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排中）在東京的首相官邸率閣僚合影

    對於日本“擺脫戰後束縛”可能産生的危險後果，國際社會恐怕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

文/項昊宇 編輯/吳美娜

　　3月2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防衛大學畢業典禮的訓話中稱，俄烏衝突“可能演化為二戰以後世界和日本最大的危機”，“日本不能排除任何選項，需要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量”。

　　2月27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公開發表“核共享”言論，挑戰日本戰後“核禁區”。安倍當天在一檔電視節目中提出，鋻於俄烏局勢，日本應討論類似部分北約歐洲成員國和美國的“核共享”政策，即美國在盟國基地部署核武器並在發生緊急情況時由盟國戰機搭載使用。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公開&&，未來要將防衛預算提升到國內生産總值（GDP）的2%左右……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新一輪擺脫“戰後束縛”的衝刺已經起步。

　　如果從1952年4月生效的《舊金山和約》算起，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回歸”國際社會已經整整70年。但無論是在日本國內政治語境中，還是在國際社會的觀感中，日本至今未能走出“戰敗”陰影。“擺脫戰後體制”，恢復國家的“自信與尊嚴”，一直是日本保守派政治精英孜孜以求的國家戰略目標。而在這種政治意志背後，卻潛藏着扭曲的邏輯和危險的動機。

“戰後體制”何以成為“戰後束縛”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後，在由美軍組成的“駐日盟軍司令部”主導下完成戰後重建，逐步建立起所謂的“戰後體制”。這一體制的內核就是1947年實施的《日本國憲法》，即人們通常説的日本和平憲法。

　　一方面，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美國對日本進行了民主化改造，通過主導制定和平憲法，給日本“戰後體制”植入了“和平主義”底色和美式“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出於對蘇冷戰的需要，美國對日本的“戰後處理”並不徹底，不僅沒有徹底清算戰爭責任，還鼓勵日本重整軍備，使日本“戰後體制”成為美蘇冷戰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出於維護“國體”、恢復國內經濟、所謂的“防範共産主義”、回歸國際社會、逃避戰爭責任等考慮，或主動或被動地配合了“戰後體制”的構建。

　　在國家政策層面，日本的“戰後體制”主要表現為和平憲法所確立的“專守防衛”政策取向，其核心是憲法第九條中關於“不保持軍力、放棄發動戰爭”的規定。根據這一原則，日本在戰後只能有限度地發展防衛能力，防衛開支長期不超過國內生産總值的1%，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核武器）以及“武器出口三原則”等一系列自我軍事約束。

　　客觀地看，這種以“和平主義”為核心的“戰後體制”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戰後日本的和平發展道路，為其經濟騰飛奠定了社會基礎。但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盛極一時，其長期壓抑的“政治大國”訴求重新抬頭。

　　同時，隨着“保守與革新”對壘的政治格局走向瓦解，日本政治右傾化不斷發展，保守勢力主導政壇。在此背景下，基於和平憲法的“戰後體制”，逐漸被以日本右翼為代表的群體視為日本“大國進程”中的“絆腳石”，種種軍事活動限制更是被其視作阻礙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嚴重束縛”，右翼保守勢力對此一直如鯁在喉，必欲除之而後快。

“修憲”背後隱含的真實動機

　　實際上，日本掙脫“戰後束縛”的訴求，早在1955年自民黨成立之初就已出現，多年來一直以“積少成多”方式在逐步推進。其一方面表現為以自衛隊為代表的軍事力量的重建和壯大，尤其是冷戰結束後，自民黨政權通過修改“憲法解釋”和安保立法等方式，相繼實現自衛隊走向海外和解禁“集體自衛權”，使日本自衛隊在國際社會逐漸“脫敏”；另一方面表現為部分勢力對日本侵略歷史的淡化、美化甚至“翻案”等操作。多年來，日本政客在歷史問題上錯誤言行層出不窮，教科書、靖國神社、“慰安婦”和強徵勞工等歷史問題因此不時升溫，日本與中韓等鄰國圍繞歷史問題的矛盾摩擦不斷出現。

　　在日本右翼勢力看來，導致日本“不正常”的根源在於和平憲法，日本擺脫“戰後束縛”的目標最終只能通過修憲才能實現。儘管保守勢力一直在伺機推動，但由於戰後日本社會“和平主義”思潮深入人心，修憲主張始終未能成為主流。安倍晉三作為“修憲派”領軍人物，在任多年也未能推動修憲邁出實質性步伐。

　　在此背景下，被視為“鴿派”的岸田文雄上&後卻高調提倡修憲，其在今年3月的自民黨大會上更是聲稱要將修憲作為“重要課題”來抓，難免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有分析認為，岸田此舉主要是為了爭取保守勢力支持，以迎戰今年夏天的參議院選舉，鞏固執政地位。但外界的確需要正視一點，即隨着日本政治右傾化和社會保守化的加劇，修憲正逐漸得到日本社會各界的多數認同。日本前外務省官員孫崎享指出，目前日本政壇右翼已不是少數派，日本政治右傾已十分嚴重，這令人擔憂。

　　儘管如此，日本要想成功修憲仍有多重門檻要邁過。首先，正式修憲案提出後需要眾參兩院各2/3以上多數票贊成才能通過，然後提交全民公投，得到過半數支持才能成立。目前在眾議院，自民黨、公明黨、日本維新會等所謂“修憲勢力”超過2/3議席，但在參議院的議席尚不達線。其次，即便國會能達到2/3修憲門檻，但各黨派要圍繞修憲內容達成一致並非易事。例如，自民黨極力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但執政夥伴公明黨出於“和平主義”立場對此極為慎重，認同修憲的在野黨也各有不同主張。總體而言，日本要實現修憲，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修憲本是一國內政，但日本修憲問題具有不同於他國的敏感性和外溢影響。和平憲法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産物，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象徵之一。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卻認為這是佔領軍強加於日本的，視其為“眼中釘”，主張只有通過“自主制憲”才能恢復國家自主與尊嚴。這一主張背後潛藏的邏輯是對戰後東京審判的不服，與右翼勢力的錯誤歷史觀一脈相承。

　　在日本一些政客看來，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需要抹去“戰敗國”痕跡，為此對內要完成修憲，關鍵在於修改憲法第九條，以名正言順地擁有軍隊，強化“自主防衛”能力；對外要推動刪除《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使日本擁有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而較之於上述訴求，其更具隱蔽性的目的在於改變戰後國際秩序的底層邏輯。在近年來的日本官方敘事中，反復宣揚日本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捍衛者，指責中俄等國“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其實質是要用美國霸權主導的“自由民主秩序”敘事來偷換概念，以取代“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擺脫“戰後束縛”暗藏多重風險

　　縱觀日本近現代史，渲染外部危機向來是日本戰略精英推動國家變革的不二法門。當前一些地區衝突的升級，為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推動“擺脫戰後束縛”的“國家正常化”進程提供了新“契機”。可以預見，在國際和地區格局深刻演變的當下，日本國內有關動作將帶來多重風險。

　　一是民粹主義進一步抬頭，日本政治面臨極化風險。日本自民黨從小泉純一郎時代的“劇場政治”開始，逐步轉向為民粹政黨，渲染外部威脅和煽動對抗情緒成為其爭取民意支持的重要手段。在此風潮下，日本政界眾口一詞主張對外示強，發展自主防衛，而主張正視歷史、堅持和平發展、改善近鄰關係的左翼力量幾乎趨於消亡。保守勢力主導政壇、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政壇格局下，日本政治日益喪失多元包容色彩，失去溫和理性的聲音。

　　二是加劇地區局勢緊張，刺激軍備競賽升級。冷戰結束以來，日本政府通過“政府見解”等方式已逐步架空和平憲法。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等國際機構的排名，日本軍力位居全球第六，日本自衛隊早已是實力強大的一流“軍隊”。在所謂的“專守防衛”方針之下，除了洲際導彈、戰略轟炸機、攻擊型航母不能擁有外，號稱“防禦”目的的直升機航母、F-35戰機、宙斯盾戰艦等具有強大攻擊力的最先進武器裝備都已配備。

　　一旦失去和平憲法制約，日本憑藉強大的科技積累和工業實力，將可以不受約束地發展進攻性軍事力量，甚至廢除“無核三原則”。這些變化將嚴重衝擊地區戰略穩定和軍力平衡，引發周邊國家爭相效仿和競爭。

　　三是深刻影響日本國家發展走向。近代以來日本幾度大起大落，多次孤注一擲“豪賭國運”，對外戰略中非理性衝動往往取代理性抉擇，表現出“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傾向。當前的日本，對內面臨少子老齡化等深層次制約，對外面臨新興國家的競爭擠壓和國際局勢的動蕩干擾，“內憂外患”刺激下，再度面臨迷失發展航向的危險。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擺脫戰後束縛”的危險指向，集中體現在對華戰略上。當前中日利益&&空前緊密，中國的和平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日本政壇和主流媒體中，卻充斥着極為落後片面的對華認知誤區和各種扭曲心態，竭力渲染所謂“中國威脅”，公然鼓噪“對華防範競爭和牽制”，導致日本民眾對華反感情緒加劇，這種輿論操縱基本上相當於戰爭動員的效果，不免讓人嗅到一絲似曾相識的危險氣息。對於日本“擺脫戰後束縛”可能産生的危險後果，國際社會恐怕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來源：2022年4月6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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