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樓蘭古城考古發掘品-棕地彩漆杯

    樓蘭考古所獲文物和文獻材料，填補了樓蘭考古工作的諸多空白，更讓中國學者在樓蘭研究上有了發言權。

文/《環球》雜志記者 劉詩平 編輯/姚依娜

　　由中國考古學家編寫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一書，近日由鳳凰出版社出版。該書將新中國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樓蘭考古與發掘，翔實地呈現于世人眼前。這是告別外國探險家在樓蘭劫掠或挖寶式發掘後，中國考古工作者開展的新中國首次樓蘭考古，目的是探尋消失的樓蘭古國之謎、再現絲路歷史風雲。

　　3月21日，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在北京聯合舉辦新書出版專家座談會，學者們暢談樓蘭考古與絲路研究。樓蘭考古所獲文物和文獻材料，填補了樓蘭考古工作的諸多空白，更讓中國學者在樓蘭研究上有了發言權。

新中國首次樓蘭考古發掘

　　1980年4月14日，第一個進入羅布泊的女考古學家穆舜英一行，在羅布泊鐵板河三角洲的一座墓地，發現了“樓蘭美女”——一具出土前已沉睡沙海3800年、依然保存完好的女屍。

　　同行的中央電視臺記者屠國璧後來寫道：“慢慢揭開毛織的面紗，取景框裏清清楚楚地出現了一位女人面部的特寫：略長形的臉龐，長長的睫毛和完整的雙眉，高高的鼻梁，眼窩深陷，顴骨較高，下頜尖尖，嘴唇微啟，露出完好的牙齒。……剛剛揭開面紗時，皮膚黝黑、發亮，用手輕輕一按，還略有彈性。”

　　隨著央視與日本NHK合作拍攝的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播出，發現樓蘭古屍的消息迅速傳遍世界。

　　穆舜英正是1980年樓蘭考察隊從敦煌進入樓蘭的東路隊的隊長。此時，從新疆馬蘭基地進入樓蘭的西路隊，正在樓蘭古城進行考古發掘，隊長便是《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編寫者侯燦。兩天後（4月16日），東路隊到達樓蘭古城，兩隊會合，東路隊考古隊員加入發掘行列，央視繼續拍攝。4月22日，所有人或乘直升機、或徒步、或騎駱駝離開樓蘭古城。

　　新中國首次樓蘭考古，正是源于中日合拍紀錄片《絲綢之路》。

　　改革開放後中日首次合作拍攝的這部紀錄片，由于從敦煌到樓蘭段荒漠廣布，與世隔絕，因此由中方獨自拍攝。1979年6月，央視邀請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協作考察樓蘭古城。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沒有一位考古學者有機會進入樓蘭，研究人員對此自然是求之不得。

千年古國，重見天日

　　樓蘭，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地處塔裏木盆地最東端，與敦煌鄰接，是西域的一個重要王國。然而，這個絲路重鎮在西元5世紀後突然消失無蹤，繁榮的樓蘭綠洲成了一片荒漠。

　　樓蘭再次出現在人們視野，已經是1500多年後的20世紀。

　　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一行在羅布泊考察時，維吾爾族向導艾爾迪克偶然發現一座古城。次年，斯文·赫定來到古城挖掘，收獲了大量文物。在他帶回歐洲的文物中，包括150多件漢文簡、紙文書。研究發現，至少17件漢文書中有“樓蘭”二字，出現在從樓蘭寄出或在樓蘭接收的信函中。這座古城，正是《史記》曾記載、後來消失了的樓蘭古城。

　　樓蘭的發現，震驚了世界。

　　被斯文·赫定吸引來到樓蘭、離開後帶走大量文物的，是英國探險考古學家斯坦因。1906年，斯坦因來到樓蘭古城，收獲滿滿。1914年，他重返樓蘭，再次獲得大量珍貴文物。

　　被斯坦因吸引來到樓蘭的，是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1909年，這位沒有受過任何考古訓練的年輕僧人來到樓蘭古城，獲得不少文物，包括著名的“李柏文書”——前涼王朝駐扎在樓蘭的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一封重要信稿。

　　外國人來到樓蘭之後，把所獲文物帶出國門，據此進行研究。文物流失令人傷心，研究落于人後更令人扼腕。

　　1927～1935年，中國和瑞典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開展多學科綜合考察。中外考古學家先後進入樓蘭境內，中方學者黃文弼在土垠遺址掘得極具價值的漢代木簡，瑞方學者貝格曼在小河遺址發現了保存完好的木乃伊。黃文弼是第一個在羅布泊地區發掘的中國考古學家，但受河水阻擋沒能進入樓蘭古城。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地區成功爆炸，樓蘭成為軍事禁區。

　　因此，1979年，能夠借助央視拍攝紀錄片的機會進入樓蘭考古，對考古工作者來説無疑是一次難得的機會。為確保考察成功，新疆社科院考古所人員在1979年先後從空中和地面對樓蘭古城進行了兩次先遣考察。地面考察時，在孔雀河北岸發現古墓溝墓群。王炳華等人在這裏發掘了42座古墓，其中6座“太陽墓”最引人注目。

　　兩條進入樓蘭古城的道路已經清晰：一條從敦煌出發，沿著古代絲綢之路，進入羅布泊，到達樓蘭古城；一條從馬蘭基地前往孔雀河北岸，越過幹涸河道抵達。

　　1980年，《絲綢之路》正式開拍，樓蘭考古揭開新的一頁。考察隊員兵分兩路，東路隊穆舜英為隊長、央視攝像同行，4月1日從敦煌出發，向樓蘭挺進；西路隊侯燦為隊長，3月27日從馬蘭基地沿上一年考察路線進入樓蘭古城。

　　新中國的首次樓蘭古城考古就此拉開序幕。

樓蘭考古新發現

　　侯燦帶隊進行的樓蘭古城考古發掘，是繼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後唯一有組織的樓蘭古城考古發掘。

　　樓蘭古城今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與若羌縣城直線距離220公里。樓蘭古城被千年風沙侵襲，如今城中只剩殘缺的佛塔、城墻、宅院和“三間房”遺跡。考古隊員重新測定樓蘭古城的位置在東經89°55′22〃、北緯40°29′55〃，四面城墻約長330米，總面積10.82萬平方米，基本呈正方形。這些新的測量，糾正了斯文·赫定、斯坦因測量的誤差。

　　“這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沙漠考古，填補了我國考古工作者以往沒能進入樓蘭古城發掘的空白，並且糾正了既往學者的一些認識。”出版《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鳳凰出版社社長倪培翔説。

　　翻閱這部考古報告，可見內容之豐富：除了重測城址范圍、城墻建築，還發現了由城西北流向東南的古水道；考察了城中佛塔、房屋遺址，測量了城內大小院落；發掘清理了城郊的平臺墓地和孤臺墓地；收集到1004件文物……

　　“可以説是幸運之神降臨在侯燦先生身上。”北京大學歷史學係教授榮新江説，樓蘭考古殊為不易，短短20天做了這麼好的調查和發掘，獲得大量有價值的文物，比如發現的戒指，與絲路貿易有關；發掘的一批銅器、漆器，顯示中原文化向西傳播；發現的一枚貴霜錢，同樣是中外交流的見證；大量簡、紙文書有多方面的價值。樓蘭的文字寫在木簡和紙上，簡、紙在同一時空並存，為研究中國書寫材料從簡向紙過渡的歷史提供了文物資料。

　　“侯燦先生清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翻過的樓蘭古城裏的垃圾堆，依然發現了許多漢文文書殘紙。”參加了1979年冬樓蘭考察的中科院地理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王守春説。

　　斯文·赫定1901年在古城“三間房”東間挖到了一些簡、紙文書。斯坦因1906年和1914年兩次在此挖掘，同樣挖獲不少簡、紙文書。他們各自誇口。斯文·赫定説：“房間內的東西，甚至小到一粒谷粒，都被我們無一遺漏地清理出來，一直清理到下面的堅硬的原始地面。”斯坦因説：“許多寫有文字的紙片和木片被我們完全徹底地發掘出來。”但是，中國考古隊員在他們掃蕩了三遍後，依然清理出了一件紙文書，以及絲絹、棉布等文物。

　　事實上，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這裏挖寶式的發掘，破壞了古城的部分遺存，並為後來的考古工作增加了困難。

　　《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在關于古城東北區的發掘部分中寫道：“我們這次調查是在他（斯坦因）挖掘擾亂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增加了我們工作的困難。同樣，斯文·赫定在1901年的挖掘，也給遺址的調查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加之斯文·赫定沒有考古學的素養，他對遺址的考察和描述，往往又是含混不清或模糊不明的，甚至方位上也有錯誤的地方。”

　　來此踏查發掘過的外國人中，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獲得了一些文物，包括著名的“李柏文書”。但即使如此重要的文書，橘瑞超連文書出土地點等也沒有記錄，導致後來的研究出現混亂。

　　斯文·赫定在挖掘時，用獎賞的方式激勵所雇工人挖獲文物。他在《我的探險生涯》中寫道：“那幢房子（“三間房”）的形狀如同馬廄似的，有三個向外的馬槽。毛拉（斯文·赫定所雇挖掘人）在靠右（即東間）的那個馬槽式的房間中找到一片寫有中國字的紙片，因此得了獎賞。”

　　三人中，斯坦因是著名考古學家，但是他的挖掘同樣馬虎潦草。在城郊的孤臺墓地，中國考古隊員在他挖掘過的一座幸存墓葬中，發現了珍貴的彩繪漆器和4枚五銖錢，以及眾多絲毛棉織品。

　　在另一座出土了大量錦繡的墓葬中，斯坦因及其雇工僅挖了其中一段，拿走了不少絲織物，完整的墓葬形制卻沒有搞清楚。等到中國考古隊員把墓穴揭開，將墓室兩端出土的織物和斯坦因發表的資料對比，發現不少織錦不僅品種一樣、圖案色彩相同，甚至可以拼接。

中國學者有了發言權

　　“侯燦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之後，第一批從事樓蘭考古的新疆考古工作者。他所主持的樓蘭古城考古發掘工作，獲得了非常豐富的文物和文獻材料，填補了我國考古工作的某些空白，使得我國學者在樓蘭研究上有了發言權，並為國際學術界所矚目。”榮新江説。

　　1980年田野考古結束後，侯燦開始執筆撰寫他所主持的樓蘭考古報告。1987年3月，《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完成，但是一直未能出版，2016年侯燦去世也沒能見到該報告出版。

　　“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遲至今日才出版，但這依然是繼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後最新的樓蘭考古報告，為樓蘭考古發出了中國聲音。”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孟憲實説，樓蘭是國際關注的焦點，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時代過去了，樓蘭考古研究該聽聽中國的聲音了。

　　王守春認為，新出版的報告在測量，細石器、古水道的發現，墓葬考古發掘等方面超越了斯坦因關于樓蘭的考古報告，所獲文物豐富了人們對樓蘭史前以及漢晉時期的歷史認識。

　　1930年代兩入羅布泊的黃文弼，是第一位深入羅布荒漠的中國考古學者，他的《羅布淖爾考古記》是關于羅布泊的首個有國際影響力的考古報告。孟憲實評價道，《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出版，是中國學者沿著黃文弼的羅布泊之路，進入樓蘭遺址核心區考古的一個新的裏程碑。

　　“1979～1980年第一代新疆考古工作者揭開了新中國樓蘭考古新的一頁，為構建‘樓蘭學’奠定了重要的學術基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文瑛説，繼王炳華先生的《古墓溝》考古報告2014年出版之後，《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是新疆文物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它們的出版，為1979～1980年樓蘭田野考古劃上了圓滿句號。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來，樓蘭地區有了一些新的考古發掘和考古發現。隨著發掘資料整理工作的推進，樓蘭地區考古必將取得新的成果。

　　金色夕陽下，樓蘭高大的佛塔和“三間房”蒼茫肅立。一座廢棄的荒漠古城，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思索。曾經的絲路重鎮，為何成了一片廢墟？曾經煙波浩渺的羅布泊，為何成了幹涸的荒灘鹽漠？人類生存、發展與自然環境應該如何相處？

　　“對于今天的學術界，特別是關注生態環境對人類影響問題的考古、地理、環境、歷史、氣候等多個學科的學者，樓蘭都是一個極富吸引力的所在。它引發國內外諸多學者多年來努力鑽研，成為一個國際上持續不斷的熱門話題。”榮新江説。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説，這部考古報告的出版，必將進一步推進樓蘭研究。樓蘭始終受到國內外學界關注，樓蘭之謎依然有待繼續破解，揭示樓蘭文明需要各界共同努力。“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21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賦予這首詩以新的意義，使樓蘭研究迎來新的發展。

　　（本文圖片由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提供）

來源：2022年4月6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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