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從空中俯瞰位于東陽市六石街道夏溪潭村附近的50兆瓦農光互補光伏發電項目

    提高對碳排放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營造更加有利的地緣政治形態，關鍵在于優化自身的能源結構，提高新能源利用率和技術實力。

卞永祖

　　碳中和行動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多元、復雜且仍處于不斷演變過程中，它既能創造新的合作機遇，也能成為競爭與衝突的誘因。各國和各地區在碳中和的利益預期、實施路徑、進度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錯位或分歧，將導致地緣政治走向存在多種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在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同時，將全球氣候治理納入地緣政策，需從多方面統籌與規劃。

積極參與，統籌安排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尤其近代以來，擁有和控制能源成為大國崛起的重要前提，也是地緣政治形態重構的重要力量。比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英國依靠儲量豐富的煤和蒸汽機的發明迅速崛起為“日不落帝國”；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美國打造的石油美元體係不僅鞏固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也極大鞏固了其全球霸主地位。可以看出，現在的地緣政治形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和爭奪有緊密聯繫。

　　新能源的快速發展，正在成為重構全球地緣政治形態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化石能源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枯竭，人類必須尋找可以替代的能源供應；另一方面，大規模使用煤炭、石油等能源，使全球變暖和極端氣候現象越來越明顯，加快新能源發展從而減少碳排放正在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當前，世界大國都在加大對碳排放規則制定權的爭奪，以期在未來經濟競爭中處于先機。

　　減少碳排放、實現碳中和的關鍵，在于對太陽能、風能等可持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這實際上對高新技術提出更高的要求。相關規則一旦形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前景和國際地位都會有巨大影響。對于歐美等發達國家來説，新能源的使用已經佔據相當大比例，歐洲部分國家甚至已經完成能源轉型，利用掌握的科技優勢擴大碳排放規則話語權，是進一步鞏固自己經濟優勢的良機。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産油國來説，能源轉型面臨技術和資金投入門檻，目前具有的資源優勢也會被弱化，未來全球經濟競爭中恐會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是擁有門類最齊全工業體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決定了中國在這次新能源發展浪潮中既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發展空間，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方面，從長遠看，中國作為一個石油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大力發展新能源不僅對于自身的能源安全具有戰略性作用，也會加快經濟轉型和提高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已建立起龐大的傳統能源體係，火力發電佔比大，在新能源領域還存在技術短板，從短期看，新能源還不足以滿足中國經濟發展對能源的巨大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可能有限，因此，過快強調能源替代可能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總之，加快新能源發展以提高碳排放規則話語權的同時，中國也要統籌好新能源與經濟轉型、經濟增長的關係。

　　正是站在對全人類長遠發展利益負責的角度，中國雖然面臨很大能源轉型壓力，但仍然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並且在《巴黎協定》簽署過程中起到示范帶頭作用。

　　在2020年9月舉行的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鄭重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同時，在同年的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進一步對碳減排和新能源發展提出了更詳細的規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雙碳目標”的提出，體現了中國勇于面對當今國際最重大的問題，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也體現了中國對經濟轉型和未來發展潛力的信心。

優化能源結構，發展綠色金融

　　提高對碳排放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營造更加有利的地緣政治形態，關鍵在于優化自身的能源結構，提高新能源利用率和技術實力。一個國家的碳排放量，跟這個國家的能源結構、經濟總量以及人口都直接相關。毫無疑問，改善能源結構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

　　首先，大力促進以風電、太陽能發電為主的再生能源發展，盡快彌補在該領域存在的技術短板。中國已經具備發展風電、太陽能的良好基礎。比如，中國不僅具有全球最大的光伏産業市場，佔據全球70%以上的市場份額，同時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發電裝機量，佔比超過50%；全球10大光伏公司中，有7家是中國企業，部分技術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準。

　　同時，中國具備發展新能源的良好條件，尤其是在西部廣大、平坦的荒漠地區，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建設風能和太陽能發電站。據統計，僅僅在內蒙古自治區，太陽能豐富地區和較豐富地區面積就達到72萬平方公里，佔全區總面積的61%，尤以鄂爾多斯市西部、巴彥淖爾市和阿拉善盟最為突出，部分地區的太陽光照可以達到3300小時/年，發展新能源條件可謂得天獨厚。

　　利用好發展新能源的機遇不僅可以加快推動西部發展，改變當前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還可以改善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生態和社會的綜合發展。當前西部地區已經成為新能源廠家的必爭之地，規模效應初步形成。同時，部分廠家利用西部的資源優勢加快科技研發，比如，把太陽能發電與制氫技術、中草藥種植甚至畜牧業相結合，研發光熱發電儲能新科技等，不僅創造了更大的社會效益，甚至進一步把西部地區從資源高地轉變為科技高地，為中國經濟發展打開了更廣闊空間。

　　加快發展綠色金融，為經濟低碳綠色轉型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援也至關重要。新行業、新業態和新技術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援。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中國的能源結構、産業結構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必然會發生巨大的改變，這需要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的金融産品，引導社會資金為新能源的發展以及在該領域的技術投資提供充足支援。

　　當前，中國綠色金融市場發展迅速，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截至2020年末，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為12萬億元，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約8000億元，居世界第二，為支援綠色低碳轉型發揮了積極作用。據估算，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每年可支援節約標準煤超過3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的當量超過7億噸。為更好地支援經濟低碳轉型，規范市場主體綠色投資行為，中國同時要積極參與綠色金融國際標準的制定。

加強國際合作，發揮引領作用

　　碳減排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呼吁，有可能為世界和平與穩定提供新的途徑。中國加大與各國共同商討碳排放規則、加大科技合作和交流，有利于提高自身負責任的國際形象。同時，發達國家在清潔能源技術研發、管理經驗等方面有一定優勢，中國在規模和産業鏈方面佔優，雙方合作空間很大。

　　中國還可以通過發揮高層對話的引領作用，管控“碳干涉”、碳關稅等業已突出的矛盾點和風險點，減少各方的單邊主義行動與猜忌，避免將氣候治理簡化為單純的“低級政治”議題。

　　此外，加大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幫助，比如，為蒙古國提供清潔電能，這有利于兩國經濟合作，構建更加友好的睦鄰關係。

　　能源轉型涉及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在參與國際碳排放規則制定的過程中，應以是否有利于經濟更高品質、更快速度發展為前提。拜登政府上臺後，美國宣布重返《巴黎協定》，意欲重新奪回全球氣候治理主導權，甚至對中國等國家進行壓制，這顯然不利于全球合作。中國在堅持多邊合作、符合各國利益的前提下，在推動新能源發展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到風電、光伏等新能源具有間歇性、波動性的特點，避免超出中國經濟實際承受能力的運動式碳減排。先立後破，加快技術研發和儲備，尊重經濟發展規律，才能在這場能源變革引領下的地緣政治形態重構中立于有利地位。

　　（作者係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2021年8月1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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