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標誌性雕塑“打結的手槍”前對記者發表談話

    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人類社會面臨的安全挑戰問題單似乎越來越長，越來越棘手。這種狀況不應再繼續下去了，因為這與歷史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同人類的安危福祉背道而馳。

文/淩勝利 編輯/吳美娜

　　當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給人類提出了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人類還未走出世紀疫情陰霾，又面臨新的傳統安全風險；全球經濟復蘇仍脆弱乏力，又疊加發展鴻溝加劇的矛盾；氣候變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補，數字治理等新課題又擺在我們面前。

　　新的時代議題呼喚新的全球安全治理體係。面對嚴峻挑戰，世界應該怎麼辦？

安全形勢日趨復雜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隨著各國之間交往不斷加深，國際社會理應更加相互依存，更加融為一體，形成休戚與共的安全共同體。然而，事實卻是當前全球安全形勢比以往更為復雜，首先表現為明顯的碎片化特徵。

　　一是全球安全觀念的碎片化。安全觀代表了各國對于安全威脅的認知，以及對于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安全合作的理解。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程度差異導致對安全的需求不盡相同，並擴大了全球安全認知的差異，更加難以形成統一的全球安全觀念共識。

　　二是全球安全治理機制的碎片化。雖然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全球安全治理上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各種地區安全組織、聯盟等同樣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彼此之間不乏機制上的衝突，總體安全機制的成效因此受到限制。

　　三是全球安全狀況的碎片化。目前，全球各地區的安全狀況差異明顯，一些地區傳統安全形勢嚴峻，國家之間的衝突激烈，國內戰爭慘烈；而一些地區已持續多年處在和平狀態，目前更多關注國內非傳統安全問題。

　　其次表現在安全主體更加多樣化。以往，主權國家是影響全球安全的主要行為體，也是既有全球安全治理機制的組成單元。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演變，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安全中的影響有所增強，比如跨國公司、宗教團體、非政府組織乃至一些重要個人，都會對全球安全事務産生重要影響。全球安全主體更趨多元化，使得構建多主體安全治理機制的必要性進一步彰顯。

　　再次，安全議題不斷增加。一方面是一些舊聯盟“陰魂不散”，並繼續強化，另一方面是小團體不斷涌現，加劇了緊張。盡管邁入新世紀已20多年，但一些國家依然奉行冷戰思維，篤信聯盟政治，使得軍事集團化現象不僅沒有弱化，近年來還有加強趨勢。比如，北約歷經五次東擴後仍不收手，導致大國地緣政治對抗加劇，引發地區衝突；作為冷戰時期的産物，“五眼聯盟”並未隨著冷戰結束而解體，而是伺機不斷強化軍事合作；美英澳、美日印澳等小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逆勢增強，嚴重加劇了亞太地區的軍事集團化現象，導致地區安全局勢趨緊。

五大挑戰交織並存

　　與此相關，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和平紅利效應存在邊際遞減現象，全球安全面臨的挑戰不斷增加，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科技發展、應用等引發技術失控的安全隱患呈上升態勢。科技的發展、應用等，本就存在令人不安的一面，一些國家之間的不信任以及企業之間的失序競爭等進一步增加了相應管控的難度。若某些先進科技為不法分子、犯罪團體或者是不遵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的某些國家所掌握，將對人類社會構成重大威脅。

　　二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引發的安全擔憂持續存在。為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國際社會已經制定了一係列條約，但這並沒有完全終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風險。當前一些生物、化學武器仍存在被非法使用的風險。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的核安全風險有所增加。大國在全球核戰略力量限制方面陷入不進則退的局面，全球核擴散問題的解決陷入僵局，大國之間的核威懾和核對抗不時出現，一些無核國家的擁核意願增強，這些都會引發地區和國際局勢的緊張。

　　三是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層出不窮。當前，國際社會中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依然存在，由種族政治、宗教衝突、貧富分化等引發的恐怖主義活動時有發生；先進科技加持下，恐怖主義活動變得更加隱秘和迅捷。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之間人員、資本、産品、技術等流動不斷增強，隨之而來的各種跨國犯罪問題，如金融詐騙、洗錢、走私、販賣毒品等也不斷增加。

　　四是面臨全球性疫情引發的綜合風險考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經濟危機爆發的風險進一步增加。不少國家出現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糧食緊缺等問題，個人及群體壓力不斷累積，各種社會矛盾顯著增加。政治安全風險也在累積，一些治理能力相對落後的地區和國家已經出現社會穩定問題和政局動蕩局面。隨著國際社會進入後疫情時代，各國政府的執政能力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

　　五是大國地緣對抗與戰略博弈風險增大。大國競爭加劇引發地緣政治危機，對國際安全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受大國競爭影響，美國等不斷強化聯盟體係。影響更為深遠的一面是，全球戰略力量的平衡有可能被打破，全球裁軍和軍控等問題的推進將面臨更大阻力。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4月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所言，“當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寧……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人類社會面臨的安全挑戰問題單似乎越來越長，越來越棘手。這種狀況不應再繼續下去了，因為這與歷史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同人類的安危福祉背道而馳。”

強化共識，共築未來

　　面對重重挑戰，該如何推動構建一個符合全人類利益的全球安全治理體係？

　　前提是加強全球安全觀念共識。凝聚共識，是緩解集體行動困境的核心所在。當今世界安全威脅日趨復雜，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日益多元，這也意味著需要在安全觀念方面實現革新，才能更有力地促進國際安全合作。

　　在這一問題上，國際社會是存在一些基本共識的，比如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則，各成員國在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不得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成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遵守這些共識，還需要凝聚更多安全觀念共識，並爭取轉化為強大的行動力量。

　　基礎在于大國協調。從歷史經驗看，大國之間的安全關係如何對于全球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一些國際熱點難點問題的解決，同樣離不開大國之間的協調。大國關係不睦，全球安全必將遭受嚴峻挑戰，尤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責任更加重大；大國協調不力，勢必影響全球安全治理。鑒于此，必須緩解大國之間的安全競爭，促進大國在安全問題上的協調合作。

　　關鍵在于完善安全治理機制。當前國際社會的一些安全機制，由于各種原因難以完全發揮作用，存在一些不完善和有待改進之處；在一些新的或經常被人忽視的安全領域，安全機制還有待建設和健全。

　　總之，全球安全治理體係離不開全球層面聯繫緊密而有效的安全機制的建設，但這種建設短期而言比較困難，各方行之有效的努力，多以雙邊、次區域或者地區層面的強化合作為主。面對如此境況，也不必太過悲觀，因為通過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加強，促進地區安全問題的有效解決，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提升全球安全的水準。

　　此外，國際社會還要在多層次、多領域的非傳統安全治理上加強合作。面對多樣化的非傳統安全挑戰，需構建多層次、多領域、多主體的綜合安全治理模式。鑒于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復雜性，不同議題的治理難度和需求差異明顯，相應治理手段需要循序漸進，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對于比較緊迫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等，盡快加強治理；對于並非緊急但在未來中長期內會産生重大影響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也要充分重視，防微杜漸。應指出的是，各國在合作實踐中不斷積累信任，相應的治理努力才會最終取得成效。

　　最後，繼續加強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聯合國的誕生，是兩次世界大戰慘痛教訓的結果。自成立以來，聯合國在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爭端、促進國際安全合作等方面，還是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的，甚至是無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我們面臨的全球安全形勢可能會更加嚴峻。相比于另起爐灶建設一套全新的國際安全組織體係，逐漸對這些國際組織做出改進、完善更為可取。

　　（作者係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2022年5月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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