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一名塔利班成員站在阿富汗阿裏亞納航空公司的飛機前

　　阿富汗族裔芥蒂長期存在，使得任何族體都難以獨立承擔起結束社會動蕩的責任，國家重建説易行難。

劉泓

　　“阿富汗是普什圖人的地盤，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永遠是。我們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純種的阿富汗人，這個塌鼻子（的哈扎拉人）不是。他們這種人污染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他們弄臟了我們的血脈。”這是暢銷小説《追風箏的人》中反面角色阿塞夫侮蔑主角哈桑的幾句話，其背後的阿富汗族裔矛盾，是小説悲劇元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實中阿富汗復雜局勢的一個重要切面。

　　自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建立以來，國際社會族際衝突不絕如縷。不幸的是，作為列強博弈屠刀下的“羔羊”，阿富汗一直飽受戰火肆虐。美國領導的聯軍20年前將阿富汗塔利班趕下臺，後者如今卷土重來，再次控制阿富汗全境。看似勢如破竹奪得政權的塔利班，面對阿富汗的重建之路，恐難延續雷霆之勢，甚至將舉步維艱。其中，族裔芥蒂問題，成為觀察阿富汗難局下一步走向的一個窗口。

族際關係紛繁復雜

　　阿富汗是族裔眾多、構成復雜的國家。有學者認為，其境內的居民分屬于50個族體。其中人口最多的是普什圖人，其後是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和俾路支人等。

　　但阿富汗境內至今沒有形成人口佔絕對多數的族體。雅利安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等都曾徵服過阿富汗，他們的後代遍布阿富汗境內，北歐人、南亞人、東亞人和南歐人的後裔也在此匯聚。

　　阿富汗人的族源，往往與一些猜測和傳説聯繫在一起。其族裔結構不時被西方學者界定為部落、準部落和部落聯盟等。有人甚至將阿富汗人的種族（race）歸屬視作國族（nation）歸屬。

　　20世紀中期前，對阿富汗人的族裔識別，通常基于西方學者的主觀想像，而非實地調查研究。比如，“塔吉克”一詞被用于社會交往時，可指稱不屬于普什圖人、哈扎拉人的群體或個人，體現著一種“反對族裔歧視的觀念”。同時，“塔吉克族”適用于指稱所有講波斯語的遜尼派村民，或者沒有部落背景的城市居民。因此，塔吉克族建構的共有歷史信念基礎難以得到鞏固和加強，其內部幫派分立、相互傾軋的現象時有發生。

　　阿富汗人至今尚未建構起“國族”，也未能形成具有“共同特質”的國族文化。從20世紀後期開始，普什圖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烏茲別克人等因語言、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逐漸得到識別。但基于諸如“阿富汗北半部長期被視作波斯的組成部分”這樣的觀點和現象的存在，“國族”對阿富汗各族而言仍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術語。

　　由于地處亞洲大陸的中心地帶，阿富汗人口較多的族體都屬于跨境族裔。其跨境人口比例之高、族裔成分之多、分布范圍之廣以及面貌（在邊界地理性質、被分離程度和政治地位等方面體現出的特徵）之多彩，在當今世界實為罕見。

　　比如，普什圖人分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國；塔吉克人主要分布在阿富汗東北部、塔吉克、烏茲別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國；俾路支人的分布范圍東起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和信德省，西至伊朗，北抵阿富汗的赫爾曼德河以南，南到阿拉伯海，還有部分居住在阿拉伯半島……

族裔芥蒂難以消弭

　　18世紀之前，阿富汗人除了信仰伊斯蘭教外，在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共性比較有限。國家長期呈分裂狀態，族際關係基本未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要義。今天，阿富汗諸族通常是根據地理邊界劃分的文化單位，多年來一直處于衝突之中。

　　從社會地位上講，一種觀點認為，普什圖人享有最高統治地位，阿富汗歷史上所有國王都來自該族，在其“民族國家”概念中一直傾力彰顯普什圖元素。“阿富汗”一詞在阿富汗官方語言普什圖語與達利語（接近波斯語）中同義，即“普什圖人的地方”。阿富汗歷史也大都是從普什圖人的角度編撰的。

　　普什圖人在國家治理過程中長期採用“排他性”部落統治模式，在國家所有領域和地區都享有特權，獲取了佔有公職等大批公共産品的機會。他們共有400多個部落，分屬5大支係，社會差距十分顯著。自1919年獨立後，阿富汗境內所發生的一係列爭奪國家統治權的鬥爭，主要是普什圖人之間的較量。

　　塔吉克人往往被允許在經濟和教育部門任職，而哈扎拉人一般被邊緣化。一些對各族裔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隨之産生：普什圖人被視為“好戰的人”，塔吉克人被視為“吝嗇的人”，烏茲別克人被稱作“野蠻人”，哈扎拉人被稱作“文盲”或“窮人”。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族裔問題大都關乎領土主權，並且具有較強的國際化傾向。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間的“普什圖斯坦問題”就是一例。多年來，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等習慣于把邊界另一邊的“同胞”當作後盾，不時利用這一“優勢”昭示本族與眾不同的力量，比如以“被分裂者”姿態出現，高舉爭取本族統一的旗幟，以期與“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國家。

　　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盡管阿富汗的政治結構呈現出一定的族際等級現象，但是族際衝突尚未頻繁化。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城鄉之間貧富差距巨大，農村人口通常不會關注喀布爾政局。對于大多數阿富汗人來説，“族群”（ethnic group）始終是模糊不清的説辭，不足以將之作為集體行動的依托，也基本沒有擺脫族際等級制度的政治意願。在他們看來，民族國家是以武力幹預其社會生活的一個負面存在，而不是他們獲得土地等資源的關鍵依靠。

　　當1979年阿富汗戰爭爆發時，各族群成為重要力量。交戰各方均試圖通過增強各自掌控的族裔色彩來提升戰鬥力。曾經的蘇聯領導人希望通過把某些族群提升到民族（nationality）的定位，將其綁定到自己的戰車上，組織起烏茲別克武裝等具有族裔歸屬感的民兵部隊。伊朗和巴基斯坦也利用了族際衝突的潛在因素，在哈扎拉人中建立了“伊斯蘭解放黨”。

　　在過去的10多年中，阿富汗衝突各方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境外“同胞”的支援。各派領導人使支援者們不斷意識到，其過去和現在都因其族裔歸屬問題而受到政治與經濟上的壓迫，“本族”生存受到了“他族”侵略行為的威脅，並通過開展一係列宣傳活動，在交戰各派民眾中激起集體仇恨等情緒。此外，他們還以本族的名義要求國家和社會提供戰爭物資，將軍事行動訴諸族裔概念。

　　阿富汗族裔芥蒂不斷推動著各族堅守“將對本族的忠誠置于對國族的忠誠之上”的理念，並在不同的族群利益訴求中釋放出難以估量的動員力。對于“非我族類”採取暴力政策，始終未能銷聲匿跡。

　　需要説明的是，族裔芥蒂並非引發衝突的唯一原因。一方面，族裔因素遠不及軍事、經濟和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力。比如，阿富汗政府一些領導人出于政治利益考慮，數次改變族裔身份。另一方面，阿富汗各族並未被視作政治集團。同時，族裔芥蒂並非可涵蓋衝突各方的所有分歧。比如，此前根據聯合國作出的權力安排，普什圖人卡爾扎伊當選為前過渡政府總統，但“投反對票者”並不是非普什圖人，而是普什圖族政治精英。

重建之路充滿變數

　　阿富汗族裔芥蒂長期存在，使得任何族體都難以獨立承擔起結束社會動蕩的責任，國家重建説易行難。

　　其一，族裔芥蒂的長期存在，促使維係各族經濟聯繫的紐帶十分脆弱。阿富汗衝突各方長期相持不下，使本就貧窮落後的國家幾乎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喀布爾一直未擺脫難民城市的困境；農村人口的貧窮和饑餓情況尤甚；文盲率達70%以上；GDP（國內生産總值）一度負增長；現代化大生産和統一國內市場還只是“烏托邦”……

　　其二，族裔芥蒂的長期存在，促使建構國族認同的政治基礎殘缺不全。在與各自“盟友”的關係不斷加強的同時，跨境族裔人口與所在國的關係正在逐步疏遠。各族有限的實力和對諸族共同利益的淡漠，為“民族黨”亮相提供了契機。事實上，它們除了自己，不願也不能代表各族共同利益。它們提出的“建設和平穩定的伊斯蘭國家”等治國方略，很可能淪為一紙空文。

　　其三，族裔芥蒂的長期存在，促使各族離心離德的歷史文化陋習長期傳承。將本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已成為阿富汗各族共同面臨的問題。它們已習慣于為爭權奪利而戰，但不願為建立強有力的政府而努力。從毒品生産和交易中獲益的諸多普什圖人，擔心政府強大而使其丟掉“甜果”。一些烏茲別克人擔心政府強大會威脅他們與境外“同胞”實現“共同建國的理想”。近期，烏茲別克人組織起“南突厥斯坦”獨立武裝派別，主張分裂國家，建立“獨立的南突厥斯坦國”。

　　其四，族裔芥蒂的長期存在，促使“大民族”長期缺失。阿富汗一直沒有出現可將各族統一的“大族”。實際上，普什圖人也並非“大族”。從經濟上看，普什圖人的經濟實力在頻發的內部衝突中被不斷削弱，已不足以決定其在多族裔國家中的“大族”地位。從政治上看，普什圖人尚未擁有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政黨，其認同對象也未實現從本族到國家的轉變。從文化上看，普什圖人沒有得到國內其他族裔人口的認同。哈扎拉人、土庫曼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等大多仍沿習原有的生活方式。

　　當前，阿富汗局勢的發展仍充滿了不確定性。已宣布成立新政府的的塔利班能否構建基于各方共識層面的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奉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盡快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等，外界仍在觀察。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

來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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