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在英國溫莎，哈裏王子與妻子梅根在婚禮結束後乘車離開

    多項全球性研究顯示，碳排放水準存在顯著的“貧富差距”，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均如此。

《環球》雜志記者/沈敏

　　無論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裏略顯枯燥的數據，還是各國政府、各碳排放單位發布的減碳計劃，或是學者們的研究著述，似乎都很難讓普通人提起探究“減碳”知識的興趣。許多人似乎更熱衷于追逐歐美名流、明星中的“環保先鋒”。

　　然而這些“環保先鋒”一場場集會、演講的背後，卻隱藏著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富國、富人往往是歷史上和現實中的碳排放大戶，其高排放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氣候變化代價，卻由發展中國家、低收入階層來承受。

富人的碳足跡，遍布海陸空

　　碳足跡，是指企業機構、活動、産品或個人通過交通運輸、食品生産和消費以及各類生産過程等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的集合。碳排放越高，意味著耗費能源越多。就個人而言，則通常意味著更奢侈的生活，比如大部分富人的“標配”：豪車、豪宅、豪華遊艇、私人飛機、頻繁旅行……

　　以英國哈裏王子和妻子梅根為例，這對夫婦宣布“退出”英國王室後，並沒有放棄王室成員的風光，他們著力打造的新公眾形象是“環保鬥士”。他們奔波于世界各地參加各種環保主題活動，發表關于“如何延緩氣候變暖”的演講；他們警告公眾，日常生活中“幾乎每一項活動”都會增加自己的碳足跡，包括衣食住行。然而，他們並沒能身體力行。

　　這對夫婦搬離英國後，住進美國洛杉磯一處佔地2200多平方米、擁有8間臥室的豪宅；座駕是一輛大排量的運動型多功能汽車（SUV）；他們搭乘私人飛機前往世界各地度假、探親或參加公眾活動。英國前議員諾曼·貝克替他們算過一筆賬：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哈裏夫婦至少有過21次搭乘私人飛機的旅行經歷，加上其他幾十次商業航班旅行，兩人一年間的碳排放量達215噸；而英國一年的每人平均碳排放量為8.3噸。

　　2021年11月，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辦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哈裏夫婦也做了演講，承諾將設法“抵消”其生活中産生的碳排放、到2030年實現個人的“凈零排放”。所謂“抵消”，常見的做法是，投資植樹造林項目或購買他人的碳排放配額，總之是通過花錢來實現數字上的“減排”。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佔有世界大部分資源的富人階層，不集體改變或至少推動改變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整個人類社會的“碳中和”目標將難以實現。

　　然而，在生活中切實減排，説易行難。

　　以指責各國政治領袖罔顧後代福祉、放任氣候變暖出名的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裏，2019年搭乘一艘“零排放”帆船，從英國普利茅斯啟航，穿越大西洋來到紐約，開啟她的世界巡回環保宣傳之旅。媒體聚焦下，她的高調行為也暴露出內在矛盾：她要花大半年時間在各國宣傳，之後返回歐洲，卻不會再乘帆船，需要船商安排兩個人坐飛機到紐約將帆船開回歐洲，隨船而來的兩名船員也得坐飛機回去。相關旅程就産生了2噸的碳排放。

　　船商發言人告訴《泰晤士報》：“世界還沒有找到辦法能讓一趟跨大洋旅行不留下碳足跡。”

　　與上述行為形成對照的是，就在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南太平洋小島國吐瓦魯的外交部長西蒙·科夫站在沒過膝蓋的海水裏説：“當身邊的海水一直上漲，我們沒工夫聽演講。”他透過這段視頻，呼吁世界採取行動，遏制氣候變暖、免其家園遭受“滅頂之災”。這一畫面雖然同樣“戲劇化”，卻更有真實感和震撼力。

“每人平均收入越高，每人平均碳排放就越高”

　　哈裏夫婦和通貝裏都並非特例，多項全球性研究顯示，碳排放水準存在顯著的“貧富差距”，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均如此。

　　2020年12月發布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指出，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航班停運、居家辦公成為常態，卻並沒有改變全球碳排放持續增加的整體趨勢。

　　該負主要責任的，就是富人與富國。這份報告指出，最富10%人口的碳排放量佔了全球總量的近一半。其中，佔全球人口1%、約7000萬的頂層富人貢獻了15%的碳排放量，超過全球收入較低的約35億人口碳排放量的總和。

　　報告結論是：要達到延緩氣候變化目標，最富1%人口需要將當前每人平均碳排放量削減97%，而收入較低的那50%人口的每人平均碳排放量則可以增加約3倍。

　　這一結論與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同年早些時候發布的調查報告結論大致相同。樂施會的報告顯示，1990年至2015年間，全球最富1%人口排放的溫室氣體是最窮50%人口的兩倍以上。這與富人頻繁乘飛機出行、喜歡開大排量的SUV和高消費習慣有關。比如，SUV在富人階層中日益流行，已成為2010年至2018年間全球碳排放增加的第二大來源。

　　“每人平均收入越高，每人平均碳排放就越高，大部分時候都是如此。”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環境經濟學家賈斯廷·卡倫説。近80%的碳排放出自被稱為“富國俱樂部”的二十國集團，而在富國內部，這種碳排放的貧富差別也很明顯。比如在美國，一個年收入15萬美元以上家庭的碳足跡，4倍于年收入9000美元的家庭。

　　也就是説，窮人在為少數富人享受的消費付出代價。

　　盡管廉價航空的普及讓更多人搭得起飛機，坐飛機仍被視為與高收入掛鉤的出行方式。《全球環境變化》雜志2020年底刊載的一份報告指出，2018年全球僅2%至4%的人口乘坐了國際航班，而商業航班一半的碳排放來自佔全球人口1%的乘客，這還沒算上污染更密集的私人飛機領域。

　　也因此，不少專家呼吁，對經常搭乘商業航班、使用商務艙和私人飛機的乘客額外徵稅，稅收用于改善公共交通、醫療、教育、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等，幫助窮人更好適應“低碳生活”。

吃肉還是吃素？

　　富人們也並非沒有努力過。不少名人提倡為減緩氣候變化而吃素並身體力行，理由是畜牧業生産鏈會排放較多的溫室氣體。

　　聯合國的研究也建議將“飲食結構向更多基于植物轉變”作為延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之一，但那更多是富人的責任。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2019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全球仍有8億多人苦于營養不良，需要補充更多的動物性蛋白質，也就是要適當地“多吃肉”，因而他們的碳排放必然要有所增加。報告作者之一基夫·納赫曼説，“對全球而言，我們需要保障（人口營養不良現象嚴重的國家）得到充足的食物，這意味著那些通常會消費更多動物性産品的高收入國家，須快點考慮轉向植物性飲食結構”，以便將節省下來的部分“碳排放預算”讓給溫飽尚未達標的人口。

　　改變生活方式以減緩氣候變化，對國家來説，意味著推廣清潔能源、調整産業結構、推動並監督高耗能重污染企業落實減排措施；對普通人來説，是少用一次性塑膠用品、多乘公交而非私家車出行；對富裕階層而言，是要將更多財富用于促進社會公平、推動綠色技術轉讓，讓不發達地區的人民在平等享受物質文明成果的同時，不再承受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帶來的惡果，這或許比敦促人們“少吃肉”更有意義。

來源：2022年3月23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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