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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而內:三次納粹戰犯審判
  新華網 ( 2021-09-21 07:10:42 ) 來源: 《環球》雜志
 

 

1945至1946年舉行著名的紐倫堡審判的法院

  對德國人來説,這3次審判不僅是一個由外而內、由表及裏、逐層深入地清除納粹殘余的過程,更是一個從發現、承認到反思罪責的自我反省過程。

孫文沛

  近期,世界多國在以各種形式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6周年。76年幾乎是一個人的全部生命周期,但如何徹底清除納粹以及軍國主義殘余,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也是國際社會義不容辭的職責所在。

  為了更好地教育後來者,二戰結束後,將納粹德國戰犯繩之以法的努力一直持續到現在。其中有3次審判最具轟動效應:1945~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1961年的艾希曼審判、1963~1965年的法蘭克福審判。

  雖然3次審判的被告都是納粹戰犯,但審判方和公訴方卻分別來自同盟國、以色列和聯邦德國。對德國人來説,這3次審判不僅是一個由外而內、由表及裏、逐層深入地清除納粹殘余的過程,更是一個從發現、承認到反思罪責的自我反省過程。

紐倫堡——“啟蒙”和“再教育”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政權曾犯下大規模暴行,將戰爭罪犯繩之以法成為同盟國的戰時目標之一。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開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希特勒分子對其所犯罪行責任問題的宣言》,宣告戰爭結束後納粹戰犯“將被解回犯罪地點,由他們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審判”。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決定在紐倫堡——一座納粹熱衷于在此舉辦規模宏大的黨代會的城市,由蘇美英法四國各派出一名法官和一名預備法官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對無法確定其具體犯罪地點的納粹德國首要戰犯進行統一審判。這是人類歷史上戰勝國首次組織國際法庭對戰敗國主要代表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進行公開集體審判。

  美國首席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力排眾議,建議對納粹首惡進行公開審判而非直接槍決。他在法庭開幕詞中強調了這次審判的歷史價值:“4個偉大的國家,勝利的它們充滿了被不公正所折磨的痛苦,不應該尋求報復,而是自願將其俘虜的敵人交給法律審判,這是權力對理性作出的最重要的讓步之一。”

  1945年11月21日,包括納粹元帥赫爾曼·戈林、納粹元首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納粹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在內的24名納粹戰犯站上了紐倫堡法庭的被告席。他們被指控破壞世界和平,策劃、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以及危害人類罪。納粹組織,如黨衛軍和“蓋世太保”也被指控為“犯罪組織”。然而,最重要的戰犯逃脫了審判,希特勒、黨衛軍和“蓋世太保”首領希姆萊及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戰爭結束時已經自殺,這給還活著的戰犯推卸責任提供了可能。

  在218天的聽證會上,紐倫堡法庭聽取了240名場外證人的證詞,審查了30多萬份宣誓書,聽證會的記錄達到約16000頁。沒有被告人承認其個人的罪行,也幾乎沒有人表現出悔意。大部分被告一再強調他們對猶太人大屠殺一無所知,或只是執行希特勒和希姆萊的命令。戈林甚至聲稱他從未下令殺人,也很少下令或容忍其他暴行。幾乎所有的被告都表露了對法庭權力的蔑視,指責這是勝利者強加的審判。

  1946年10月1日,審判結束,法庭宣判了12項死刑、7項監禁、3項無罪釋放。戈林在即將被處決前幾小時服毒自殺。

  盡管直至今天在西方法學界還存在關于紐倫堡審判合法性的爭議,但德國歷史學家卡爾·迪特裏希·埃德曼當時就得出了一個明確判斷:“鑒于紐倫堡所揭露的事情的艱巨性,在所有法律考慮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結論,即正義在這裏得到了伸張。”“猶太人滅絕計劃”“安樂死行動”等納粹統治時期作為最高機密一直不為人知的事實,在審判期間作為證據被不斷揭露出來並向德國人民展示,奧斯維辛集中營堆積如山的屍體照片令所有人震驚。

  對德國人來説,這是一場關于正義和邪惡的“啟蒙”和“再教育”。

耶路撒冷——發現“平庸之惡”

  阿道夫·艾希曼是執行猶太人大屠殺“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人。他在帝國安全總局的辦公室計劃並組織了將歐洲猶太人運送到滅絕營的工作,並且參與了滅絕營的建設規劃和毒氣室的開發,因此被猶太人稱為“死亡擺渡人”。

  二戰結束後,艾希曼隱姓埋名並于1950年底潛逃到阿根廷,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甚至在當地的奔馳汽車工廠找到了一份工作。1957年,擔任德國黑森州總檢察長的弗裏茨·鮑爾將艾希曼的行蹤告知以色列政府。1960年5月,以色列摩薩德特工在阿根廷抓捕了艾希曼,並將其偷渡帶回以色列(以色列和阿根廷沒有引渡協議)。以色列時任總理戴維·本·古裏安最終決定對艾希曼進行公開審判,聲稱“這將是猶太民族的紐倫堡”,目的是給全世界上一堂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課。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地區法院開始審判艾希曼,以色列總檢察長吉迪恩·豪斯納擔任首席檢察官。起訴書指控艾希曼犯有15項針對猶太人的罪行和反人類罪。艾希曼否認了對他的所有指控,並把自己描述成納粹死亡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只是遵循了上級的命令,沒有可能影響到大屠殺的計劃和運作。

  艾希曼狡猾的自我辯護,加上他那更像小職員而非可憎的納粹領導人的外在形象,塑造出一個滑稽又引人深思的“辦公桌罪犯”形象。猶太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作為美國《紐約客》雜志撰稿人旁聽了這次審判,並創造出一個著名的概念——“平庸之惡”,描述像艾希曼這樣樣貌平庸的人可以在沒有明確動機的情況下做出最可怕的事情。

  然而,111名證人被傳喚上庭,逐一描述納粹佔領區的恐怖情形並戳穿了艾希曼的謊言。與紐倫堡審判使用場外證詞不同的是,在艾希曼審判中,幸存的受害者第一次有了發言權。證人證詞像拼圖一樣被拼接起來,向全世界第一次完整展示了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全盤方案,也揭露了艾希曼當時其實是猶太人生與死的主宰。1962年6月1日,耶路撒冷法院以危害猶太人罪、反人類罪和戰爭罪判處艾希曼死刑。

  對遠離審判現場的德國人來説,艾希曼審判是一次巨大的震撼。德國媒體高度關注這場審判,並派出了51名記者前往現場報道。德國多個電視臺制作了艾希曼審判特別節目,邀請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每天對案件進展進行評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節目當屬晚間新聞後黃金時段播出的《一個被審判的時代》。據統計,有50%的西德電視觀眾觀看了該係列節目,他們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大屠殺幸存者如何在證人席上暈倒被抬出法庭,如何平靜地講述家庭其他成員在自己眼前被槍殺,如何展示從萬人坑中發現的兒童鞋……這種親歷者敘事將抽象的指控轉變成具體的經歷,創造了一種直接體驗的感覺,使人們能夠具體審視受害者的命運,為德國社會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認知打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

  艾希曼審判開啟了德國社會對民族罪責的公開辯論。討論不僅打破了紐倫堡審判以來德國社會關于納粹歷史的長期集體沉默,而且開啟了對德國內部深藏的“小艾希曼”進行自我審判的序幕。

法蘭克福——“沉默的終結”

  法蘭克福審判是迄今為止德國法院對納粹罪犯進行的最重要的審判。與前面兩次審判不同的是,它是一個德國地方法院根據德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則對德國人進行的獨立審判。法蘭克福審判的啟動,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當時的黑森州總檢察長弗裏茨·鮑爾。

  鮑爾曾經是受到納粹迫害和驅逐的德國猶太人,也是一個堅決反對遺忘納粹歷史的鬥士。當法蘭克福檢察院1959年收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犯罪卷宗的時候,鮑爾決定通過一次整體起訴徹底處理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人類滅絕設施”的遺留問題。他希望追蹤盡可能多的奧斯維辛罪犯,並在一次大審判中把他們定罪。為此,他組建了一個調查小組,尋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證人。

  1963年12月20日,法蘭克福審判啟動。在艾希曼審判吸引德國社會關注猶太人大屠殺的兩年後,德國公眾那時面對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整個滅絕體係。受審的是22名“正常”的德國公民,包括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的助手、秘密警察看守、集中營醫生和藥劑師等。他們被指控在1940~1945年期間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犯下了無數謀殺罪。

  審判持續了近2年,共聽取了來自19個國家的359名證人的證詞,其中211名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他們講述了各種酷刑手段,“挑選”和毒氣室殺戮的過程,以及醫生的虐待等。當證人講到集中營看守威廉·伯格發明了人稱“伯格秋千”的酷刑道具將囚犯折磨致死,或者黨衛軍軍醫約瑟夫·克萊爾直接向心臟注射苯酚殺死數百名囚犯,抑或毒氣室半小時殺死數千人的過程,整個法庭鴉雀無聲。漢娜·阿倫特把這一時刻稱為“真理的時刻”。

  面對如山鐵證,22名被告雖然不否認奧斯維辛的罪行,但他們總是否認自己參與了這些罪行。他們聲稱自己是軍人,只是執行命令,如果拒絕就會被嚴厲懲罰,除此以外,他們什麼也記不起來了。約瑟夫·霍費爾負責“挑選”犯人送往毒氣室,他的狡辯是一個典型,“這一切都是自動秘密運轉的,其他的我都不記得。”

  1965年8月20日,法蘭克福法院宣布判決結果,6名被告被判無期徒刑,11名被判處3年半至14年監禁,3名被告無罪釋放。判決依據不再是紐倫堡審判和艾希曼審判中寬泛的“危害人類罪”和“危害猶太人罪”,而是德國刑法關于謀殺罪名的規定——如果被告是出于上級命令而殺人,或者雖然沒有殺人,但是因為服從上級的命令參與了集中營日常的管理運作,即須承擔謀殺共犯的罪名。

  這種“服從上級命令也是犯罪”的原則,為此後德國處理類似案件奠定了法律基礎。“服從命令”與“未親手殺人”不再是洗脫罪責的借口,“服從即有罪”原則得到普遍接受。

  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德文·彭達斯如此評價法蘭克福審判:“在德國舉行這樣一場關于納粹歷史的重大審判,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過去,人們認為這只有在國際法庭上才有可能,一個國家根本不可能將自己的歷史付諸審判,而法蘭克福審判則證明了這是可能的。”

  對德國人民來説,法蘭克福審判是一場“大眾審判”,因為它涉及到長期以來困擾德國社會的以“小艾希曼”為代表的納粹遺留問題,這是一個-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大問題。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德國媒體幾乎每天都在報道審判的過程,包括取證情況和證人的證詞。約有2萬名參觀者旁聽了審判,其中大部分是中學生。

  與審判相關的聲音、圖片和視頻記錄被剪輯成短片,附上“罪行”“審判”“作為轉折點的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和我們”等標題,用于歷史課堂教學的素材。戰後出生的德國年輕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的父輩犯下的深重罪行,尤其是集中營的罪行,並要求政府開展大規模清算。審判結束時,黑森州廣播電臺稱這一刻為“沉默的終結”。

  法蘭克福審判還決定了其後幾十年德國處理納粹罪行的方式。更多人開始意識到,對納粹罪行不可能有“最後一擊”。在審判的同時,聯邦議院就二戰謀殺罪的訴訟時效進行了辯論,最終在1969年完全廢除了種族滅絕的訴訟時效。這意味著,未來無論任何時候發現納粹罪犯,都可以對其起訴。2020年7月,一名93歲的黨衛軍集中營前警衛被判處兩年緩刑,讓世界聽到了法蘭克福審判法槌的回響。

  (作者係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來源:2021年9月2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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