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長崎和平公園，人們參加原子彈爆炸犧牲者慰靈和平祈念儀式

　　在美國主導簽署所謂的《舊金山和約》，實現“片面媾和”之後，從拉攏日本參與對蘇冷戰的角度出發，美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從而讓日本在掩蓋、否定戰爭責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霍建崗

　　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日本首相菅義偉當天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費），前首相安倍晉三、幾個內閣成員和一些國會議員當天或幾天前也分別參拜了靖國神社。高官參拜靖國神社，體現了日本政府對當年侵略戰爭責任的漠視，甚至對侵略戰爭的刻意美化。

　　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一開始就“先天不足”。二戰後，美國單獨佔領日本，實際主導追責進程。美國基于佔領日本的需要，不僅未追究裕仁天皇的責任，還保留了官僚體制，對日本舊政治、經濟力量的整肅也半途而廢，導致很多當年參與推動、跟從對外侵略的勢力在二戰後迅速回到舞臺中心。

　　而作為日本戰爭受害者的中國等周邊國家，因為種種原因，戰後初期被排除在直接追責的主體之外。在1951年美國主導簽署所謂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簡稱《舊金山和約》），實現“片面媾和”之後，從拉攏日本參與對蘇冷戰的角度出發，美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從而讓日本在掩蓋、否定戰爭責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東京審判，開端即絕唱

　　在日本社會，有一種論調很流行——“我們已經道歉了幾十年，但是中國、韓國還是揪住歷史問題不放，就是想一直拿這個問題敲打日本。”2015年8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了“戰後70年談話”（即“安倍談話”），其中特別提到“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這代表了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問題的最新態度。言下之意是，日本迄今的所作所為，包括他在談話中的“道歉”，已經充分回應了戰爭責任。

　　戰爭責任，首先體現在它破壞了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和準則，表現為戰爭犯罪。二戰後舉行的東京審判，通過法律手段懲罰了首惡戰犯，是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重要基石。排除中國等受害國締結的所謂《舊金山和約》第11條規定，“日本接受在日本領土內外之‘遠東國際軍事法院’與‘聯盟國戰爭罪刑法院’之判決”。也就是説，在國際法層面，日本承認東京審判及其他國家對日本戰爭犯罪的審判，換言之，日本承認法律上的戰爭責任。

　　但，僅此而已。

　　遵守法律判決，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要在政治、心理層面都認可與踐行，才是真正的負責。

　　然而，在日本文化中，有所謂的“建前”和“本音”的差別，前者是指在人前説的大道理，後者是指真心話。在中國文化中，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一種美德，是修身的目標之一。但在日本社會，兩者可以完全對立，“建前”被認為只是“騙騙你們”的表面文章，不能當真。

　　在《舊金山和約》後，日本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就搞了“建前”和“本音”的“雙重標準”，對外宣稱接受並遵從東京審判的判決，但在國內則通過各種手段破壞判決結果。比如，在教育領域，通過文部省對教科書的審定，消除、改寫對日本“不利”的歷史內容，不斷淡化乃至否定日本的戰爭責任；在國內政治層面，1952年剛結束被佔領狀態，日本國會就先後4次通過決議要求釋放所有戰犯，政府也對被處決或在關押中身亡的戰犯家屬給予“年金”。

　　在國際層面，日本也以各種手段逃避戰爭責任。在美國冷戰戰略需要下，1965年日韓簽署了對日有利的《日韓基本條約》，日本據此堅持認為，日韓之間涉及的戰爭賠償等一切問題均已在此條約中解決。2015年在美國的壓力下，韓國樸槿惠政府與日本簽署了慰安婦問題協議，協議中日本並未承認“強徵慰安婦”等關鍵事實。而韓方單方面承諾，只要協議能實施，韓國就不再提及慰安婦問題。日方的企圖很明確，就是用協議來實現慰安婦問題對己有利的“法律責任解決”。

　　二戰後，對于戰爭責任問題，日本政府的態度就是在國際法層面“承認”並“接受”《波茨坦公告》、東京審判結果等的有效性，但並不將其作為政治行為的圭臬，只是高高挂起。在每年戰敗日，自民黨歷屆政府均避免承認侵略。即便是1973年時任首相田中角榮在國會上接受日本共産黨議員“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還是別的性質的戰爭”的質詢時，也拒絕承認侵略，“我只能説（是否是侵略）讓後世的歷史學家去判斷，除此之外無可奉告。”

　　上世紀80年代，被視為右翼保守政治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談及“侵略”。對此，日本學者吉田裕認為，這只是因為當時日本想成為亞洲的“領導者”，所以需要在戰爭責任上對周邊國家“有一定交代”，而並非出自真心。再聯繫到安倍和菅義偉政府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的表態，更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真實態度。

　　哲學家康得説過，是否存在道德律，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人的行為的最根本問題就是道德自律。受害國人民需要的不是心口不一的道歉，日本應該認識到，對外侵略不僅是違反國際法的問題，也是違反人類普遍道德的惡劣行為。在侵略中，對平民的燒殺搶掠以及對女性人權的侵犯，都是徹底擊破道德底線的極為惡劣的行為。

　　英國康橋大學教授庫什納日前在接受日本《産經新聞》採訪時表示，很多西方人難以忘記讓許多盟軍戰俘受虐而死的“巴丹死亡行軍”，而日軍虐待戰俘的行為不僅違反了國際法，同樣擊破了人的道德底線。雖然歐美一些國家的政府從其政治利益出發，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閉口不談，但歐美學界、輿論界依然有不少人對日本的行為從根本上進行批判。

匪夷所思的卸責理由

　　2015年的“安倍談話”，集中闡述了日本對待侵略歷史的態度。談話的意思是：對外殖民是19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潮流，日本當年殖民亞洲也是順應潮流。但一戰後歐美轉變態度構建新秩序，日本卻因種種原因未能順應潮流，反成為新秩序的挑戰者。

　　如果説安倍自己的話還有點晦澀，那麼其親信、國家安全保障局前次長兼原信克近日的解釋就直白多了：“‘安倍談話’以及安倍在美國國會的演説，想説的是戰爭、種族歧視、殖民統治的規則在20世紀的100年間發生了變化。日本是做了錯事，但如果説只有日本從一開始就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這聽起來很奇怪。”潛臺詞是：對外殖民或侵略，在近代史上有其“正當性”，即便沒有正當性，那也是“歷史共業”；你們歐美通過殖民獲得巨大利益之後轉換跑道，我們只是轉變得比你們晚而已。將歐美拉下水，日本政府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這種邏輯減輕乃至消滅自身責任。

　　除了用“歷史共業”的説辭為本國開脫，“安倍談話”還潛藏另一個邏輯——談話提及了他過去從未説出口的“侵略”二字，因為這一“突出表現”被歐美輿論稱讚。但外界並不知道，在日本的歷史問題具體語境中，“侵略”二字的意涵並不像表面那麼簡單，有“主動而為的侵略”與“作為事實的侵略”之分。這正是日本想方設法為其戰爭責任開脫，從而創造的繁瑣的“經院哲學式術語”。

　　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臺200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30%的日本人認為二戰時的日本是因為“資源缺乏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開戰”。“安倍談話”也秉承了這種戰爭觀，將對外戰爭歸咎于“歐美各國以卷入殖民地經濟來推動區域經濟集團化，從而使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此間，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試圖依靠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在安倍的話語中，是歐美讓日本孤立，日本為了應對這種壓力而向對外擴張求活路。這樣的表態，雖然達不到日本右翼將太平洋戰爭視為美國對其石油禁運所導致的“自衛戰爭”的地步，但內在邏輯完全一致。也就是説，“安倍談話”所代表的當今日本政府，並不承認對外侵略是其自我意志的産物，而是外在壓力所致，是“最終結果表現為侵略的戰爭”，通過這種方式來推卸戰爭責任。

　　日本還切割與納粹德國的歷史關係，企圖洗淡自身的戰爭責任。尤其令人憤怒的是日本政府對待“大屠殺”的雙重標準。2015年，安倍造訪耶路撒冷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稱日本“有決心不讓悲劇再度上演”，卻只字不提當年日本在其佔領地進行的一樁樁屠殺，更沒有談到已經被東京審判確認的南京大屠殺。借造訪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日本站在了當年盟友納粹德國的對立面。可是，抨擊當年盟友的罪行，就能證明自己是正義的嗎？

從“加害者”變成“受害者”？

　　如上所述，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日本歷屆政府都避談“侵略”。但日本一些進步人士從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殘害出發，得出了日本有加害責任的結論。

　　1993年，時任首相細川護熙就實現了突破，他在8月23日的眾院全體會議上説，“對于過去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等給眾多的人們造成難以忍受的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1995年8月15日，時任首相村山富市進一步指出，“我國在不遠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可以説，這兩位非自民黨首相就戰爭責任問題的表述，是日本史上“最高峰”，自此後，日本對戰爭責任的表述不斷退步。在2013~2020年安倍擔任首相的8次“8·15”談話中，“亞洲”“損害和痛苦”“反省”等字眼再未出現。2021年菅義偉的“8·15”首相發言也基本抄襲了安倍的論調。

　　日本國內主流輿論在談及戰爭責任時，也會將矛頭對準以東條英機等為代表的軍部。和《産經新聞》等右翼媒體為戰犯開脫不同，著名的保守派渡邊恒雄掌控的讀賣新聞社在2005年日本投降60周年時，出版了《檢證戰爭責任》（簡稱《檢證》）一書。但正如已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步平先生指出的那樣，《檢證》一書側重追究個人的戰爭責任，忽略了日本作為加害國整體的戰爭責任。

　　將責任歸于個人而非國家，差別在一開始可能並不明顯，但在演進過程中，會出現巨大反差。在日本的輿論環境中，戰爭責任逐漸被異化成“戰敗責任”。主流輿論將東條英機等戰犯視為“誤國重犯”，也就是説，是他們的一意孤行，將日本導向戰爭，從而讓日本人在戰爭中大量死亡，最終導致日本被美國佔領。事實上，主流輿論追究的也並非他們的戰爭責任，而是“戰敗責任”。試想，如果他們並未讓日本最終陷入戰敗的境地，如果他們如美劇《高堡奇人》所設想的最終實現了侵略、殖民的目標，是否罪責就不存在了？

　　正是這種邏輯不斷在日本普通民眾中灌輸著“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意識。近幾年，日本政府“順應民意”，不斷強調二戰中“日本的悲慘”。2015年，日本舉行了規模很大的“東京轟炸70周年”紀念活動，安倍在講話中只談戰爭慘禍，不講侵略歷史，也就是將導致東京轟炸的背景完全忽略，一味渲染日本人在轟炸中遭受的重大傷亡。這就不僅是避免提及戰爭責任了，而完全是倒打一耙。

　　與此同步的是日本在廣島、長崎核爆問題上的態度，日本政府在聯合國等外交場合一再渲染自身是“核爆唯一受害國”，卻只字不提導致這一切的原因。今年菅義偉在廣島、長崎紀念儀式上的講話依然如此。2016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安倍政府的運作下訪問廣島，雖然白宮表示“奧巴馬訪問廣島並非為美國投下原子彈而道歉”，但安倍政府認為將日本塑造為“受害者”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2015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東京的“朝日新聞基金會”演講時曾指出：“正視歷史是和解的前提。”德國在二戰後也走過一段彎路，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確立了對戰爭責任的正確態度，從而為德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常”國家鋪平了道路。日本卻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定戰爭責任、模糊戰爭責任意味著説謊，而為了圓這個謊，就要用更多的謊言、更多的話術來遮掩。正如庫什納所説：“道歉不伴以行為，很難讓人接受。”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員）

來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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