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7日，史景遷（中）在首屆中美文化藝術論壇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史景遷擅長以講故事的方式寫作，有解析中國歷史的獨特視角。

石路遙

　　2021年12月26日，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漢學家史景遷去世，享年85歲。消息在中文網絡上傳播後，中國學者紛紛撰文悼念。在當今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社會熱點頻出的時代，很少有史學家能像他這樣廣受關注。但這個現象發生在史景遷身上並不令人意外。

　　史景遷一生撰寫了十余部關于中國的書籍，以及評論、隨筆和演講稿。其作品《追尋現代中國》吸引了大批追隨者。

　　史景遷擅長以講故事的方式寫作，有解析中國歷史的獨特視角。他被認為是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與中國“神奇聯結”

　　1936年夏天，史景遷出生于英國薩裏郡。他的父親曾任編輯，母親學習法國文學。13歲時，史景遷考入溫徹斯特公學，這是英國最古老的公立學校之一。

　　多年後，他向另一位中國史學者魏斐德提到，有兩件毫不相關的事情，居然就在歷史的同一頁：1382年，他的母校溫徹斯特公學在漢普郡創立；這一年，地球另一邊的明代中國，洪武皇帝朱元璋正在處理胡惟庸案並廢除宰相，宰相職位自此從中國歷史中徹底消失。

　　1956年，史景遷進入康橋大學卡萊爾學院，在學校的文學刊物擔任編輯。據其自述，大學時期他一門心思要做小説家，但試過一些倣寫作品後並不滿意。大學畢業時，他對未來依然迷茫。機緣巧合，康橋大學卡萊爾學院和耶魯大學的學生交換計劃將他帶到了美國。

　　在尋找人生方向的十字路口，史景遷幸運地遇到了費正清的高足、剛剛從斯坦福轉來耶魯執教的中國史研究專家芮瑪麗和芮沃壽夫婦。費正清後來這樣描述這位徒孫與自己高足的相遇：

　　“1936年，我開始在哈佛講授中國史，遇到了幾乎是我整個教學生涯中最聰明的學生白修德和瑪麗……瑪麗後來嫁給了另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哈佛學生芮沃壽……20年後，當他們夫婦雙雙從斯坦福轉到耶魯任教，瑪麗遇到了她這一生最聰明的學生史景遷，一個畢業于溫徹斯特公學和康橋大學的英國年輕人。”

　　芮瑪麗安排史景遷赴澳大利亞追隨擅長清史人物傳的中國學者房兆楹學習。房兆楹為他取名“史景遷”，寓意學史者當景仰司馬遷。

　　在房兆楹指導下，史景遷成為第一個使用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朝史料做研究的西方人。他用這些材料撰寫了他的博士論文和第一本書——《曹寅與康熙》。魏斐德的老師列文森曾激動地表達對這份博士論文的讀後感：“清史研究將因之一新，且此君文筆充滿靈氣。”這本書于1966年出版，它為史景遷贏得了頗有分量的波特論文獎和在耶魯任教的機會。

　　此後史景遷筆耕不輟。20世紀70年代他相繼出版了《康熙》《王氏之死》兩部著作。前一本聚焦廟堂之上的帝王，他採用獨特的敘事手法，用康熙的第一人稱口吻，將歷史糾葛娓娓道來，這種方式令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而《王氏之死》關注的則是社會底層小人物的命運。

　　此外他還陸續寫作了《改變中國》《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大汗之國》《前朝夢憶》《追尋現代中國》等有關中國的專著，這些作品成為美國民眾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渠道，其中相當一部分已在中國翻譯出版。

　　作為史學工作者，史景遷被譽為“最會講故事的史學家”；作為博士生導師，他桃李滿天下，他指導的學生如彭慕蘭、柯嬌燕、韓書瑞等，盡管研究方向和治史方法與其師不盡相同，但都先後成為有建樹的學者；他的影響也完全躍出了圈，他給耶魯本科生開設的中國史選修課場場爆滿，每學期連批改紙卷的助教都要請20多位，好幾代美國學生正是從他的課程開啟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他在《紐約書評》雜志發表的幾十篇文章引人入勝，近日，《紐約書評》特別編輯了史景遷文章的合集，以紀念這位撰稿人。

給西方人“説”中國故事

　　普通讀者對偉大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這種聚焦上層的歷史作品接觸較多，對歷史有著相當的距離感，但他們閱讀史景遷的作品卻沒有這種感覺。他的弟子、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主任鄭培凱曾説，史景遷擅以優美文筆，將中國近代錯綜復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以“説故事”的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也能“撥開雲霧見青天”。

　　在他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史景遷介紹中國的手法“就像是在寫一部偵探小説”。這本書甚至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一本中國歷史書打入西方主流文化市場是相當少見的。他的作品也在美國很多大學成為本科生的必讀書目，被認為普及了漢學研究。

　　史學作品追尋客觀性研究，但並不像數學證明那樣有統一的答案。再好的作品也並非無可指摘，甚至在裁量史料、解讀文獻的細節方面，史景遷受到相當一部分史學工作者的批評。錢鐘書曾讚許史景遷是“被歷史耽誤的小説家”，但讀者們如果因此以為他是在寫小説，那就錯了。實際上，史景遷的寫作不經過專業訓練是學不來的。光是面對大量基礎材料——檔案、奏折、新科題本、手抄本、縮微膠捲、線裝紙質古書……已經令很多人打退堂鼓了。更不用説還得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地將歷史的碎片拼接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畫卷。

　　當然，史景遷所處的問題域，與中國人研究自己的歷史還是有相當的差異的。無論是早期的費正清、列文森，還是與他共事過的魏斐德等，這幾代美國漢學家，更恰當地説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他們的研究路徑和更早幾輩經由歐洲發端而來的歐式漢學，其問題關懷和切入方式也都不一樣。史景遷與新興的後現代史學工作者也不同，他幾乎從不介入現實政治的爭吵，也很少炫耀玄奧的理論或拗口的學術名詞。公允地説，他提問的方式、良好的問題意識和對宏大歷史場景的把握，是很多他的批評者所欠缺的。

　　史景遷屬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內部民權運動之前完成精英教育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帶著一絲舊式的紳士范兒。鄭培凱説，史景遷性格相當內斂，退休後多數時間都在自己的書齋裏與歷史對話，或者侍弄自己的花園。另一位學生薛涌回憶起恩師在耶魯校園裏的點點滴滴，説他人氣極高，為人卻相當謙遜，從不誇耀自己的作品，總是替他人考慮周全。

　　魏斐德説，史景遷的跨文化比較視野常令他想起另外一位英國史學宗師湯因比。湯因比和史景遷並非同一代人，巧合的是二人都畢業于溫徹斯特公學。歷史學者陸揚認為，史景遷的學術風格更多承繼的是英國敘事主義史學傳統，這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可謂獨樹一幟。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説，“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或許無形之中，史景遷真的踐行了司馬遷的史學目標。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

來源：2022年1月1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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