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與會代表在意大利羅馬出席第七屆二十國集團議長會議

　　新的世界秩序會是什麼樣？這當然要由新的權力格局來決定，核心必然是更加符合新興國家的利益和期待，不能再由“美西方説了算”，應當是“大家一起商量著辦”。

王磊

　　國際政治場的話語概念變換無窮，但權力鬥爭的底色並未改變，仍是以大國依據其實力和利益展開的博弈為主導。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就體現在國際秩序之變。

　　國際秩序的構成包括三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權力格局，這是國際秩序建基其上的根本性、決定性因素；二是權力之間的關係，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直接影響著國際秩序的發展演變；三是權力運作規則，也就是人們通常説的國際規則體係，這是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

實力決定秩序

　　全球的權力中心變動不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同的民族、國家之間實力總會消長變化。國家興衰的關鍵往往在于其研發掌握新技術的速度和能力，佔據科技和經濟的制高點就會“先進”，否則就會“落後”，這可能是國際政治不變的規律。

　　綜觀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演進發展史，科技和經濟主導的國力始終是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世界霸權更疊、國際秩序轉換的根源通常在于誰能夠引領先進科技並為之發展建立配套的治理體係，由此拉開國家間的實力差距。

　　西方國家曾憑借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以佔據優勢地位的科技和經濟實力睥睨世界，採用航海殖民、武力徵服的方式主宰全球。殖民地及其附屬土地的煤鋼資源是其爭奪的主要財富，“炮艦外交”“軍備競賽”成為舊時代國際秩序的主要標誌，英法德奧俄美以及後起的日本是當時國際舞臺的主要角色，奧地利外交家梅特涅領導的“歐洲協調”、德意志外交家俾斯麥創建的“大陸同盟體係”以及一戰前的“同盟國”“協約國”等概念堪稱舊時代大國關係的代名詞。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起主導作用的國際秩序相繼是維也納體係、凡爾賽－華盛頓體係，其實質依然是西方殖民體係下的列強爭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聯手創造了雅爾塔體係，但是在兩極相爭的夾縫中，西方殖民體係徹底解體的命運已不可避免，亞非大量民族國家獨立，成為一支新生的國際力量。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進入美國一家獨大、其他大國並起的“一超多強”新格局，美國由此妄圖永固超級大國優勢地位，極力維係和拓展“霸權治下的自由秩序”，並延長其壽命。

　　應當説，這套“自由秩序”汲取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深刻教訓，希望通過聯合國等一係列國際制度體係促進合作、解決爭端，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但這一秩序遠非盡善盡美，其根子上還是優先維護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利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冷戰期間即呼吁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冷戰後這一呼聲更加強烈。

大變局新主角

　　今天，人類社會已經開啟以資訊科技為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以信息化引領的新型工業化是國家崛起的又一次重大歷史機遇，信息技術日益成為決定國力競爭的關鍵。其中，融合半導體、人工智慧、5G等新技術的産業變革，更是處在全球高科技競爭的頂端。誰能夠抓住這次資訊革命的機遇，誰就會成為新的全球權力中心。

　　如果從航海大發現算起，西方領先世界近500年；如果從工業革命算起，西方領先世界也近200年。但如今，西方主導的時代已經走到盡頭，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哀嘆“西方的世界霸權已經終結”，這的確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人們可以從西方國家的政經失調、社會失序等深刻地感受到這一巨變。

　　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其實是“回歸正常”，因為大量後發國家和社會在循著現代化路徑發展，雖然這一追趕進程十分艱難且緩慢，可能也並非所有的國家都能實現現代化，但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勢不可逆轉，西方理應學會分享乃至部分讓渡權力給新興國家。

　　就“西”和“北”的力量而言，美國仍是領頭羊，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經濟科技實力超群，經濟總量自冷戰結束後穩定在全球的22%~25%之間，仍掌握著資訊科技革命中的諸多尖端技術，谷歌、臉書等科技巨頭更“加成”了美國的實力。歐盟依托其整合歐洲大陸的力量，力圖發揮“協同”和“倍增”效應，在大變局中保持著“一極”的地位。

　　就“東”和“南”的力量而言，金磚五國代表的新興國家蓄勢待發，其中絕對實力增長最快、與美國相對實力差距縮小最快的無疑是中國，“東升”“南升”中最主要的變數是中國。國際機構普遍預計，到21世紀20年代中後期，中國經濟總量將全面趕超美國。

　　目前看，中國和美國因其各自超大規模的地理幅員、經濟體量、人口基礎和治理能力，有望成為新一輪科技競爭和國力比拼的兩大引領者。正是基于對中國實力增長的擔憂恐懼，美國政府提出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並採取強烈的防范、反制和打壓措施，諸如“科技脫鉤”“修昔底德陷阱”“競爭性共存”等新概念，即是中美關係新現實的某種反映。

新秩序的破與立

　　美國“霸權治下的自由秩序”已難以維係，到了需要進行重大調整的時候。

　　首先是“霸權不再”。美國雖然實力超強，但因過度擴張而力有未逮，內政失道、外交失策，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抗疫等方面已無法提供公共産品。

　　其次是“自由秩序不再”。支撐這一秩序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大幅退潮，新自由主義無論是在經濟發展還是政治實踐中都面臨“破産”，舊有的全球化弊端暴露無遺，歐美民粹主義高漲，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就是兩個最突出的例子。

　　新的世界秩序會是什麼樣？這當然要由新的權力格局來決定，核心必然是更加符合新興國家的利益和期待，不能再由“美國西方説了算”，應當是“大家一起商量著辦”。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代表，無疑將在新的世界秩序建立中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不是西方一些政客口中的“修正主義者”，而是建設者，尋求的是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方案。中國近年來提出的“一帶一路”、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主張，都是致力于共同發展、共同開放、共同安全，具有顯著的歷史進步性。

　　可以預見，一個引領了新時代科技革命、具備更加強大實力的中國，一個從近代國際體係的邊緣一步步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一個擁有深厚歷史文明和“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抱負的中國，一個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參與和塑造的必將是更加公平公正的新世界秩序。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研究員）

來源：2021年10月20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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