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猶他州的一所學校,老師正在指導學生們學習
也許,在教育界,真正的創新都是一種回歸:以學習者為中心,關注學生和家庭的全人需求,助力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實現。
馬鳴燕
不迎合競爭思潮,花更多精力打造正式課程外的隱性課程,重視學生的體驗、玩耍、冒險和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因材施教,激發孩子潛能……這是近年來國內外許多創新學校追求的目標,也符合許多家長的教育期待。
然而創新學校的探索和發展仍在經歷百轉千回,而新冠肺炎疫情也讓創新者有了更多反思。
一個創新學校的存在和消亡
2013年,AltSchool橫空出世。創始人馬克斯·溫蒂拉是谷歌前高管,他大膽宣稱:個性化學習將讓所有孩子充分發揮潛能,因材施教的模式將讓孩子學得更快,掌握得更好。他要把硅谷的先進模式引進教育,運用大數據和演算法,把這樣的學習方式變成可能,走向教育的未來。
AltSchool吸引了超過1.7億美元的資本注入,包括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的1億美元投資,並在紐約、舊金山和帕羅奧圖開辦了6所微型實驗學校。當時的AltSchool志存高遠:雖然初始階段它的學校還只能服務富裕家庭的孩子,但隨著技術平臺開發的推進,它將在美國各地開辦更多的微型學校。
不僅如此,AltSchool還要把這種先進的教育模式推廣到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學校,在更好地教書育人的同時,給公司帶來不菲的利潤。這番宏圖願景吸引了《紐約時報》、福布斯、《連線》雜志等的競相報道,甚至連大洋彼岸的中國都有若幹篇微信閱讀量10萬+的文章描述著AltSchool的創新模式。一時間,這種“硅谷+”教育模式成為了美國教育創新的象徵。
走進AltSchool的校園,你會看到不同年齡的孩子在同一個房間裏分散地坐著,人手一個iPad或Chromebook,各自獨立地完成動態課表中的學習活動。有些活動在網絡上進行,有的在現實中展開,都根據學生的興趣和專長量身定制。學校自行開發的學習管理係統實時收集學生的學習數據,既為了幫助老師更好地支援學生學習,也供技術開發人員改進軟件設計。
2019年6月,AltSchool宣布關閉實驗校,並更名為Altitude Learning,專注開發學習管理係統。公司解釋説,其從未打算長期經營學校,重組後將在平臺層面和更多學校合作,産生更大的影響。然後,2021年2月,Altitude Learning低調地將技術平臺出售給High Ground,進一步縮小業務范圍,變成了一家教育咨詢服務公司。至此,AltSchool這一備受資本追捧、雄心勃勃想要用科技顛覆教育的創新教育機構,悄無聲息地退出了公眾視線。
教育創新走過半個世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各種教育創新嘗試在美國層出不窮。這種對教育創新的追逐,離不開美國人對本國教育品質的擔憂。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就企圖用教育創新來緩解人們對國家整體發展的不安。
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伴侶號”,美國人視其為本國的恥辱。于是,美國政府在1958年迅速出臺了《國防教育法案(NDEA)》,提供經費支援科學、地理、地區研究、圖書館等教育工作,教育擔負起了國防工作的重任。1983年《危機中的國家》報告首次提出國家共同核心課程的概念,以期提高公辦教育品質。1985年,非營利機構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投資我們的孩子:商業和公共教育》強調,“教育對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有直接的影響。”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教育領域對創新和改革的討論,大多圍繞這樣的邏輯:教育需要讓個體、讓整個國家和民族,為參與全球經濟競爭作好準備。
這種競爭和比較在21世紀更是變本加厲:自2000年起,每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都會組織成員國14歲的青少年參加PISA測試,來評估他們的學術能力,進行世界各地教育程度的比較。美國學生的閱讀和科學水準在全球范圍內處于中等偏上,數學則接近墊底,因而每次結果發布,都會引發美國教育界新一輪的反省,以及對排名最高的成功國家——芬蘭、新加坡、韓國、中國——的學習和模倣。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教育創新在各領域百花齊放。有的創新發生在教育理論層面,例如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提出的“成長性思維”。她指出,具有成長性思維的人相信,無論自己現在能力如何,只要努力就可以成長進步。這種相信能力和智商是通過培養鍛煉來獲得的人,更喜歡應對挑戰,積極思考解決問題,而成年人和孩子的互動可以強化成長性思維,避免固定性思維。
有的創新在制度層面,例如2002年開始的《不要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通過每年政府集中組織的標準化考試來檢驗學校的教學品質,不達標的學校被要求整改,甚至閉校。在這項法案之前,美國教育由地方政府主導,很少有全國范圍內統籌的政策。
有的發生在社會文化層面,例如對母語非英語的學生,教育領域從要求家長(通常是新移民)嚴格在家維持全英文環境來支援學生的英語學習,轉變到開設雙語項目,幫助學生把母語中已經具備的讀寫能力轉化為英語能力,鼓勵學生熟練掌握兩種或更多語言。
還有的發生在教學模式層面,例如隨著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概念的時興,越來越多的學校開設了額外課程和項目來培養學生的數理工程能力。美國政府和商界也投入巨資,設立實驗室、創客空間,升級學校軟硬體,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實驗、制作和實踐中鍛煉STEM能力。
不斷試錯的教育創新
教育創新需要經受實踐的驗證,那些符合教育本質的創新,會自然有機地傳播開來,久而久之就不再是創新,而成為教育的常態。最好的例子之一便是通用學習設計——UDL框架。
這個框架最早提出時是模倣建築設計行業的無障礙設計,而在教育的其他産品和服務設計中,考慮到殘疾學生或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的需求,例如在普通電子設備中設計朗讀文本功能來輔助視障者學習。實踐中人們很快發現,技術是為教學服務的,而教學中若能在設計層面提供足夠靈活的學習環境,給學習者豐富而多元的選擇,所有的學生都可從中獲益。從神經科學的最新研究落地成為普適的設計框架,成功促進了教育公平——作為教育創新成果,UDL可謂影響力深遠。
而炒作創新的教育項目,為了顛覆而顛覆的“教育創新”,甚至更糟糕的為了賺快錢、“割韭菜”而發起的“教育創新”,最好的結果是自己銷聲匿跡,最壞的結果則是破而不立。哪怕實現了既定目標,那些大張旗鼓的“教育創新”也往往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
《不要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實行後,小部分不負責任的學校被查驗清退,家長得到了更公開透明的教育資訊,高要求的國家課標之下,整體教育品質也確實有所提升,但是高壓力的標準化考試讓學校、老師、學生不堪重負,社會對“教育品質”的理解也變得越發狹隘,幾乎與“考試成績”等同,美國公辦教育陷入了“應試指揮棒”的困境。此外,美國社會對STEM教育的追捧,也給很多學校和地區帶來麻煩:教育總經費不變的情況下,學校只能縮減音樂、美術項目,美育和個性發展少了施展的空間。
疫情“試金石”
教育創新的本質目的是什麼?這個創新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産生什麼後果?也許可以把目光看向近年來教育最大的顛覆者:新冠肺炎疫情。自從2020年3月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美國所有地區、所有學段、所有類型的教育機構都被迫圍繞疫情的現實去開展教育工作。對許多教育者和家庭來説,這一年半令人精疲力竭。擾亂之余,疫情的洗禮也逼迫全社會重新審視教育的本質,而疫情催生的教育創新也許在時過境遷之後仍會在教育界留下痕跡。
2020年3月轉網課後,老師們很快發現7歲的孩子少了在校吃的那頓午飯無法專心上課;15歲的少年作業交不上來,因為家裏擁擠嘈雜沒有地方學習;20歲的大學生每次登錄網課都在車裏,因為離開了校園很多大學生只能到麥當勞的停車場蹭網。
學校為此想出了各種創新的點子:北卡羅來納州吉爾福德郡教育局在75輛校車上裝了移動Wi-Fi,開到有需要的社區停留;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教育工作者每周給學生打電話,幫助有需要的家庭申請社會補助或追蹤新冠病毒救助支票的去向。其實早在疫情前,學校為家庭提供的就不僅是教育,更是資訊渠道、社會服務和人際關係網絡,而疫情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了這個事實。
一年半的遠端學習告訴人們,技術不能取代教學,但技術可以為教學服務。疫情期間,教育科技公司紛紛開放免費版的産品,哪怕對技術無感的老師們也趕鴨子上架,利用各種産品救急。許多科技公司因此找到了産品設計的缺陷:比如發現對于有讀寫障礙的孩子來説,很難使用語言教育産品;學習編程的産品,孩子必須在有知識基礎的家長手把手的輔導下,才能發揮好的效果。
通過這些實踐、反思和改良,許多科技公司越發尊重教育者的視角和建議。而老師也看到了好的産品不僅能為自己減負,更讓一些原本無法開展的教學活動成為可能。教育和技術之間難以言説的競爭關係弱化了,合力正在形成。
社交隔離期間的孤獨感讓人們明白,沒有心理健康,就不可能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很多老師這一年都遇見過學生的家庭成員或是感染新冠住院,或是失去工作,學生們因此憂慮不安,無心學習。
有老師在反思這一學年的時候表示,“這一年教我記住,學生在教室之外的生活對他們的狀態有很大影響。”疫情讓生活闖進了教室,也讓教育者看到,社會情感健康是教育的第一要務,不是可有可無。
歸根結底,無論在美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教育創新都無法脫離對教育目的和教育對象的深刻思考。也許,在教育界,真正的創新都是一種回歸:以學習者為中心,關注學生和家庭的全人需求,助力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實現。回歸教育本質的創新,自然能在危機的擾亂中、在時代的洪流中找到方向,站穩腳跟。
(作者係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現任教于美國舊金山創新學校)
來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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