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時期，日寇強佔吉林遼源煤礦，用8萬勞工的生命換取侵略戰爭的煤炭資源，

留存至今的遼源礦工墓是東北地區最大的礦工墓

——專訪日本近代史研究學者張宏波、石田隆至

　　戰後成長起來的日本人，無論從家庭、學校、職場，還是從主流媒體，都難以真正了解日本發動、推進、擴大的侵略戰爭，以及其間所犯下的罪行。他們是被剝奪了學習真實歷史權利的一代。

《環球》雜志記者/郭丹（發自東京）

　　8月9日，德國駐日本大使館官方推特賬號發文悼念原子彈爆炸中的受害者，稱“（悲劇的）起源是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觸發的戰爭”。這本是一段反省侵略歷史的客觀表述，卻刺激了日本一些網民的神經，他們在網絡上反駁道：“怎麼能把日本和德國納粹相提並論”“日本是被迫進行的自衛戰”“日本發動戰爭的原因是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封鎖”……

　　是什麼導致了日本年輕一代存在對侵略歷史如此的“無知”？是什麼縱容了日本多名閣僚在“8·15”日本戰敗投降日集體“拜鬼”？又是什麼讓日本離真實的歷史越來越遠？……《環球》雜志記者就這些問題對兩位學者進行了專訪。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教授張宏波和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石田隆至致力于研究中日關係史。他們以“戰後和解”及“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為課題進行研究，20多年來，跟蹤走訪日本戰爭親歷者、戰犯、戰犯家屬、戰犯意志後繼者、中方參與審判者等50余人，足跡遍布中日兩國。

　　張宏波和石田隆至回顧日本戰後至今的歷史，從日本掌權者思維、社會文化教育理念、社會輿論引導、家庭教育等多方面，深入分析了造成日本社會歷史認知偏差的真正原因。

戰時體制負責人重回社會管理中樞

　　張宏波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國在佔領日本最初的兩年中，對日本實施了民主化、非軍事化改革，基本採取了嚴厲的改造政策，使之不再成為美國和世界和平的威脅。1946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對曾擔任日本軍事或政治領導者的28名主要戰犯進行了審判，並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臺。

　　但是隨著美蘇冷戰的發展及中國局勢的變化，美國對日政策逐漸轉變，日本戰時各行業、部門的要員，甚至曾經的戰犯，紛紛重新走上戰後的政府、公共機關、企業界、大學、媒體等的重要崗位，造成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等方面與戰前保持了延續。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曾在侵華戰爭期間任偽滿洲國國務院高官，1941年東條英機任日本首相後升任商工大臣兼軍需省次官，可謂東條英機身邊的重臣。1945年日本戰敗後，岸信介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但隨著美國對日佔領政策轉變，就在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刑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岸信介等其他17名甲級戰犯不但未被送上法庭受審，反而被美國主導的盟軍免于起訴並釋放，令人瞠目結舌。死裏逃生的岸信介此後搖身一變，重新登上政治舞臺，並在1957年成為日本首相。

　　登上相位的岸信介，很快開始謀求日本這個戰敗國的大翻身。其核心目的就是通過修改和平憲法恢復日本軍事力量，使日本成為“正常國”。1958年8月，岸信介強行成立內閣憲法調查會，與代表進步勢力的“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對抗。1960年，他強行推動《日美新安保條約》簽署，拓展日本自衛隊的活動范圍，把日本綁在美國的戰車上。

　　外交方面，岸信介利用美蘇冷戰，對抗共産黨，對抗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積極拉攏臺灣，與蔣介石共謀“反攻大陸”。雖然1960年末，由于強行推動《日美新安保條約》，日本社會涌起激烈的反抗運動，岸信介被迫下臺，但他下臺後依然對華強硬，到處鼓吹“中國威脅論”，並試圖制造“兩個中國”。

了解歷史真相的機會被剝奪

　　這些戰時體制的重要負責人在重回社會重要崗位後，展開了聯合遮蓋歷史真相的大行動。對此，石田隆至從教育、媒體、家庭等多方面進行了分析。

　　首先，日本公共教育體係缺失“戰爭反省教育”。石田隆至表示，日本的高中歷史課本沒有清晰明確地將這場戰爭定性為“侵略戰爭”。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後，歷史課本上關于“加害”歷史的表述進一步減少。更重要的是，學校還限制近代史學習的課時，當“輝煌”的明治歷史講完後，與二戰相關的“昭和”史便沒有課時來學習了。此外，在初高中入學考試、大學入學考試中，昭和歷史所佔比重也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從小學到中學，日本所有關于二戰時侵略戰爭的教育，幾乎只有戰爭後期“被空襲”“被投擲原子彈”的“被害”教育，而很少涉及日軍對亞洲國家的“侵略”罪行及“加害”責任等內容。

　　其次，日本整體社會輿論對侵略戰爭歷史盡量避而不談或態度曖昧。例如，日本《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在戰時著力宣傳日軍“戰果”，不僅毫不掩飾，還極力煽動對中國等其他亞洲國家的歧視。戰後，這些媒體借風勢迅速轉舵，對自身鼓吹侵略、煽動擴大戰爭的行為避而不談，轉而站在世界和平、反對戰爭和民主主義的立場上發表言論。現在，這些媒體又利用各種機會，講述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或東京大轟炸的悲慘，有意無意地強化“被害”的印象。

　　再看學生們畢業後就職的大企業。那些戰前就存在的日本大企業，絕大多數對其推動、協助政府發動戰爭的歷史只字不提。即使有一些記錄，也多是進行有限、模糊甚至美化的記述。比如曾經在中國及朝鮮半島強擄強徵勞工的三菱、鹿島等與軍需關係密切的企業，都選擇將責任推給日本政府，而將自己定位為從屬的甚至無辜的“聽命者”。

　　最後，在普通家庭中，一些參加過戰爭的士兵或隨軍者幾乎從未向後代談論戰爭的真實狀態，尤其是侵略、加害的事實。一個普通日本人的態度很具代表性：“‘殺人兇手’的孩子是沒有自信健康成長的，為了下一代能在不被戰爭黑暗歷史籠罩的環境下成長，家長的最好選擇就是‘沉默’。”但這種“沉默”直接導致了日本戰後幾代人對真實歷史的無知。

　　石田隆至告訴記者，戰後成長起來的日本人，無論從家庭、學校、職場，還是從主流媒體，都難以真正了解日本發動、推進、擴大的侵略戰爭，以及其間所犯下的罪行，他們是被剝奪了學習真實歷史權利的一代。正因為如此，這些日本人不會深入思考未來的日本該如何實現與鄰國共生。

缺乏徹底反省戰爭的政策和法律

　　對比戰後德日兩國在反省侵略戰爭上的不同態度，張宏波指出，德國之所以未曾停止對納粹戰犯的追責和對歷史的反省，一個關鍵因素是，以政策、法律等形式，確保了實施徹底的反省教育、追究歪曲篡改歷史的言行等等。

　　張宏波解釋説，在德國，否認或擁護納粹被認定是違法的，將受到法律懲處；但在日本，由于掌權者與戰前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就無法從制度上保證徹底實施反省教育、追究歪曲篡改歷史的言行。

　　作為日本主要執政黨的自民黨，其核心理念就是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讓日本回歸到所謂“正常國”。修改不了憲法，自民黨就從修改“憲法解釋”以及與憲法相關的法律規定入手，為日本的自衛力量解綁。這與德國的做法大相徑庭。

戰爭親歷者逐漸減少，右翼勢力抬頭

　　張宏波對日本社會的現狀表現出極大的憂慮。她説，進入21世紀後，那些經歷過戰爭的親歷者逐漸減少，但繼承了日本戰前右翼思想、妄圖通過修憲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勢力抬頭。他們把侵略戰爭稱作對等的“日中戰爭”，在學校教育和社會輿論中強調“戰爭被害”論，甚至美化舊日軍，強調日軍在戰爭中“也做了好事”。但回顧歷史，整個亞洲沒有一個國家侵略過日本，又何來以對等為前提的“日中戰爭”？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日本防衛省首次發布兒童版《防衛白皮書》，並在其中大量講述“中國威脅”，對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等問題指手畫腳。面向兒童發布《防衛白皮書》，這不免讓人聯想到軍國主義時期日本利用《教育敕語》向少年兒童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煽動戰爭狂熱的危險行徑。

　　張宏波對記者説：“沒有受過真實歷史教育的日本人，對侵略概念的認知越來越弱。但即使了解侵略的概念，對戰爭的深刻罪行也是不了解的。因此，他們依然會選擇否認侵略、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自民黨作為領導國家的政黨，無形中助長了自民黨的勢力，幫助自民黨將國民拖向不斷拓展軍事實力、執意修憲謀求所謂‘正常國家’的危險道路。”

來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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