔保的信托基金，為弱勢家庭出生的嬰兒提供長期性“財富創造”幫扶，旨在緩解美國貧富差距問題，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艱難復蘇的背景下，美國“嬰兒債券”計劃卻從以往醞釀設計和學理探討階段，轉向州和地方加速發展、國會積極跟進的實質性推進階段。這也引發人們對“嬰兒債券”在聯邦層面推廣前景的廣泛關注。

發展情況

　　2008年和2016年的兩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當時的總統競選人希拉裏·克林頓兩次提出“嬰兒債券”的概念，希望以此縮小貧富差距，拉攏中低收入選民。

　　2010年，美國經濟學家達裏克·漢密爾頓和威廉·達裏蒂從學理角度對“嬰兒債券”做出具有引領意義的闡釋，即美國聯邦政府應該對家庭凈財富最低的1/4的新生兒，設立規模為每人5萬～6萬美元的信托基金。該基金可通過聯邦管理的投資獲得1.5%～2%的回報，嬰兒年滿18歲時才可得到這筆資金。其目的是縮小美國民眾出生時就存在的巨大不平等，緩解廣泛而持續的種族貧富差距問題。

　　過去十余年，因為“嬰兒債券”被西方視為“激進的縮小貧富差距的工具”，美國國內對其討論雖多但落實不夠。但近來，美國地方和國會的行動明顯加速。

　　在州層面，2021年6月，美國康涅狄格州創建了歷史上第一個“嬰兒債券”，劃撥5000萬美元資金，為該州約1.6萬個家庭的兒童每年每人存入3200美元信托基金，待成年後可取出用于支付大學學費、住房首付款等，希望以此縮小貧富差距。

　　此後，哥倫比亞特區跟進並創建類似“嬰兒債券”計劃；華盛頓州也正在採取措施，力爭在2024年將該州“嬰兒債券”落地；2022年初，馬薩諸塞州成立“嬰兒債券特別工作組”，加速推進相關工作。

　　在國會層面，2021年2月，美國參議員科裏·布克、眾議員艾安娜·普雷斯利提出國會版“嬰兒債券”計劃，在兩院同時發起《美國機會賬戶法案》，要求聯邦政府為美國新生兒建立“免稅的美國機會賬戶”，為其提供1000美元初始資金，此後每年按家庭收入情況追加提供0～2000美元不等的資金，這些資金將存放在美國財政部管理的一個低風險、有聯邦保險的儲蓄賬戶中，直至受益兒童年滿18歲後可一次性提取，用于教育和住房等支出。

主要考量

　　美國多方對推動“嬰兒債券”呼聲很高，州和地方各有行動，立法部門積極醞釀，這既受到長期的歷史性和結構性因素驅動，也有當政者諸多現實考量。

　　首先，長期以來經濟政策的厚此薄彼，影響美國政治生態。

　　回顧美國經濟發展史，白人始終是重大經濟政策的受益者，而非洲裔和其他有色族裔卻是被拋棄的美國底層群體。美國歷次重要經濟政策為白人提供了“財富起步”工具，卻始終剝奪了非洲裔等群體獲得財富積累的機會。

　　例如，為應對大蕭條，美國推出1934年《國家住房法》作為“羅斯福新政”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為白人和中産階級改善住房條件，增加其住房貸款可獲得性，但該法徹底地將非洲裔美國人排除在外，剝奪了他們積累原始財富的重要工具。又如，1944年《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為白人提供失業保險、優惠貸款、教育及職業培訓等決定財富的關鍵福利，卻仍將非洲裔等群體邊緣化。

　　不僅是長期以來的經濟政策造成了難以彌合的種族不平等，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的美國多輪救助政策，也再次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導致美國國內民怨上升、種族撕裂。因此，部分美國政客推進“嬰兒債券”等較為激進的“均貧富”主張和做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還歷史欠賬，不僅能“博得眼球”，還能爭取更多少數族裔選民支援，鞏固政治基礎。

　　其次，種族財富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侵蝕美國經濟基石。

　　比收入分配不平等更為可怕的是財富的不平等和貧窮的代際傳遞。據美聯儲統計，截至2021年四季度，美國白人、非洲裔、拉美裔家庭財富規模分別為118.87萬億美元、6.32萬億美元和3.57萬億美元。白人家庭財富約為非洲裔家庭的18.8倍、拉美裔家庭的33.3倍。美國政策研究所預測，到2053年非洲裔家庭財富中位數將下降至0，而白人家庭財富中位數將提升至13.7萬美元。

　　眾所周知，私人消費是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種族財富差距以不可逆的方式惡化，將嚴重削弱私人消費能力，拖累美國經濟疫情後的復蘇和增長。因此，美國部分地方政府和政客也有一定動力推進“嬰兒債券”，布局美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和未來增長之路。

　　再次，民主的“裂變”正成為美國社會動蕩之源。

　　美國長期的種族歧視性政策不僅扼殺了經濟增長，而且給社區帶來了巨大痛苦，從根本上損害了美國真正的“民主”。尤其是，大量累積財富的少數人群可以在政治領域得到更多特權，破壞美國民主進程。

　　弗洛伊德案也引發美國各界的深刻反思，種族矛盾、階層對立似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這為實施新一輪調節“黑白矛盾”的政策提供了可行空間。美國加緊推進“嬰兒債券”計劃等所謂“創新式財富重塑和創造政策”，意在一定程度地緩和美式資本主義的根本性階級矛盾和種族不平等。

阻力重重

　　從積極方面看，“嬰兒債券”已經在有條件的州開始實行，且將會有更多地區加入。國會立法層面，關于“嬰兒債券”的討論也日趨積極。一旦鋪開實施，它將給美國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積極變化。

　　一方面，它可以顯著緩解種族間貧富差距問題。杜克大學報告顯示，如果按照參議員布克的倡議，在聯邦層面推出“嬰兒債券”，美國非洲裔公民財富中位數將從2900美元提升至5.7萬美元，白人財富中位數將從4.6萬美元提升至7.92萬美元，白人與非洲裔的財富差距將顯著縮小。

　　另一方面，可為美國經濟注入“年輕”動力。“嬰兒債券”將為美國年輕一代提供更多向上層階級“遊動”的機會。哥倫比亞大學報告顯示，“嬰兒債券”將使18～25歲剛剛步入大學和社會的美國年輕人，可以獲取的財富從2.9萬美元提升至7.7萬美元。這意味著，美國年輕人，尤其是貧困的年輕人可以擁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更多創造財富的資源，有利于提升美國的整體教育水準和潛在創新能力。

　　但也應看到，希拉裏·克林頓兩次提出“嬰兒債券”的概念以吸引選民支援，卻最終在經濟計劃主張中剔除了這一概念。拜登執政以來，也從未將“嬰兒債券”納入其關鍵經濟社會政策主張和執政議程。在美國推廣“嬰兒債券”顯然將遇到多重阻力：

　　一是資金問題。《美國機會賬戶法案》主張的“嬰兒債券”將使美國每年聯邦支出增加600億美元。在疫情對經濟影響尚未消退、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30萬億美元的情況下，“嬰兒債券”將加劇美國財政赤字壓力和債務負擔，必然導致美國政府國會、兩黨激烈博弈，法案推進會極為艱難。

　　二是種族撕裂。作為激進的“均貧富”工具，其計劃的推進資金主要依靠提高遺産稅、堵住資本利得稅收的漏洞等方式籌集，會損害白人精英階層的利益。在“白人至上主義”盛行的美國，一旦“嬰兒債券”計劃在聯邦和地方層面加緊實施，將會被視為對白人階層的反向歧視，加劇新的種族矛盾。這一症結將給“嬰兒債券”推進造成較大掣肘。

　　三是政治分裂。美國中期選舉將至，兩黨政治立場分化嚴重，均有自己的“政治正確”。預計與“嬰兒債券”相關的國會立法，將遭到共和黨保守勢力的強烈阻擊。此外，由于“重建美好未來”法案仍未能在國會最終“通關”，兩黨短期內恐無精力和政治意願探討“嬰兒債券”問題。

　　由此可見，當前“嬰兒債券”在美國雖然已有星星之火，但全面推進尚有很多障礙要克服。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來源：2022年6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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