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人們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舉行抗議示威活動,聲援巴勒斯坦民眾
中東社會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傾向,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就是低估阿拉伯世界團結聯合的重要性。
田文林 張旖桐
突如其來的巴以激烈衝突暫時告一段落,但並不意味著和平可期。與未來相關,這場衝突折射出的若幹深層次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其中,阿拉伯世界社會政治思潮的轉向,成為觀察問題的一大重要切口。
政治思潮趨向保守
面對此輪衝突中的巴方主角哈馬斯,阿拉伯國家圍觀者眾,鮮有國家出手相救。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很多人認為是哈馬斯主動挑起戰端,且哈馬斯在2011年中東劇變中誤判形勢,導致自身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以色列敢于針對哈馬斯和巴勒斯坦平民肆意欺淩,表明當前中東政治思潮保守化和政治碎片化加劇,導致阿拉伯世界面對重大挑戰難以形成合力。
二戰後相當長一段時期裏,以納賽爾主義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潮曾風靡中東,這些國家奉行的世俗共和政體也成為各國效倣的對象。然而,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失敗,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因此遭遇重挫,主張“各掃門前雪”的國家民族主義日趨抬頭。1977年埃及單方面與以色列媾和,首次導致阿拉伯世界公開分裂,埃及遭到整個阿拉伯世界孤立,阿盟總部還一度從埃及的開羅遷至突尼西亞;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這一“兄弟”相殘的舉動,導致阿拉伯世界再次陷入分裂。
尤其在2011年中東劇變後,阿拉伯國家頻頻上演“兄弟鬩于墻”的場景,內部分裂愈發嚴重。那些“骨頭比較硬”的所謂“激進國家”日益受到西方大國的外交孤立、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世俗共和制國家紛紛陷入動蕩。反而是那些海灣君主國,因“福利換穩定”以及美國悉心“呵護”,安然渡“關”,進而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主導型力量。沙特取代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新的“領頭羊”。
相比埃及等世俗共和制國家,海灣國家對自身安全利益的關注,遠遠超過對以“反以”為標誌的泛阿拉伯主義的關注。近年來,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國家將伊朗視為最大威脅。為遏制伊朗,除了繼續依靠美國,還將以色列視為抗衡伊朗的重要借重力量,部分海灣國家甚至期待以色列為海灣國家提供安全保護,以彌補美國撤離中東引發的安全擔憂。在海灣國家看來,抵制以色列的舊模式未能幫助這些國家應對國內挑戰,或幫助巴勒斯坦人完成任何期待的目標。
內耗、分裂加劇政治碎片化
中東社會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傾向,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就是低估阿拉伯世界團結聯合的重要性,也由此加劇了阿拉伯世界整體衰落趨勢。
諸多跡象表明,沙特作為阿拉伯世界新“領頭羊”,常常從教派、民族等原生性因素乃至自身感情好惡出發,來界定自身利益、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最終影響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團結。阿拉伯有識之士曾經感嘆:“如果阿盟為巴勒斯坦所做的,能達到它為敘利亞的民主化所做的十分之一,巴勒斯坦可能早就立國了。”與此同時,部分海灣國家從維護自身安全出發,開始與以色列秘密接觸。2020年,阿拉伯世界出現了“扎推”與以色列建交的罕見場景。
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阿拉伯國家指望通過強化與以色列關係來遏制伊朗,不過是緣木求魚。原因並不復雜,以色列長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敵對包圍中,始終具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在以色列諸多政客眼中,確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設法顛覆和重構阿拉伯世界的地緣版圖,使阿拉伯國家日趨分裂、內耗,從而無暇、無力對付以色列。
簡單説,中東其他國家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其他國家越強,以色列就越不安全。就此而言,以色列的戰略目標與阿拉伯國家謀求繁榮強大的基本目標水火不容。
難改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
某種程度上,阿以問題是衡量阿拉伯世界團結程度和行動能力的風向標。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阿以矛盾就是中東地區牽涉面最廣、對抗性最強的地區矛盾。歷史反覆證明,阿拉伯世界內部越團結、實力越強大,阿以矛盾的強度和烈度便越高,巴勒斯坦問題地位就越重要。反之亦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時任埃及總統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高舉團結統一大旗,在國際和地區重大事務中“用一個聲音説話”。在這一主旋律下,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被視為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共同事業,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曾自豪地宣稱,巴解遊擊隊在阿拉伯國家“如海中之魚”。
然而,在當前社會政治思潮保守化趨勢下,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和自相殘殺,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昔日的阿拉伯強國,從地緣政治棋手變成地緣棋子甚至棋盤,導致阿拉伯世界“潰瘍面”日趨擴大。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使各阿拉伯國家很難擰成一股繩,更加無力抗阻地區非阿拉伯國家和外部大國的霸權威脅。
阿拉伯世界內部不團結,以色列是最大受益者。近幾十年來,阿拉伯世界內部四分五裂,在與以色列的對抗中步步後退,日漸處于下風。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開會,提出了著名的對以“三不政策”(不和平、不談判、不承認)。在此之後,隨著阿拉伯世界內部分化加劇,阿拉伯世界對以立場出現明顯松動。2002年當時的沙特王儲阿卜杜拉(後任國王)在阿盟峰會上提出沙特版“阿拉伯和平倡議”(API),主張以色列從1967年以來佔領的阿拉伯領土全面撤軍,換取所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並在“公正”和“一致同意”基礎上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該和平倡議基本體現了阿拉伯世界對以政策松動,但以色列並未接招。
再到後來,沙特甚至以停止經濟援助相威脅,逼迫巴勒斯坦接受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謂“世紀協議”。此“協議”嚴重損害巴勒斯坦合法權益,但阿拉伯世界總體反應平淡。
隨著阿拉伯世界立場松動,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阿以衝突的規模和烈度也不斷縮小。它從最初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對抗,降格為“前線國家”與以色列的對抗,再降格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對抗,最後變成哈馬斯與以色列的對抗。外部制衡的減弱,使以色列在地區事務中的行為日趨肆無忌憚。
2006年,以色列因真主黨綁架幾名以色列士兵,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傷亡;2009年底至2010年初,以色列又借口哈馬斯發射火箭彈,對加沙地帶發動“鑄鉛行動”,造成數千人傷亡;2014年,以色列因3名以色列少年遇害,對加沙和哈馬斯大打出手……這次,以色列借口哈馬斯發射火箭彈,向加沙地帶發起大規模空襲。
面對一再重演的加沙慘劇,阿拉伯國家反擊乏力,其表現甚至不如非阿拉伯民族的伊朗和土耳其。中長期看,阿拉伯世界如果不能加強內部團結,未來繼續遭受以色列的羞辱性軍事行動的日子,還會很長。
(田文林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旖桐係英國愛丁堡大學碩士生)
來源:2021年6月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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