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國立博物館鑒真展的海報
“日本今日之發展,即仰仗中國偉大先哲長期以來的言傳身教。”
《環球》雜志記者/王子江 楊汀 姜俏梅(發自東京)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不久前推出了“佛教戒律與鑒真和尚”展覽,展出大量與鑒真東渡日本、在日本弘揚佛教文化和創立唐招提寺相關的珍貴文物,其中包括鑒真當年帶到日本的佛經和法具。
“他將中國最先進的文化與技術一起帶到了日本……也正是鑒真將正統的戒律傳到日本,直到今天都讓日本人思考何為佛教與佛教徒應有之形態。”京都國博對鑒真東渡如此高度評價。
鑒真與聖德太子的“對望”
京都國博的本次展覽中,很少與公眾見面的唐招提寺珍藏鑒真塑像也一同展出。這尊塑像由鑒真弟子在其去世後打造,塑像的照片即是本次展覽的海報,張貼在京都市內各廣告欄裏。
利用展覽的機會,博物館還推出了日本學者關于鑒真的十余種著作,既有關于佛教的研究專著,也有供兒童閱讀的繪本。可見1300多年後,鑒真在日本依然有很大影響力。
無獨有偶,臨近京都的奈良國立博物館也同時進行著一個名為“聖德太子與法隆寺”的展覽,以紀念聖德太子去世1400周年。展覽展出的174件文物中,最珍貴的兩件都是日本皇宮藏品,排在第一位的是《聖德太子及二王子像》,它被稱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肖像畫,畫法模倣了唐朝大畫家閻立本的《帝王圖卷》;其次是聖德太子手書的《法華義疏》,是一部漢字佛經注釋,被稱為日本現存最早的書法作品。展品同樣不乏來自大唐的珍品。
聖德太子稱得上是日本歷史上劃時代的人物,他于西元593年統攝朝政,大力引進中國佛法,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寺院,著佛教經典義疏,被尊為日本佛教的始祖。
在他攝政期間,佛教在日本開始從“巫術”逐漸發展成為一項影響全民的宗教。他還派遣隋使和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學生、僧侶赴隋唐學習,使更多日本人有機會學習漢文。他主持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及《十七條憲法》都完全用漢文寫成,不少條文直接援引《論語》《禮記》《易經》《老子》《莊子》等中國典籍,語言樸實,文章優美,代表了當時日本漢文的最高水準。聖德太子去世131年後,鑒真抵達日本,讓佛教在日本發揚光大。
“大唐是‘日本文化恩師’”
日本史學家家永三郎稱大唐為“日本文化恩師”,這從京都和奈良這兩個日本頂級博物館本次的展覽中便可見一斑。這兩個古都中,與唐代有關的文物、寺廟等遺跡還有很多。鑒真當年在奈良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金殿依然完好無損。奈良市還在1400年前的平城宮舊址上復原了“朱雀門”——平城宮是日本于710年遷都奈良後建設于平城京大內中的宮室。平城宮遺跡公園的説明清楚地表明,平城宮模倣唐長安皇城修建,朱雀門是隋唐長安皇城的正南門。
奈良國立博物館研究部長吉澤悟經常到中國陜西、河南的博物館參觀交流,對中國傳統文化讚嘆有加:“那些東西太好了,會再次感到我們的很多文化起源于唐文化。”
對于本次展覽,吉澤悟對《環球》雜志記者説:“日本文化中有很多是從中國和朝鮮半島傳來的,我們呈現這些,就是在呈現東亞的聯繫,也可以説是當時的國際性。”
吉澤悟特別提到,展品中的大鏡子是利用從中國傳來的技術在日本制造的;還有些文物來自中國和朝鮮半島,因為戰事多等原因雖在當地已經失傳,卻機緣巧合在日本寺廟裏保留了下來。
不過,現代日本人對中國更古老的歷史和文化似乎興趣索然。日本民俗學者、《日經新聞》前資深記者山形健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對于日本這樣歷史很短的國家,人們很難去關心幾千年前發生在外國的事情。三星堆文明據説可以追溯到西元前5000年到西元前3000年,我們無法想像這麼古老的時代。即使在學校的歷史教學中,我們也根本接觸不到這樣的時代。日本人心目中的‘古代’可能與中國人認為的不一樣,中國人認為的古代是西元前幾百上千年,而日本人的第一部史書直到西元8世紀才出現。”
山形健介上世紀70年代末就訪問過中國,他認為,當今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和考古發掘興趣的多寡,多多少少與中日交流及遊客有關。“40年前,日本掀起了絲綢之路熱,電視臺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節目;幾年前的兵馬俑展也令人興奮。現在到日本的中國遊客多了起來,這與京都、奈良有很多受中國文化影響並保存至今的古跡也有很大關係。”
吉澤悟表示,“奈良國博經常做介紹中國的展覽,現在正計劃做一個絲綢之路展。我們也關注中國的考古發掘新動態,希望兩國增加交流機會,這是增加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基礎,非常重要。”
強調本土文化的獨特
日本“岩波新書”主編永沼浩一曾説:“日本今日之發展,即仰仗中國偉大先哲長期以來的言傳身教。”日本本土文明成長較晚,但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了有自己特點的文化。
京都國博的展覽,在回顧鑒真東渡給日本帶來的影響的同時,更是為了展示凝然法師去世700年來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只不過鑒真的名氣更大,是歷史轉折處繞不開的人物,于是打上了鑒真的旗號。這次展覽的副標題即是“凝然國師去世700年紀念特別展”,因此,京都和奈良的兩個展覽根本上都是為紀念兩位日本人。凝然法師1321年去世,是日本佛教華嚴宗高僧,為奈良東大寺戒壇院長老,後來宇多天皇拜他為師,賜“凝然國師”稱號。
其實,這次展出的部分文物,都難以識別年代和真偽。有人就認為《三經義疏》非聖德太子所書,而有些所謂的日本文物,本身就來自中國。日本有些史學家甚至認為,聖德太子本人的事跡也是後人偽造的。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一書中説,聖德太子的事跡充滿了“神話般的渲染”,不容易分辨出哪些是確切的史料,哪些是太子的業績,哪些是與他共同執政的蘇我馬子的業績。包括《憲法十七條》,也可能是偽作。
但是,日本歷史本來就較短,似乎少有人計較這些。吉澤悟説,這次奈良國博展覽,並非想要證明聖德太子的存在。“我們展出的這部分內容,是以認為他存在為基礎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的展示。他並不存在的説法當然很有衝擊力,也容易被人記住,但我覺得應該允許各種研究存在。”
在日本各地作為旅遊景點的城堡,也有人認為是明治維新之後所修建——因為日本並沒有修建城墻的傳統和歷史。中國《隋書》《舊唐書》就特別記載:“倭國居無城郭。”作為日本千年首都的京都的確一直沒有城墻。有研究者認為,明治維新後,為了迎合歐洲人的口味,日本人將騎士、盔甲、長槍、劍與城堡,整合成為本土的武士、日本刀與城堡。日式城堡,包括潔白的墻壁、優美而巨大的樓閣式天守閣,遂成了日本傳統古典東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吉澤悟認為,中日需要加強文化交流,了解各國文化的來源、經歷,這是互相了解、尊重的基礎,也是反觀自身的途徑,並不是比較哪個文化更優秀。“日本受到中國的影響,但也生成了有別于中國的文化。産生區別的過程是怎樣的?奈良國博正是一個向人們提供這些史料的地方,一個向人們提供理解自己和他人機會的地方。”
日本歷史學家宮埼市定在《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一書中寫道:“試想,如果日本因使用漢字而在中國人面前抬不起頭來,那麼所有使用阿拉伯數字的人豈不都在阿拉伯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將世界各地的文明聚集一堂,把它們安置到日本式體制中最需要、最適合的地方,這是日本值得驕傲的地方,絕不是什麼恥辱。”這本書寫成于日本戰敗前的1943年,對于外界了解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來源:2021年7月28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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