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歡迎到訪的英國首相約翰遜

　　英國不願在大國競爭中扮演跑龍套的角色，但現實國情和實力難以支撐“全球英國”的戰略雄心。

文/曲兵 編輯/吳美娜

　　與沙特簽署協議成立戰略夥伴關係委員會、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漫步基輔”、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簽大單……近來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外訪活動不斷，高頻出鏡。在大國博弈和地區變局等話題持續“刷屏”之際，作為歐洲“大塊頭”之一且努力在國際舞臺尋找存在感的英國，到底在當今世界扮演怎樣的角色，影響力究竟如何？這成為了很多人心裏的疑問，也是英國自身長期以來的一大困惑。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最新報告《分裂世界中的“全球英國”》，就提及英國的世界角色問題。“全球英國”這個概念初現于英國“脫歐”公投啟動後，由當時身為英國外交大臣的鮑裏斯·約翰遜提出。時至今日，“全球英國”仍然是英國對外政策層面的核心關鍵詞，意思是英國要利用“脫歐”後重新獲得的自主權，維係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地位。

　　新的時代背景下，約翰遜政府會得償所願嗎？

從“三環”到“橋梁”再到“全球英國”

　　在帝國衰落之後，身份定位問題就成為英國這個國家揮之不去的愁思。二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蘇聯崛起，歐洲虛弱，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為扭轉英國的頹勢，提出了著名的“三環外交”思想。1956年，英國聯合法國、以色列向埃及發起軍事行動，遭到美、蘇等國反對，最後只能恥辱地撤軍。

　　蘇伊士運河危機後上臺的麥克米倫首相吸取教訓，認為英國應通過成為美國最好的朋友來發揮影響力。他同時認為，英國若想發揮對美國的影響力，應該在歐洲有所作為，遂于任內啟動了加入歐共體的進程。自此，英國將自身角色設定為歐洲和美國之間的橋梁，致力于同歐洲大陸和美國都保持密切關係。布萊爾時期在延續“橋梁外交”的同時，積極推進“樞紐外交”。2002年，布萊爾在印度工業協會發表演説，稱“英國雖然失去了大英帝國，但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英國可在當今國際舞臺上發揮“樞紐”作用。

　　2016年6月，英國全民公投決定退出歐盟。“脫歐”後的英國以何種角色立于世界？這首先要解決自身定位問題。公投後出任外交大臣的約翰遜提出“全球英國”的概念，其初衷是為了增信釋疑和鼓舞人心：對內，宣揚英國“脫歐”後有更光明的未來，盡力消弭“脫歐”派與“留歐”派之間的紛爭；對外，反駁國際上認為英國“脫歐”後將走向孤立主義的觀點，強調英國是堅定支援全球化的外向型國家。

　　“全球英國”得到時任首相特雷莎·梅的認可，成為英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梅執政期間與歐盟折衝樽俎，“全球英國”在國際事務中建樹不大。約翰遜2019年出任首相後，在全力“完成‘脫歐’”的同時，進一步用“全球英國”統領後“脫歐”時代的對外政策，不斷充實其內涵。

　　2021年3月，英國政府發布《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外交、安全、發展和防務綜合評估報告》，其中為“全球英國”設定的角色是“擁有全球視野、解決問題和分擔負擔的國家”。從“三環”到“橋梁”再到“全球英國”，無論措辭怎麼變化，英國認為自身是“全球大國”的定位沒有變化。

兩大重點領域

　　從英國官方文件、領導人説辭和近幾年的外交實踐看，“全球英國”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內容：維護支援“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際秩序，推動自由貿易，提升英國國際競爭力等。約翰遜政府尤其致力于打造“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和“向善的力量”這兩種角色，全力推進經濟外交和價值觀外交。

　　“自由貿易的擁護者”體現了英國人務實的一面。卡梅倫時期，遏制衰退、重振經濟成為英國政府壓倒一切的任務。為了招商引資，卡梅倫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很驕傲地帶著滿飛機的商人去訪問這個星球上最有活力的市場。”特雷莎·梅及約翰遜時期，英國政府將“全球英國”的優先領域放在自由貿易，希望盡快與歐盟、美國等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截至2022年初，英國已與70多個國家和地區達成自由貿易協定，覆蓋英國貿易額的64%。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説，貿易讓“全球英國”走上了正軌。

　　在重點方向上，英國的收獲卻頗為有限：與歐盟達成了條件並不優厚的自貿協定，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久拖不決，與中國的經貿談判甚至沒有啟動。為顯示“脫歐”紅利，英國又將目光投向了印度。2021年5月，英國與印度簽訂“增強的貿易夥伴關係協定”，提出在2030年前將兩國貿易額翻番。2022年4月21日，約翰遜啟動了“期待已久”的訪印行程。此訪的重要成果是，英國與印度簽署價值10億英鎊的雙向投資大單，雙方同意在10月完成自貿協定的主要談判。

　　“向善的力量”則主打“價值觀牌”，凸顯英國的軟實力。前任外交大臣拉布賦予“全球英國”更多的“道德”內涵，一再強調英國要成為全球“向善的力量”。2021年，英國推出“全球反腐敗制裁機制”，對俄羅斯、南非、南蘇丹及一些拉美國家的多名個人進行反腐敗制裁。現任外交大臣特拉斯也是意識形態挂帥，呼吁“提升民主國家的吸引力”，在世界建立一個“自由網絡”。

　　英國政府的“價值觀外交”在今年2月俄烏衝突升級之後表現得淋漓盡致。約翰遜將援烏抗俄上升到“維護西方民主”的高度，稱俄羅斯的行為對西方“民主制度”構成嚴峻挑戰，英國“將永遠為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挺身而出”。英國政府向烏提供一係列經濟、軍事援助，約翰遜幾乎天天與澤連斯基通話，並親訪基輔。在制裁俄羅斯方面，英國更是異常積極，率先宣布停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敦促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黃金儲備，被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稱為“一切反俄事務的帶頭人”。總之，當“脫歐”後英國面對的首場重大地緣政治危機來臨時，約翰遜極力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並體現其特色。

三大缺陷掣肘

　　“全球英國”的戰略目標是保持甚至擴大英國的全球影響力，但影響力首先建立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基礎上。英國不願在大國競爭中扮演跑龍套的角色，但現實國情和實力難以支撐“全球英國”的戰略雄心。約翰遜政府的財政狀況捉襟見肘，只能拆東墻補西墻，通過削減對外援助資金彌補國防開支的不足。英國航母到亞太蹭熱點，卻難掩“借用美國飛機填充航母甲板”的尷尬。

　　作為一種角色定位，“全球英國”充滿自信，甚至被賦予了復興大國榮光的寄托；作為一種對外戰略，“全球英國”在設計上有明顯缺陷，因此在實踐中受到種種制約。

　　一是失去歐盟的戰略依托。英國近年來將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脫歐”上，卻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歐盟目前是而且還將繼續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能夠憑借巨大的單一市場和強大的規則制定能力，在對外貿易談判中為成員國爭取利益。失去歐盟這個“力量倍增器”，英國在對外貿易談判中少了很多底氣。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就指出，“印度是出了名的難對付的談判夥伴，英國的官員們將知道（與印度達成自貿協定）有多麼困難。”

　　二是無法改變對美國的依賴。受歷史慣性及價值觀等因素影響，英國在外交和安全事務上追隨美國，“脫歐”加劇了這個趨勢。為了迎合美國，英國有時甚至扮演“為虎作倀”的角色。“特殊關係”也是“剃頭挑子一頭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將英國與歐盟同等對待，對英國的鋼、鋁産品加徵關稅。從阿富汗撤軍更是顯示英國無法通過遊説影響美國的決策，其結果是“要麼跟著美國走，要麼被美國拋棄”。

　　三是對華關係陷入僵局。“脫歐”後的英國一方面希望大力開拓中國市場並繼續吸引中國投資，另一方面又在新冠肺炎疫情、香港、華為、新疆等問題上對中國發難，為中英關係制造障礙。英國前國務大臣、首相的弟弟喬·約翰遜憂心地指出：“如果我們在硬‘脫歐’之後再來個‘脫中’，那麼‘全球英國’將是一架兩個引擎都掉了的飛機。”

　　英國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上述局限，為了實現“全球英國”的戰略目標，它也在調整對外政策的手法，比如，盡量避免單打獨鬥，而是推動“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經貿、技術、安全或政治聯盟，以協調應對外部挑戰。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英國與美國、澳大利亞建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這種做法拉低了“全球英國”的價值，不僅無助于英國維係自身安全，還可能助推世界走向陣營化對峙。如果英國不能擺脫其“小圈子”思維、陣營化做法，不能或不願對外為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所謂“全球英國”就只會停留在夢想。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2022年5月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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