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6日拍攝的美國紐約曼哈頓一角

    近年來，美西方國家對外大肆推行經濟制裁，將跨國公司作為參與國際博弈的工具，聯合或迫使本國的跨國公司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跨國公司在國際博弈中的工具化趨勢日益凸顯。

文/徐秀軍 編輯/吳美娜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在國際舞臺上始終扮演重要角色。隨著大國博弈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尤其是巨頭企業頻頻成為輿論熱議焦點，並深刻影響國際關係格局及其未來走向。理解當今時代的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越來越不可忽視跨國公司在國際博弈中的特殊角色。

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源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對外擴張和延伸。早在17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在全球的各個角落，充斥著資産階級對産品市場不斷擴張的需求。它必然到處安家築巢，到處建立聯繫。”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只要條件成熟，資本就會推動世界性的生産和交換活動，並從中獲取經濟利益。隨著資本積累的逐步增加和資本輸出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應運而生。

　　因此，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也是資産階級通過支援和參與對外擴張來獲取財富的一種組織方式。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跨國公司，主觀上有在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時攫取利益的強烈動機，客觀上也推動了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更加有效的配置，從而提升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效率。

　　一方面，跨國公司是世界市場的開拓者。其將開放的市場經濟理念和先進的組織管理模式擴散到世界各地，將擁有不同資源稟賦的國家和地區納入全球大市場，並使其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推動建立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供應鏈、産業鏈和價值鏈。

　　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是國內國際市場對接的橋梁。跨國公司通過推動各個國家和地區市場之間的深度對接和融合，加強了各國同國外市場的聯繫，從而有力推動了國際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特別是加速了不發達國家的經濟開放。

　　發展到今天，跨國公司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和載體。2021年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企業統計數據顯示，上榜企業在2020年的總營業收入約為31.7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內生産總值（GDP）的三分之一。

　　近年來，一些國家保護主義盛行，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跨國公司的海外生産經營活動有所收縮，其在海外的資産、營業額和員工佔比均有所下降。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2021年世界投資報告》，2020年全球前100名最大的非金融類跨國公司的資産總額為17.924萬億美元，其中海外子公司資産為9.639萬億美元，佔比約為54%，比2018年下降4個百分點；總營業額為9.493萬億美元，其中海外子公司營業額為5.335萬億美元，佔比約為56%，比2018年下降4個百分點；員工總數為1957.1萬人，其中海外子公司員工總數907.6萬人，佔比約為46%，比2018年下降7個百分點。跨國公司的運作與發展情況日益成為國際博弈的“晴雨表”。

深刻反映世界經濟實力結構演進

　　跨國公司實力是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反映。在跨國公司發展過程中，發達國家在投資區位和品牌塑造等方面佔據先發優勢。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技術、産品和服務方面長期擁有較強的競爭力，甚至在很多行業和産品上擁有無可替代的壟斷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起步晚，並且往往還要受到已有跨國公司的制約和阻礙。這總體上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徵。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數量和規模上佔據絕對優勢。1955年《財富》雜志推出500強排行榜時，由于主要跨國公司均在美國，因此當時上榜企業僅限于美國。1995年，《財富》雜志開始推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但上榜企業絕大多數來自發達國家。

　　在1996年的榜單中，美、日、法、德、英等7個發達工業國家的上榜企業數量佔比超過85%，只有少數幾個企業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美國和日本的上榜企業數量最多，分別為153家和141家，反映了兩國在世界經濟中分列前兩大經濟體這一“時代特徵”。

　　進入21世紀後，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跨國公司的分布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大批來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不斷發展壯大，並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21年《財富》雜志發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上，中國共有143家公司上榜，這反映出中國經濟規模的快速提升。

日益站在國際博弈前沿陣地

　　作為世界市場的主要行為體，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可促進生産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給世界經濟創造活力。因此，現代市場體係鼓勵和保護各種經濟主體的公平競爭。但是，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並不必然帶來世界市場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跨國公司為了在全球范圍內獲取盡可能多的投資回報，往往通過逃避國家的“約束”和“治理”來減少自身應肩負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巨型企業還往往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對大量財富和資源的控制權，推動全球經濟權力乃至一部分政治權力從主權國家向世界市場轉移。這使得跨國公司與主權國家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博弈。

　　為了打壓競爭對手，近年來美西方國家對外大肆推行經濟制裁，將跨國公司作為參與國際博弈的工具，聯合或迫使本國的跨國公司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跨國公司在國際博弈中的工具化趨勢日益凸顯。一方面，跨國公司成為一些國家打壓和制裁競爭對手的工具；另一方面，一些國家通過打壓競爭對手的跨國公司削弱對方的力量並獲得競爭優勢。

　　當前，國際經濟制裁名目繁多，制定制裁政策的機構也很多，制裁措施的最終實施多數都落到了跨國公司的頭上。以美國為例，其制裁機構及制裁名單主要有：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的被拒絕人名單、未核實名單（也稱未經驗證名單）、實體名單、“最終軍事用戶”名單，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産控制辦公室（OFAC）的特別指定國民名單（SDN）、代理行和通匯賬戶制裁名單、外國制裁規避者名單、行業制裁識別名單，美國國務院國防貿易管制局的軍備出口管制法禁止名單，美國國務院國際安全暨防核武擴散局的防擴散名單等。

　　在被列入經濟制裁名單後，對方跨國公司的業務受到嚴格限制，同時本國跨國公司也不得與其開展相關業務。隨著國際經濟制裁的盛行，跨國公司日益站在國際博弈的前沿陣地。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來源：2022年4月20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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