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柏林國際航空航天展上拍攝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35戰機

    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國經濟遭遇重創，民眾健康和生命安全遭遇重大挑戰，但其以“大國競爭”為訴求的國防、軍事科技發展仍然步步推進。

吳敏文

　　以技術和裝備優勢取得戰場優勢和作戰優勢，從而以小的傷亡和代價贏得作戰和戰爭勝利，是美軍建軍備戰的基本訴求。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從反恐重返“大國競爭”的背景下，其國防和軍事科技創新發展轉向支撐“大國競爭”，就是一個自然的選擇和結果。

新形勢催生新路徑

　　2020年以來，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國經濟遭遇重創，民眾健康和生命安全遭遇重大挑戰，但其以“大國競爭”為訴求的國防、軍事科技發展仍然步步推進：7月13日，美知名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發布《下一代國防戰略：提高美國軍事優勢》報告；8月4日，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推出《新興軍事技術：背景與呈國會問題》報告；11月17日，新美國安全中心又發布《國防技術戰略》報告，建議國防部確立技術戰略，規劃新技術投資和民用最新技術採購，並將其快速軍事化……

　　歸納上述戰略、策略和報告的研究結論與建議，主要包括四大要點。一是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正在喪失，美國必須加緊在基礎科學、5G、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等方面的研究創新，以免被對手和潛在對手超越。二是美軍的主要風險集中在對手和潛在對手于海灣戰爭後所發展的非對稱能力。三是美軍必須重獲軍事技術上的主導優勢。美軍認為，雖然自身在軍事技術創新方面繼續取得進展和成果，但相應優勢的程度和比例正被削弱，要扭轉這一趨勢，必須在確立、識別、定位、獲得這些創新技術上取得進展。四是美軍在達成目的上面臨種種挑戰。

　　就目前情況而言，美國國防部和國會之間，在機構職能、資源投向以及技術採辦流程等方面，都存在對美國發展顛覆性新技術的不利因素和障礙。這些結構性障礙由來已久，又因牽涉各方面的利益而難以撼動。

　　特朗普時期，政府將國防支出從2017財年的6187億美元（奧巴馬政府制定），增加到2021財年的7405億美元。國防開支大幅增加，擠佔了包括醫療投入在內的社會福利和民生資源。

　　美國聯邦政府的支出主要由強制性支出、選擇性支出和債務利息三大部分構成。國防支出長期佔到選擇性支出的一半。但在後疫情社會，美國的財政支出更多地向社會福利和醫療等強制性開支傾斜，這也迫使美軍的技術創新只能在得不到更多資源投入的情況下提高效率。

　　為此，美國在選擇制定係統的國防科技發展戰略與策略時，將目標分解為一係列明確、可量化的指標，確定發展的技術重點，選擇主體責任部門與單位，在遏制對手的同時不斷確立和強化美國的優勢。

六大新技術研發重點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軍方曾是科技研發的主要需求方和投資者。但隨著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學科分支越來越細，加之民用需求和工業企業需求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的主要動力，軍方無論是在研發投入上，還是在對創新技術的敏銳性和需求上，地位都迅速下降。美軍認識到：它不僅不可能為所有的創新研發提供資源，甚至連自身所需的技術研發都需要依靠民力。為此，美軍選擇將所需研發的新技術進行優先級排序，確定六大新技術為研發重點。

　　一是人工智能技術。美軍選擇人工智能作為重點研發的科技領域，不僅因為其具有顛覆戰爭面貌、改變戰場規則的潛能，而且美軍認為，在這一領域美軍與其他大國軍隊之間的對比呈膠著化態勢。如果美軍落于下風或者不能取得顯著優勢，將會危及美軍的戰場安全和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已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和各軍種等下屬成立一係列研發和專家咨詢機構，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軍事應用。

　　二是致命性自主武器。按照美國國防部的定義，致命性自主武器係統是指能夠獨立尋找和識別目標，在無需人工幹預的情況下啟動武器進行打擊摧毀行動的、“完全自主”的武器係統。目前，幾個主要大國都沒有明確列裝致命性自主武器係統，但也都沒有禁止此類武器係統的研發、列裝和應用。雖然有近30個國家和165個非政府組織從倫理方面考慮，認為應禁止發展和使用致命性自主武器係統，但並不具有強制性效力。美國《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給自主係統技術的撥款，已達到前所未有的17億美元。

　　三是高超音速武器。美軍將高超音速武器界定為飛行速度在5馬赫以上的滑翔飛行器和由高速發動機提供動力的巡航導彈。與彈道導彈相比，高超音速武器不遵循拋物線彈道軌跡，可以機動制導，顯著增大對手的防禦難度。俄羅斯已在2019年底宣布“先鋒”“匕首”兩款高超音速導彈列裝，而美軍預計的列裝時間為2022年，這讓美軍感到很大的壓力。美在新版國防戰略報告中將此列為“打贏未來戰爭”的重點技術，于2018財年先期投入10億美元用于技術研發，2019財年為11.5億美元，2021財年增至32億美元。

　　四是定向能武器。美軍將定向能武器定義為通過産生聚焦的電磁能和原子或亞原子粒子來破壞、癱瘓或摧毀敵人的裝備、設施和人員的武器及係統。如激光武器係統，可用于對抗敵方無人機、炮彈、火箭彈或導彈等。與現有常規武器係統相比，定向能武器具有射擊成本低、彈匣近乎無限，且可以有效防禦導彈齊射或無人機群攻擊等特點和功能。美國的定向能武器研發和使用都起步較早，並計劃于2024財年將定向能功率從當前的150千瓦提升到500千瓦。在定向能武器上，美軍優勢十分明顯。

　　五是生物技術。美國是最先發展生物技術的國家之一，並將生物防禦置于國家戰略高度，正展開多項旨在利用生物技術提升美軍武器裝備性能和士兵作戰能力的研發計劃。美國目前重點研發的生物技術包括：將低成本的基因編輯工具用于提升或降低軍事人員的作戰能力，利用生物技術制造自適應偽裝、隱形裝置，或更輕便、更強化、有自我修復能力的人體與車輛裝甲等。2020年10月20日，美國防部撥款成立生物工業創新制造研究所，並向“生物工業制造與設計生態係統”項目撥款8700萬美元，以促進生物技術創新，確保美國技術領先。

　　六是量子技術。在軍事領域，應用量子技術可以開發出使敵方無法攔截或解密的安全通信，同時可以解密敵方信息。應用量子技術的雷達係統能比傳統雷達係統更加精準地識別所探測到目標的性能特徵，增強對敵方低可觀測或隱形飛機、潛艇等的追蹤和鎖定能力。2002年，美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制定並發布《量子信息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從2016財年起，美國防部長辦公室每年撥付專款支持量子科學與工程制造項目。2020年7月，美國能源部公布了打造量子互聯網的十年專項計劃。

四大層面聯動

　　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的資助佔國家研發資金總額的2/3，僅美國防部就佔總額的大約一半。現今，美國政府的資助僅佔國家研發資金總額的不足1/4，國防部所佔份額不足1/10。美軍認為，這對軍事科技創新而言，是挑戰也是機遇，關鍵在于能否採取有效措施，使國家技術創新服務于國防和軍隊建設，確保美軍在大國競爭中的技術和裝備優勢。美軍具體做法如下。

　　第一，概念驅動，技術支撐。新軍事變革以來，美軍在推出一係列新的作戰概念的同時，逐步形成了“一戰略三計劃”的國防科技創新框架：《國防科學與技術戰略》，以及對其起支撐作用的《聯合作戰科學與技術計劃》《基礎研究計劃》和《國防技術領域計劃》。針對大國競爭的《下一代國防戰略：提高美國軍事優勢》《美國科技競爭新戰略》《國防技術戰略》等，是這一框架在當前的延伸拓展。

　　第二，創新模式，激發動力。美國高科技産業的研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3.4%，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認為，美軍應參考這一比例分配國防預算。但在美國防部的財年預算中，用于研發的經費僅為2%。因此，美軍迫切需要將商業和私營部門的創新技術轉化為軍事技術，促進武器裝備的更新和作戰應用。

　　為此，美軍必須找到與商業、工業企業夥伴對話的有效方式。這些夥伴包括傳統的國防工業企業，也包括來自硅谷、奧斯汀和波士頓等地的高新技術企業等非傳統合作對象，使其成為美軍在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核現代化和微電子方面的技術創新引擎。

　　第三，敏捷靈活，提高效率。按照常規，美軍一項新裝備的研發，從提出創意、項目立項，到技術開發、原型機研制成功，再到作戰試驗、反饋優化，以致最後形成作戰能力，時間大致為20年左右（如“E-2C”預警機、三軍聯合信息分發係統等）。這導致不少項目研發在原型機成型時就已經落後（不少項目終止在原型機階段），浪費資源和時間不説，還貽誤戰鬥力形成。造成這一結果大多是因為大型復雜的平臺和武器係統的需求論證就長達數年。這種僵化的、按部就班的研發程序，非常不適應技術更新日新月異、新舊技術快速更替的人工智能、自主能力和軟件驅動創新能力的形成。為此，美國軍方認為需要採用差異化的處理方式，區別傳統項目與高新技術項目、主體項目與加急項目、軟件項目與硬件項目，不僅軍方與開發商的交互方式應該改進，資金的投入節奏也應更有靈活性。

　　第四，廣納良才，加強領導。軍事優勢最本質和最重要的來源是人才優勢。美軍的國防科技人才短缺問題，在高級和初級、文職和軍事崗位、現役和後備役部隊都普遍存在，被國防創新委員會成員埃裏克·施密特博士稱為“數字戰備危機”。

　　為加強對國防技術創新的領導，美國防部已成立國防創新實驗部、戰略能力辦公室、國防創新委員會、未來力量計劃和國防數字服務處等機構。此外，國防部計劃成立一個由高級成員組成的小組，組員必須在所負責領域擁有高強專業知識和能力，具有協調不同意見和面對困難條件作出抉擇、完成任務的能力，能夠與強勢的同僚合作開展工作，能給團隊帶來創新驅動的激情與力量，並且具有豐富的多崗位任職經驗和新銳超前觀念。

　　（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信息通信學院）

來源：2021年7月5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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