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給城市造成了嚴重的損傷

    城市作戰作為一種重要的現代作戰樣式，隨著科學技術、戰爭理念的發展變革而不斷演進。

文/梁海軍 李炬 編輯/黃紅華

　　“築城以衛君，選廓以衛民”。縱貫古今，放眼世界，自從城市出現，圍繞城市的攻防戰，就在人類戰爭史上佔據了重要位置。城市作為一定區域范圍內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的中心，人們進行生産、生活、居住的聚集地，具有特殊的軍事價值和地位。

　　20世紀以前，由于城市發展規模不大，戰場地幅和戰略縱深相對較小，交戰雙方往往集中全部兵力圍繞堅固城池的攻防來決定一次戰役乃至戰爭的勝負。中國唐朝的睢陽保衛戰、南宋的襄陽保衛戰和釣魚城之戰，以及13世紀英王亨利三世圍攻貝德福德城、14世紀奧斯曼土耳其攻破拜佔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等，都是古代典型的城市攻堅戰例。

　　隨著經濟、科技加速向前發展，城市進一步擴張，預計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近50億，約佔世界總人口的70%。城市將成為區域乃至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戰略支撐，是交戰雙方必爭必保之地，軍事行動愈加會圍繞城市展開。城市作戰作為一種重要的現代作戰樣式，必將隨著科學技術、戰爭理念的發展變革而不斷演進。

城市逐漸成為重要戰場

　　城市戰被稱為“地獄裏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40%以上的重大戰役行動都發生在城鎮地區，著名的基輔攻防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柏林爭奪戰等對整個戰爭的進程與結局都具有重要影響。有關數據表明，二戰結束以來由各大國主導的世界范圍內300余次武裝衝突和軍事幹預行動，其中的90%涉及城市，城市能否有效奪控往往意味著戰爭的勝敗。近年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巴以衝突、敘以衝突等都帶有鮮明的城市戰特徵，對抗雙方主要作戰行動和爭奪的焦點都集中在城市。

　　現代城市是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工業基地等的集中地，是資金、人口、資訊、物資等迅速流通的樞紐，是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科學技術突進、文化事業繁榮的重要依托，是國家作戰體係的重點和關鍵。城市具有十分豐富的作戰資源，能夠為戰爭提供源源不斷的後勤補給、裝備技術，作為區域網絡通信和交通道路的樞紐，使之成為戰爭潛力的重要指標。一旦遭敵方破壞或控制，戰爭體係的功能和潛力將遭到毀癱，軍隊的生命線將被切斷，軍隊失去行動自由和主動權，導致國家資源、財富流失，影響軍心士氣、民心意志。

　　在伊拉克戰爭中，薩達姆政權雖然宣稱要讓美軍陷入巷戰的泥潭中，號召全民挖壕備戰，但卻始終心存僥倖，認為美國人並不會真的攻擊首都巴格達，城防準備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落到實處。然而美軍在戰爭發起前，經過深入的論證，認為只要拿下巴格達等主要城市，伊拉克戰事將很快結束，因此提出了“巴格達第一”速戰速決的指導方針，集中力量攻擊巴格達和伊拉克其他重要城市。在美軍“三非”作戰手段（“三非”作戰指非對稱交戰、非線性作戰和非接觸作戰，是對現代高技術條件下作戰特徵的總結）和多路向心奪佔的強勢進攻下，開戰僅20天，近500萬人口的千年古城巴格達即告陷落。隨著美軍陸戰一師遠徵部隊進入巴格達市區中心廣場，並攻奪薩達姆城，伊拉克人徹底失去了擊退美軍的意志，美軍由此掌握戰局的全部主動權。

城市攻防在立體多維空間展開

　　城市地上、地面、地下建築等復雜的空間結構，建築物、街區、路網、地下設施等多類型要素，使城市成為立體攻防的戰場。城市密集的建築物、復雜的街區是城市戰鬥的主要依托和戰場。工業廠房、倉庫等中低層建築，適合裝甲目標實施隱蔽突擊，也可以成為反坦克導彈、迫擊炮等裝備的射擊依托，高層建築為輕武器狙擊提供便利，也可以作為火炮、防空武器寬視角的發射陣地。發達的路網是城市作戰的重要通道，滿足攻守雙方展開快速攻擊、迂回、反擊、撤退等行動的要求，也是裝甲戰鬥車輛實施機動、突擊的條件，更是進行全縱深攻擊和各類後勤裝備補給的路線。

　　由于高大建築物、街壘、廢墟等阻隔、攔截各類車輛實施機動，路網是部隊最好的機動空間，進攻方為兵力兵器展開和後續發揮作戰效能，通常集中優勢力量爭奪道路控制權，防守方為阻滯對方機動以及尋求戰機反擊，綜合使用火力、兵力、障礙、工事等，結合道路實際，在交叉路口、立交橋等樞紐部位構建堅固防禦的支撐點，加強對道路的控制。

　　另外，地鐵、停車場、人防工程、隧道、下水道等現代城市地下空間，堅固性強、隱蔽性好，配套設施齊全，有良好的通風、給排水、照明、飲食等條件，且交通網絡發達，有的可以形成長達數十公里的地下街道網絡，這些都拓展了城市戰鬥的空間，使得戰鬥行動不再局限于地表和空中，更重要的是這些地下空間可以用來儲藏軍事物資、承載隱蔽指揮，為防禦者長期固守城市提供便利，成為守方憑堅據守的依托，同時也是攻方滲透突擊的秘境。

　　城市作戰空間的多維立體特徵，可以為多種戰術行動提供條件，防守方可以充分借助橋梁、樓房、廢墟等實施隱蔽、突然的遊擊、襲擊、狙擊、反擊、伏擊等，進攻方可以割裂防禦體係分區，採用封鎖、圍困、空襲、無人打擊等戰術。交戰、機動等多樣化行動可以在多維空間同時展開，使得立體化綜合對抗成為常見作戰樣式。

　　相比其他領域，城市作戰更能呈現混合戰爭的特徵，在進行目標奪控時不僅僅是單純的火力打擊，還伴有輿論戰、法理戰、心理戰、網絡戰等多種作戰方式，在組織進攻與防禦時綜合採取伏擊與反伏擊、空襲與反空襲、狙擊與反狙擊、封鎖與反封鎖、無人與反無人等多種行動。

　　城市作戰特有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決定了“得民心者勝”，如果不能有效宣揚自身行動的合法性、正確性，同時重視使用資訊戰、網絡戰、電磁戰等手段，加強準備，對于進攻方來説，將不得不置自身于守城方勠力同心、誓死捍城的壓力之下；對于防禦方來説，會陷入腹背受敵、內外夾擊的不利局面。

　　因此，城市作戰必須重視攻心奪志，強化震懾效應，發揮“軟戰爭”“混合戰爭”的效果，將作戰企圖放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心理威懾上，綜合使用物理硬摧毀和資訊軟殺傷，剝奪敵方的抵抗意志，達到守城、控城的目標。美軍在費盧傑之戰時，首先使用空地精準火力毀癱城內通信、網絡、電力等基礎設施，對城內軍民造成極大的心理恐慌，而後兵力突進，迅速實現作戰效果。

武器使用有限制

　　鑒于城市特殊的地理環境，其作戰模式以及武器使用都有自身鮮明的特徵。城市內縱橫交錯的道路將作戰區域自然分割成不同的街區，各街區內建築物林立、有大量的地下設施，既相互聯繫，又一定程度上各自獨立。進攻方的前進隊形被地形割裂，因此難以實施大規模的兵力集中作戰，各隊、組被分散在不同的街區、空中或者地下等多維空間實施相對獨立的戰鬥，近距離進行逐屋、逐街、逐路等爭奪。由于受街區地幅容量的限制，防禦方也無法在一定區域內配置較多兵力，只能依托橋梁、大型建築、交叉路口等構建防禦支撐點，以街區或大型建築為單位構建基本防禦組織，以營以下分隊規模為常態，比如一個班或者排來固守獨立建築物。

　　隨著裝備技術的發展，無人機、無人感測器、無人車等無人化、智能化作戰平臺憑借其隱蔽性、不懼危險、靈活機動等優勢，將進一步縮小城市作戰的力量規模，不同街區的作戰行動在網絡資訊體係支撐下有序推進，通過分散抵近預定目標以達成精確奪控之目標，進攻作戰的編組、保障等都必須服務于分散作戰、巷戰、近戰而展開。美軍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多次使用無人機觀察周邊地形，對對手實施有效精準打擊。

　　不過，城市特有的人造地形環境不可避免地會削弱信息化裝備的作戰效能，比如，偵察監視裝備因為櫛比鱗次的建築、街壘等無法進行實時高效的態勢感知；通信設備和作戰指揮平臺因為敵方專門的電磁壓制、建築物遮罩、民用電磁信號幹擾等，難以保持穩定的通信聯絡和安全可靠的指揮控制。此外，由于多個小規模作戰單元在多維空間多個方向進行獨立分散作戰，正規作戰和非正規作戰同時展開，空中作戰力量、地面作戰力量等多種作戰力量聯合作戰，傳統作戰力量和無人化智能化新型作戰力量共同參與，大大增加了協調關係的復雜性，對作戰行動難以動態控制，指揮員難以及時準確了解部隊整體行動情況，指揮協同難度變大。

　　街區、建築物、壁壘等限制也使雙方的火力殺傷范圍大幅縮小。進攻方難以及時發現和打擊依托地面建築和地下設施設防的守軍，密集的建築和交錯的道路限制了快速機動，建築阻隔和電磁幹擾影響其穩定通聯；防禦方同樣難以協同控制在多維空間以分隊為單位進行固守並伺機反擊的作戰力量，無法及時感知攻方行動展開的情況，因此也難以組織起高效的指揮協同。在索馬利摩加迪沙作戰中，盡管美軍裝備精良，但因“三角洲”部隊未能與接應部隊及時聯絡，各作戰力量之間也未能保持實時通聯，三架“黑鷹”直升機墜落，戰鬥目標終未能達成。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城市作戰政治性強、輿論導向要求高，而城市內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緊鄰，特殊敏感目標多難準確區分，一旦發生誤傷誤炸等情況，可能在道義上陷入被動，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制裁。

　　具體來説，城市內的合資或外資企業、外事機構、國際組織辦事機構等，直接關聯國際社會，經濟、政治敏感度高；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以及教派領袖等是廣大信眾的信仰和精神寄托，歷史名城、文物古跡等特定民族的歷史傳承標誌記錄著城市的文化和特色，這些一旦遭到破壞，會引起宗教、民族的反感和仇恨，導致宗教、民族矛盾激化，甚至爆發極端恐怖主義行動；城市居民賴以生存生活的供水、供電、醫院、學校等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居民住宅區等，一旦遭到打擊，會出現無辜平民傷亡、財産損失，造成民眾心理上的恐慌，激起民眾反敵情緒，不能妥善處理的話可能會導致全民抗擊，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風險，並遭受國際輿論壓力、軍事和經濟制裁等。對于這些特殊敏感目標，攻防雙方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粗放式”戰鬥手段進行奪控。

　　此外，憑堅據守、負隅頑抗之敵，也可能混在普通民眾之中，意圖趁亂逃脫，或者劫持外國人、國際組織人員、宗教領袖以及涉外重要資産等為“人盾”“人質”，進行膠著作戰或者作為談判的籌碼，迫使對方“投鼠忌器”。

　　基于以上考慮，城市作戰必須慎用兵力火力，根據不同的作戰情形靈活選擇合理的打擊方式，比如，選用精確制導彈藥，圍繞作戰目的嚴格控制作戰規模等，目的是把對平民及其他民用設施等可能造成的附帶損傷降到最低。

　　（梁海軍係陸軍指揮學院博士；李炬係陸軍指揮學院教授）

來源：2022年5月18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0期

《環球》雜志授權使用，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繫。

更多內容敬請關注《環球》雜志官方微博、微信：“環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