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捐例，分作兩類：一是“現行事例”，主要是捐監生、虛銜與封典這類提升個人、家庭社會地位的榮譽性頭銜；二是因財政急需巨額支出而開捐的“暫行事例”。

李寶臣

　　中國封建王朝，朝廷通過捐資入仕籌餉的歷史久遠。《史記·秦始皇本紀》講，始皇四年（西元前243年），“令民納粟拜爵。”

　　清朝捐納入仕最為頻繁，並且制定了法規性質的“捐納事例”，分作兩類：一是“現行事例”，也就是常態化運作，主要是捐監生、虛銜與封典這類提升個人、家庭社會地位的榮譽性頭銜；二是因財政急需巨額支出而開捐的“暫行事例”，如賑災、軍餉等，期限明確，事畢結束。

　　暫行事例是捐官的主要途徑。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二“捐例”講：嘉慶時捐例最雜，見之奏報可考者，三年（1798年）有川楚善後例（收三千余萬），六年（1801年）有工賑例（收七百余萬），九年（1804年）有衡工例（收千百二十萬），十一年（1806年）有捐輸例（收二百余萬）。道光以後內外交困，財政捉襟見肘，捐例越開越多越繁，乃至朝廷權柄下移，允許各省督撫各立名目開例籌款。

　　白身捐納入仕，除吏部、禮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外，捐京官最高可到正五品的郎中，外官最高到正四品的道臺，武職最高到正三品的參將。

　　援例捐官並非出資即可得到實職，而是擁有了做官資格。捐京官的分派各衙門見習3年；捐外官的分撥各省考察一年。期滿後，分由隸屬衙門長官與總督巡撫拿出鑒定意見，上報皇帝後決定去留，留下的方可到吏部候選。顯然，捐資者入門後能否獲得長官推薦，以及被推薦後能否如願獲得實缺，是充滿變數的。候補官員仍要出資疏通各環節，運作資金往往高出入仕門檻的費用。一般而論，白身富戶的捐官行為往往是出于體面與交際便利的需要。在消費存在等級限制的時代，擁有了官銜就可進入官場社交，享受官派生活。

　　在清朝，不管是由科舉還是捐納等其他方式入仕，都要經過銓選。銓選即按程式審核候補官員履歷資格，審核合格的始可實授職位。銓選授職，赴任新官均需按部門規定的年限試俸，短的兩年，長的5年，然後才能升遷、轉任。入仕、升轉程式繁瑣，考察項目甚多，做起來費時費力，于是就有了以金錢換資格履歷與試俸年限的“捐免”規則，準許將其中的試俸、歷俸、實授、保舉、試用、離任引見、投供驗看、回避等項目，通過捐資得以免除。另外，受處分的撤職降職官員若想盡快復職亦可通過捐銀實現，時稱“捐復”。清代後期，金錢侵蝕官箴法規的現象無處不在。

　　捐例大開，職位頭銜投放劇增必然導致價格降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捐京官五品郎中的標價9600兩、六品主事4620兩；外官四品道員16400兩、從四品知府13300兩、從五品同知6820兩、七品知縣4620兩、八品縣丞980兩。120余年後，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分別降至2773兩、1028兩、3723兩、3830兩、1474兩、999兩、210兩。搶手的道員與知府價格降幅超過70%，其他官銜降幅更大，在80%上下。而原本價格較低的監生、虛銜、封典等更是直線下降。柯悟遲《漏雨喁魚集》説，鹹豐六年（1856年），“報捐監生，京莊收兌者不過二十六七元，後賤到二十二三元。（江蘇）省中協濟局，報捐從九（品）銜，只需二十元。”甚至出現“沿鄉勸捐”強制推銷現象。

　　顯然，捐例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産生的消極不良影響是極其深刻的。不過，買官現象不是清朝特有的。威廉·多伊爾《捐官制度——十八世紀法國的賣官鬻爵》説，法國舊政權幾乎所有職位都必須購買或繼承，王權以此來擴充自己的財政收入，到18世紀由7萬個腐敗職位組成了整個司法係統，大部分的法律職業、軍官與各種各樣的其他職業都是捐買來的。

來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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