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在美國華盛頓拍攝的美聯儲大樓

　　一般認為，美國是所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典型甚至象徵，但事實上，美國經濟活動中的操縱、控制是驚人的。是政府幹預在一次又一次地拯救泡沫破裂後的金融體係，同時一次又一次地積聚更大的泡沫。

劉明

　　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交6萬億美元的2022財年預算，為其應對氣候變化、重建美國基礎設施和投資新技術等計劃提供資金，相應地，這意味著將增加債務和稅收。盡管該提案還將經過數月的談判，而且兩黨議員也不太可能全盤接受，但美國經濟中那只“看得見的手”的確正在強勢回歸。

　　相信市場還是相信政府？自由市場經濟信條與凱恩斯經濟學，在後危機時代的美國，誰能再次煥發更大生機？拜登實驗正在重新詮釋傳統西方經濟學。

從貨幣政策到財政政策，“看得見的手”延伸向“無盡前沿”

　　長期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決策層普遍關注的問題。早在2013年，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即稱“長期停滯”可能是我們當前時代的核心問題。2015年，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時進一步提出，長期停滯是“未來20年工業社會面臨的巨大的宏觀經濟挑戰”。

　　“長期停滯”概念的首次提出者被認為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他在1938年出版了《全面復蘇還是停滯》一書，指出資本主義並不經常處于快速增長與充分就業狀態，也有可能長期甚至無止境地處于一個緩慢增長、就業不足和産能過剩的狀態。

　　二戰結束後，全球經濟，特別是西方經濟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繁榮，以致人們逐漸淡忘了漢森的“預言”。如今，薩默斯“舊瓶裝新酒”，使之再度成為熱詞。

　　薩默斯的基本觀點是，自2000年代中期起，全球經濟的均衡真實利率（指達到充分就業所需的實際利率）就已經處于較大的負值區域（-3%～-2%），盡管全球央行竭力降低實際的真實利率，但（至少債券所反映的）實際利率一直遠高于這一水準。

　　實際真實利率高于均衡值的後果是，發達國家處于長期投資不足的境地，真實GDP進一步下滑，距離潛在的長期增長率差距更大。各國央行試圖竭力彌合這一差距，但基本上都不太成功，反而創造出資産泡沫，屢次導致泡沫經濟之“膨脹-破裂”模型“治亂迴圈”。然而，“飲鴆止渴”之外也似乎別無選擇，因為可以用來刺激需求的方式的確不多。

　　如此，低于潛在增長率的GDP增長就將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無法通過通貨膨脹和利率的變動來解決。鑒于未來需求仍將出現缺口，因此就需要更大規模的貨幣刺激來防止進一步的經濟衰退。遺憾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貨幣政策的作用並不明顯，對財政政策配合的呼聲相應地不斷高漲。人們最後的指望是，公共部門投資總可以終結長期停滯的狀態。

　　政府收入和支出的變動，可以影響就業、國民收入以及總體經濟活動。所以，財政政策是國家幹預經濟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稅收是政府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同時稅收的變動也直接影響人們的收入，此外還間接影響物品和生産要素價格，再加上稅收變動所具有的乘數效應，使得稅收的調整能夠對經濟活動的方向和方式産生重要影響。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盛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的經濟職能逐漸增強，財政政策成為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的出現，使包括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

　　近年來的經濟學熱詞“逆周期運作”，在本質上遵循的仍然是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交替使用的教條，只不過把運用的時間提前到發生的“預期”出現。也即：面對經濟衰退的預期，實行擴張性政策，以刺激總需求、總供給，穩定增長；面對經濟過熱的預期，實行緊縮性政策，以減少社會總需求、總供給，降低泡沫風險。總體而言，這似乎至少在理論上有可能“熨平”周期。

　　其中，盡管看似矛盾，實行擴張型財政政策，其實既可以是減稅，也可以是擴大政府直接支出，因為二者在本質上都是“擴大支出”，都可能造成預算赤字，只不過支出的主體有所區別。減稅具有雙重乃至多重效應。它完全可以是典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或稱積極的財政政策，即通過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

　　歷史地看，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一般來説更傾向于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的傳統，似乎更相信個人花錢的效率和效益會高于政府，所以擴大政府直接支出的動力較小、政策風險更大。那麼就減稅，讓國民去支出吧。所以，面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持續減稅曾經是美國政府長期奉行的政策。

　　不過，在拜登經濟學中，這一取向似乎已經發生根本性逆轉。不斷擴大政府直接支出以及相應地加稅，正逐步成為拜登經濟學的新趨勢。

　　《華爾街見聞》文章《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意味著什麼？》有一句很好的結語：“薩繆爾森曾説，‘好問題比簡單的答案更重要’。現在，他的侄子薩默斯確實提出了一個好問題。”不過，美國也不能永遠停留在提出問題，他們還得嘗試給出答案，哪怕是民主黨政府和共和黨政府，甚至同一政黨不同時期的政府，給出大相徑庭甚至相互矛盾的答案。

政府：泡沫經濟的終結者還是制造者?

　　“膨脹-破裂”的迴圈是泡沫經濟演進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幹預曾經在這個意義上被引入，他們被寄望能打破這一迴圈，推動經濟趨于均衡。

　　人們寄望于政府幹預的基本假定是：無論市場資訊如何充分，也無論市場參與者如何“理性”，市場都有形成泡沫的內在動力和傾向。市場參與者認識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為避險而遠離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為逐利而進入泡沫並助推泡沫的進一步形成。所以市場難以做到自行趨于均衡，即使最終趨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經濟危機的爆炸性方式實現的。

　　由此，市場監管被引入，我們需要市場監管者進行逆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進一步擴大，直至形成危機。當仁不讓地，政府應當承擔這樣的監管責任。

　　但是，從這個基本假定出發，政府幹預的困境也恰恰在這裏：如果其他市場參與者不能準確判斷市場何時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時泡沫將會破裂，政府是否一定具有足夠的資訊和判斷能力以做出正確的決策？

　　市場化程度越高，市場監管者就越難以具有絕對的充分資訊，他們在與市場參與者的不斷互動中作出決策，而市場參與者的初始決策以及對于其他市場參與者的決策的反應，包括對于市場監管者決策的再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預測的，至少不可準確預測。市場參與者作出決策的背景也是復雜和不確定的。理性預期理論常常在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行為面前目瞪口呆。

　　這就説明，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只能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市場監管者獲取市場資訊存在一個“決策-等待-反饋-評估”的過程。在危機情勢之中，就算市場能夠提供充分的資訊，市場監管者甚至也無法等待這一過程的完成，即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就被迫迅速地作出決策。監管者在一定意義上也只是市場參與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場參與者強行逼迫為“被動反應者”，只不過“權重”過于特殊。

　　問題在于，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美國的經濟實踐中，困境並沒有在這裏結束。

　　市場監管者的決策既可能引導市場趨于均衡，也可能進一步扭曲市場。如果市場監管者遠非“獨立的第三方”，則情形將更為復雜。

　　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別無選擇，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價。這樣的假定在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包括美國政府至今持續推進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得到了驗證。事實上，美國政府的操縱、控制在不斷推動積聚一個更甚一個的經濟泡沫。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埃裏克·馬斯金教授曾説：“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主要責任在政府的監管失誤。”其實，這樣的判斷只是看到了美國泡沫經濟形成與發展的表像，甚至可以説是本末倒置。

　　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的局限性推動泡沫的形成，政府幹預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實上，這是一個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論假説。“市場機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式更是如此”。市場和政府有著各自不同的優勢和局限，市場和政府均可推動形成泡沫經濟，也都可能是泡沫經濟的出口和解決手段。美國政府及其支援的“兩房”（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次貸泡沫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遠不是監管者缺乏監管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制造泡沫。

　　所謂的“有意識”，最根本的是指美國在“新經濟”泡沫破裂後急需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繼續刺激美國經濟增長，避免陷入衰退。其結果是，美國的政府幹預阻斷市場機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

　　一定意義上説，“兩房”也是美國“看得見的手”的代表，其主要業務是購買抵押貸款並證券化，然後在市場上出售，從而獲取資金並提供給購房者作為新的貸款。更廣泛意義上，美國對銀行業的補貼，長期過于寬鬆的貨幣政策，都使得美國房地産泡沫愈演愈烈。

　　隨著“兩房”擔保的住房抵押貸款違約增加，相應的金融機構遭受巨額虧損，次貸危機終于爆發，並演化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2008年9月7日，美國政府被迫接管“兩房”。2010年6月16日，美國政府勒令“兩房”退市。

　　從更極端的層面看，在資本主義政治現實中，連美聯儲和白宮都可能為國際資本所操控，市場則更可能被惡意扭曲。一般認為，美國是所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典型甚至象徵，但事實上，美國經濟活動中的操縱、控制是驚人的。這一點常常被人忽視。是政府幹預在一次又一次地拯救泡沫破裂後的金融體係，同時一次又一次地積聚更大的泡沫。

　　毫無疑問，政府是最具影響力的市場行為主體。政府的決策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市場形勢的演進。市場規則本身也是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制訂的。在“看不見的手”後面始終存在著“看得見的手”。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也表明，它有著各種存在的形態，並不簡單地等同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美國經濟的危機與反危機政策，促使人們重新全面審視國家發展模式、經濟體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

　　政府幹預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這種核心作用使它處于辯論的風口浪尖。比如，今天不少學者仍在反思美國政府在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時的幹預是否及時、是否“給力”，反過來，拜登政府的反危機政策是否“用力過猛”。

　　有人説，美國政府在次貸危機中的救助措施不可謂不力：一係列放松流動性的措施，大規模的直接注資，果斷接管“兩房”和美國國際集團（AIG）等，總算維持住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控制住了係統性風險。但是，美國政府對雷曼兄弟公司“坐視不理”，至今都有爭議，使人懷疑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中的應對及其利益關聯，甚至牽扯出雷曼兄弟公司與高盛公司的“愛恨情仇”。他們辯論説，如果當時的美國政府採取更為及時、大膽、進取性的救市措施，美國或許不會出現如此大規模和深程度的衰退。還有一些人的觀點與此相反並更為激進。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持續至今的刺激政策屬“幹預過度”，正在制造更大的“超級泡沫”，甚至連帶地對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的“新政”也提出質疑，並對大蕭條前後經濟形勢的演進提出了另類解讀。但是馬上又有人反駁：非均衡才是經濟發展的常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跳躍性發展恰恰需要打破經濟的均衡，推動經濟出現結構性變革。

　　相信市場還是相信政府？這在美國成為了一個問題。

　　對應于政府幹預與泡沫經濟關係在經驗世界中的演進，政府幹預與自由市場的理論互動也在延伸。在傳統資本主義階段，或者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成為廣受追捧的教條，被認為實際操縱著一切經濟活動。

　　大蕭條之後，以凱恩斯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又將政府等同于社會正義和明智，將政府幹預視為擺脫危機的法寶。三四十年後，美國的裏根經濟學、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治國方略重新將市場奉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獲得了“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樣的“美譽”。

　　在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主導國際經濟的國家或機構的推動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甚至被作為“普世價值”，不僅在轉型經濟體中廣為實驗，而且試圖向全球推廣，並形成了若幹具有代表性的教條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按照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華盛頓共識”是“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但是，也正是這位美國學者批判説，“如果説當前關于促進世界上窮國的發展還有什麼共識的話，那就是共識根本不存在，華盛頓共識沒有給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盡管其政策建議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曾是有意義的。”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人們開始反思這一思潮，特別是本輪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更促使人們全面地重新審視國家發展模式、經濟體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遭遇普遍質疑。

　　不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衝擊了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教條，但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的影響力。

　　奧巴馬政府決定對銀行進行重組，注入資本，但並不試圖讓政府獲取絕對控制權，更沒有對銀行實施國有化。市場基本穩定、經濟穩步復蘇的態勢出現後，“退出政策”迅速回到政策辯論和學術辯論的中心。

　　在美國和西方學術界，對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信奉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這與長期以來為美國大學和智庫等提供財政支援的基金會以及主流利益集團所持有的主張也存在關聯。拜登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的擴張也正遭遇越來越大的阻力。

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模式難以簡單回到某個原點，或者某個從前時代

　　總的來説，經濟學面對一個悖論，因而需要把握一個平衡：經濟活力需要市場開放，政策目標需要政府引導。這種平衡對于市場的動態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事實上，市場與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極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論“萬能”和“絕對正確”。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單一的充分市場或者單一的全能政府就是“靈丹妙藥”。市場與政府將進行日益頻繁、強度日益加大的互動，並在這種互動中認識外部經濟環境，建立假定，對假定進行證實或證偽，並隨著經濟形勢的演進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證實或證偽。

　　與此同時，包括政府在內的市場行為主體，對于自身的行為也在不斷地進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認知、自我評估、自我校正，並構成整個經濟形勢持續演進的要素。各國在危機應對中的大規模救助、龐大的經濟刺激措施以及隨後相繼採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個政府、市場以及各市場行為主體互動演進的新型模式。

　　更廣泛意義上的市場行為主體也日益發揮重要影響力，它們“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疇，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政府）的內涵更為寬泛的‘governance’（管理、治理）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不用説經濟和市場活動。

　　這種意義已經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卻仍然僅是剛剛開始。例如有影響力的環保組織在某一産品標準制定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氣候變化領域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常常推動應對氣候變化議程的設置，並將直接影響日益成型的氣候經濟或者在其直接影響下的更廣泛意義上的綠色經濟。

　　所以，無論“左轉”還是“右轉”，“過程論”都是認識外部經濟環境的核心理念。

　　如果要問近年來的危機與反危機給予市場行為主體最大的教訓是什麼，恐怕就是對于自己的形勢判斷盡可能多地再給一次懷疑、再進行一次檢驗。不斷假設、不斷懷疑、不斷檢驗，在經濟環境的不斷演變中動態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場行為主體獲取目標收益的最佳方法。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市場行為主體——政府，只不過政府的目標收益在理論上被設定為公共政策目標。

　　當今世界正在加速進入多元化時代。這樣的時代需要，也的確正在發生係統性、全局性的大變革，它為想像能力、變革能力、創新能力、領導能力的充分發揮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

　　(作者係瞭望周刊社副總編輯；有關內容曾載《國際金融危機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來源：2021年6月16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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