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6日,在埃及吉薩省阿亞特,人們在周六集市上選購蔬菜
“民以食為天”,大餅是個問題,但不是問題的全部——從納賽爾時期以來,圍繞埃及民主政治危機的一輪又一輪喧囂,歸根到底,都是埃及在現代化之路上求索、碰壁、再求索的回聲。
《環球》雜誌記者/許蘇培(發自開羅)
幾個月前,埃及總統塞西在本國一家大型食品工業園區的落成典禮上,通過電視演講向全國人民喊話:大餅漲價勢在必行。
要知道,埃及大餅已經幾十年價格不變了。上一次鄭重其事地宣布漲價,還是在1977年。在此期間,埃及更換了多名總統、與以色列簽訂了和平條約、經歷了“阿拉伯之春”的風暴……社會劇烈變動,大餅價格卻奇蹟般地保持不變。
“沒有什麼東西能幾十年不變。”塞西抱怨説,如今一支香煙的價格就能買到20張大餅,這也太不可思議了。
一石激起千層浪,民眾反對之聲迭起。迫於壓力,塞西只好改口“暫緩”漲價計劃,以“重新考慮影響”。
“人與國家之間的紐帶”
堂堂一國總統喊話大餅漲價,似乎有些匪夷所思:難道就沒有比大餅更重要、讓塞西更操心的事了嗎?當然有。不過,大餅對於埃及甚至整個中東地區來説,的確非常重要。
中東地區由諸多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宗教構成,是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等共同的家園。儘管文化、信仰上存在差異,但飲食方面卻有驚人的共性或交集,大餅就是其中之一。
大餅是中東人民的重要主食,也正因此,“大餅革命”成為了這一地區多個國家多年來此起彼伏、要求改善生活質量等游行示威活動的最形象概括。
在埃及方言中,大餅(eish)與“生命”同義。在開羅的街頭走一走,你就會發現大餅對於埃及百姓有多重要了。
早上出門,形形色色的埃及人手中提着一袋大餅,像極了法國人抱着一袋子法棍走在街頭。巷口餅店工人即便其頭頂托盤上的大餅摞成小山,也能大步流星穩穩走去各家餐館送貨。餐廳裏,服務員在上菜前會先送上現烤大餅。剛烤出來的大餅又香又韌,配上各式蘸醬和烤肉,讓人心滿意足。
埃及長期向民眾提供低價福利大餅,保障民眾基本生活。一般市售大餅價格在1埃鎊左右(約合人民幣0.4元),而經過政府補貼的福利大餅僅0.05埃鎊。
一方面,補貼模式簡單易操作,公眾認可度高。但另一方面,學界批評補貼模式昂貴低效,且容易滋生浪費。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多哈研究中心非常駐研究員比·薩迪基評價,補貼模式是羅馬帝國時期“麵包和馬戲”這種通過滿足民眾表層需求來分散其注意力的“愚民政策”的現代版本:政府對百姓基本生活物資進行補貼,滿足其基本需求,從而維持政權穩定。薩迪基認為,補貼是所謂“大餅民主”的重要支柱之一。
而塞西喊話漲價的,正是這種被不少經濟學家詬病的0.05埃鎊福利大餅。在埃及,目前每天有超過6500萬人能以低價購買5張福利大餅。
埃及上一次鄭重宣布福利大餅漲價是44年前。1977年,當時的薩達特政府為換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同意其改革要求,宣布取消基本食品補貼,大餅補貼也包括在內。
薩達特此舉沒有換來貸款,卻換來了國內多個城市爆發騷亂,數十萬人游行示威,人們高喊“我們的早餐在哪”“埃及人民正在挨餓”等口號,以此表達對政府取消補貼的最激烈反對。
這場騷亂平息時,共有1000多人被捕、550多人受傷、70多人死亡。埃及政府終止了與IMF的貸款計劃,食品補貼重新回歸。大餅漲價也就不了了之了。
此後的歷任總統,都輕易不敢觸碰大餅補貼這個敏感又危險的問題,以至於在物價飛漲的今天,福利大餅依舊能維持在一個被塞西吐槽為“不可思議”的歷史價格。
“數十年來,讓窮人買得起大餅一直是公民和政府之間非正式的社會契約。”埃及政治科學家阿馬爾·哈裏·哈桑認為,大餅的象徵意義遠不只是一種消費品,“實際上,它定義了人與國家之間的紐帶。”
因此,大餅漲價,首先就難在大餅享有補貼、維持低價,已經成為幾代埃及人的“常識性”認知:大餅就應該也必須這麼便宜,以及繼續便宜下去。這也導致了塞西對大餅漲價的態度如此糾結,“想要觸碰卻又縮回手”。
問題的另一面還在於,埃及的貧困問題嚴重,福利大餅對於很多埃及人來説確實發揮了“雪中送炭”的功能。埃及中央公共動員與統計局(CAPMAS)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2020財年,埃及貧困率達29.7%。10個埃及人中,差不多就有3個生活在貧困線之下,而這已經是埃及20年來貧困率的最低值了。
這張大餅“非動不可”
既然大餅漲價如此凶險,甚至可能引發社會暴動,那為什麼不繼續擱置這個問題呢?
“有人可能説,把(漲價)這件事交給總理或者供應部部長去辦吧。不,我將在我的國家、我的人民面前,自己挑起這個責任。”塞西在演講時不無悲壯地説。
不得不説的是,塞西剪綵的食品工業園區就坐落在梅努菲亞省的薩達特市。該市命名正是為了紀念前總統薩達特。塞西選擇在這裡宣布大餅漲價,不知是不是歷史的巧合,也不知他心中是否會蕩漾幾分繼承前人未竟事業、從哪跌倒再從哪站起來的豪邁。
福利大餅漲價的官方理由,是埃及政府需要為學生營養餐項目提供資金。
塞西&&,政府正在努力為埃及學生提供更好的營養餐,鋻於每餐成本在5~7埃鎊,每年該項目將花費770億埃鎊,為了補貼這一項目,“福利大餅將不得不漲價”。
即便不為補貼營養餐,塞西希望大餅漲價的心願也可以理解。截至2021年6月份的財政年度裏,大餅補貼額近450億埃鎊(約合29億美元),超過食品補貼總量的一半,相當於國家總支出的1.8%。
除了內部因素,即有限的政府預算在各項議題間的分配和拉扯,來自國際社會對於埃及的經濟改革要求,成了福利大餅漲價的主要外部壓力。
2016年,埃及與IMF重新達成協定,為換取120億美元的貸款,埃及需要實施一項為期3年的經濟改革計劃。其中,降低多種補貼,只惠及埃及最需要的人群,是埃及對IMF的改革承諾之一。
由於1977年“大餅暴動”的前車之鑒,埃及長期對於與IMF合作帶有一定的“回避”態度。塞西上任之初,曾決心依靠自身的發展優勢,自力更生也更加具有自主能動性地帶領埃及走出2011年中東劇變後的發展困境。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空難,讓埃及在沒有外國援助的情況下從多年動蕩中恢復過來的希望落空了。
2015年10月31日,一架俄羅斯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埃及西奈半島墜毀,機上224人全部遇難。空難後,俄羅斯叫停往返埃及航線。同年,經過綜合評定,經合組織認為埃及存在安全威脅,是“不利於外國投資”的高風險國家。
“空難擊碎了埃及將旅游業作為經濟復蘇火車頭的希望。”蘇伊士運河大學政治學教授加馬爾·扎赫蘭&&,俄航墜毀迫使塞西重新轉向IMF尋求幫助。
從2016年開始的3年時間裏,埃及信守改革承諾,逐步減少燃油、電力、天然氣和食品補貼。補貼大幅減少成功降低了政府開支,帶來了埃及宏觀經濟指標的改善。但與此同時,改革成本轉嫁給了窮人和中産階級,物價不斷上漲,加重了民眾的生活負擔。
就在塞西發表“大餅漲價演説”的當天,一場新的抗議風暴被觸發。塞西的漲價計劃在埃及社交媒體上遭到網民譴責,阿拉伯語標籤“#除了我們的大餅”在推特上瘋傳,而塞西幾年前在一次電視採訪中發誓不會漲價福利大餅的視頻也被重新挖出來,在網上廣泛傳播。
這場互聯網上的抗議風暴使漲價計劃被緊急叫停,政府開始重新審視降低補貼的政策。
窮人的大餅、福利的大餅
接下來將發生什麼?
其實,從2020年開始,埃及政府就已經逐步縮小福利大餅的尺寸,每張大餅的重量從130克減到110克,2021年更是將減至90克。“大餅變小餅”,難道這不是一種變相漲價嗎?
同時,塞西政府一直在食品補貼領域推進多項改革:不僅提高補貼門檻,將普遍補貼轉變為聚焦弱勢群體的更精準補貼,還努力提升補貼項目效率,降低採購和存儲環節的流失和浪費等。
可見,大餅漲價問題雖然棘手,但塞西確實已經有切實的行動去改變幾十年福利大餅不漲價的情況,往現代化經濟的方向前進一小步。
回望歷史,福利大餅在埃及二戰後的不同發展時期一直扮演着各種重要角色:納賽爾時期,政府向工人提供廉價食品和發放免費大餅,推動國家工業化進程;薩達特時期,進一步擴大的食品補貼成為抵消其新自由主義改革消極影響的補償機制;穆巴拉克時期,埃及貧困群體的不斷擴大讓福利大餅更加成為難以動搖的心理防線……
新時期,塞西政府正努力主導回歸福利大餅的初心:重新讓大餅變成窮人的大餅、福利的大餅。只是這場轉變註定艱難,讓人為之捏一把汗。
除了埃及貧困率居高不下的問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國際糧價飛速上漲,對埃及這個地區人口大國兼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構成了沉重打擊。
這難免會讓總統産生噩夢般的聯想。也許稍稍能令塞西感到寬懷的,是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埃及被IMF評為2020年中東和北非地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唯一國家。2021年,標準普爾確認埃及信用評級為“B”,這是自疫情爆發以來該評級連續第4次保持穩定。2021年,來自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各項貸款基金多次注入埃及。儘管疫情對全球和區域跨國投資産生持續的多方面負面影響,2020年,埃及仍是非洲最大的外資接收國。
同時,兼具實際和象徵意義的是,就在2021年8月,俄航墜毀事件6年後,俄羅斯和埃及全面恢復直航,埃及旅游業迎來了新的復蘇機遇。當然,受疫情影響,埃及旅游業的復蘇發展程度還難盡如人意。
回歸塞西的演講,儘管福利大餅漲價這一重磅消息一時佔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但聚焦演講主旨——為埃及學生提供營養餐,仍令人不由感慨,如何讓民眾吃得飽、吃得好,始終是這個與大自然共享95%以上沙漠公攤面積的國家的大難題。
如塞西所言,“幾乎沒有什麼能幾十年不變”,同樣,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幾十年不變。“民以食為天”,大餅是個問題,但不是問題的全部——從納賽爾時期以來,圍繞埃及民主政治危機的一輪又一輪喧囂,歸根到底,都是埃及在現代化之路上求索、碰壁、再求索的回聲。
來源:2022年1月12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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