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德國明斯特地區法院開庭審理一名94歲的前納粹黨衛軍警衛

涉嫌謀殺案。圖為被告人在法庭上手握拐杖

　　德國對於戰爭罪責的反思從未停止，近年來，一些曾在納粹時期協助謀殺的普通共犯被帶入法庭，他們已是耄耋銀發。

《環球》雜誌記者/張遠（發自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早已散去，距離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也已過去了70多年，德國納粹政府的顯赫人物亦早已伏法。

　　但德國對於戰爭罪責的反思卻從未停止。近年來，一些曾在納粹時期協助謀殺的普通共犯被帶入法庭，他們已是耄耋銀發。

衰老罪人

　　10月，德國法院將開審一名百歲的納粹集中營前警衛。他被指控曾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協助殺害3518人。

　　這名百歲男子於1942~1945年間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擔任警衛。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靠近德國北部城市奧拉寧堡，距離首都柏林不遠，曾關押政治犯、戰俘、宗教人士、猶太人等總計約20萬人，其中約10萬人遇害。

　　勃蘭登堡州新魯平鎮公共檢察官辦公室認為這名男子雖已是高齡，但身體健康，可以接受審訊。按照德國法律，檢方沒有公布他的姓名。

　　這名男子的案件並非孤例。近年來，此類新聞屢屢成為德國當地熱點。今年7月，德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一家地方法院起訴一名96歲的女子，指控她曾在施圖特霍夫集中營擔任秘書。這一案件由青年法庭審理，因為她在集中營工作時只有18歲。2020年7月，一名93歲的男子被指控曾擔任納粹集中營警衛，被判兩年監禁，緩期執行。

　　二戰結束後，德國司法系統對待納粹高官與參與納粹犯罪一般人員的態度有一定區別。1949年12月，聯邦德國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那時德國人對待納粹歷史更多的是沉默與回避。20世紀60年代後，一批知識分子開始提出反思民族歷史，而青年人也在反思父輩所作所為，提出德國人應承擔納粹罪責的“共同責任”。承認、反省、銘記納粹黑暗統治和大屠殺的歷史，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

　　實際上，在德國司法領域，起訴一些納粹時期普通共犯一直較為困難，因為法官通常需要足夠確鑿的證據證明嫌疑人參與了特定的謀殺案件。不過，2011年，德國一家法院在審理集中營前警衛約翰·德米揚魯克的案件時，首次認定，只要在集中營工作，即使沒有具體犯罪證據亦有罪，這使得審判更多的納粹普通共犯成為可能。

　　眼下，有類似經歷的納粹普通共犯均年事已高、身體衰弱，也因此有媒體評價，“追責納粹‘共犯’只能與時間賽跑。”

“老鼠”逃亡

　　一些納粹普通共犯並不只隱匿於德國，在納粹德國顯露頹勢或徹底戰敗之後，不少人選擇逃亡到國外銷聲匿跡。

　　今年2月，在美國田納西州橡樹嶺，94歲的弗雷德里希·卡爾·貝爾格被告知，他將被遣返至德國，並且因曾在納粹集中營擔任警衛而面臨審判。

　　與不少案例相似，鄰居印象中的貝爾格待人友好，是個貼心的父親，一直照顧衰老的妻子直至去世。他們得知貝爾格的身世後很吃驚。貝爾格當時也不敢相信，二戰過去70餘年，自己將被迫返回德國。

　　美國司法部1979年曾表態，納粹戰爭罪行的參與合作者將被遣返回原籍。

　　長久以來存在一種説法，納粹德國露出敗相之時，不少黨衛軍成員組織了“敖德薩”行動，將納粹成員從歐洲秘密轉移至美洲，其中大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因為彼時阿根廷胡安·庇隆政府對納粹政權較為同情。

　　不過經歷史學家考證，“敖德薩”行動更多的是一種後人的杜撰，沒有確鑿史料證明這一行動的存在。納粹官員或是為納粹政府做事的普通人多是各尋門路，獨自踏上逃亡之旅。

　　逃亡也有幾條主要路線，一是經丹麥、瑞典的“北歐路線”，二是經西班牙、葡萄牙的“伊比利亞路線”，三是經意大利羅馬、熱那亞的“梵蒂岡路線”。納粹倉皇出逃的這些線路也被統稱為“老鼠路線”。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納粹高官出逃，除了動用自己當地的關係外，竟然得到了盟軍的協助。例如納粹德國黨衛軍、蓋世太保成員，有着“里昂屠夫”之稱的克勞斯·巴比，在盟軍反諜報部門（CIC）的幫助下，從意大利逃到了阿根廷。盟軍將巴比作為線人，在得知其曾經屠殺法國猶太人和抵抗運動者後，也並未將其轉交給法國司法機構。

納粹獵手

　　德國納粹政府執政期間，大約屠殺了600萬名猶太人，犯下滔天罪行。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中，一直有人在尋找納粹前官員及普通共犯，這些人被媒體稱為“納粹獵手”。

　　不難理解，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是最頑強的“納粹獵手”。以色列以猶太人為主體，對待躲過審判的納粹政權相關人員態度堅定。

　　最知名的案例是，1960年，摩薩德在阿根廷鎖定納粹德國奧地利黨衛軍前少校阿道夫·艾希曼的行蹤，將其綁架至以色列受審，最終判處其死刑。艾希曼曾深度參與組織和執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二戰後逃至阿根廷隱居。

　　另外，有着“里加屠夫”之稱的納粹黨衛軍將軍赫伯特·庫克斯於1965年被摩薩德設計引誘至烏拉圭，將其暗殺。

　　歐洲本土最知名的納粹獵手要數弗裏茨·鮑爾。他是猶太人，1935年逃離德國，1949年回到德國，之後擔任黑森州總檢察長，一直致力於追責納粹罪犯。據信，在追捕艾希曼的過程中，鮑爾給摩薩德提供了信息，幫助摩薩德發現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藏身地點。

　　鮑爾過世後，德國於1995年成立“弗裏茨·鮑爾研究所”。這一研究所除了追蹤納粹前官員及合作者之外，還對這些人所犯罪行的動機和原因進行研究。現在，研究所還聘有教育學家，向學校教師及其他相關人士提供培訓。

　　另一較為知名的納粹獵手西蒙·維森塔爾是位奧地利猶太工程師，從1941年開始，他先後被關押在12個不同的納粹集中營，與妻子一共失去了89名親人，1945年被美軍救出。在恢復健康後，維森塔爾開始為紐倫堡審判蒐集納粹政府罪證，後在奧地利林茨成立猶太人檔案中心，從事蒐證工作。

　　1977年，美國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通過社區參與、教育拓展等活動促使人們正視種族歧視、反猶太主義、恐怖主義和種族滅絕等問題。

　　儘管納粹前官員及合作者至今已所剩不多，德國現階段仍有活躍的納粹獵手。比如首席檢察官安德烈斯·布倫德，他同時也是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處理納粹大規模犯罪事件中心”的主任。

　　布倫德2020年在接受《南德意志報》採訪時説，儘管調查發現許多嫌疑人都已去世，或因健康原因無法受審，他仍將繼續工作，“為了給納粹受害者一個交代”。

來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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