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6日，人們手持“白人的沉默與暴力無異”、“黑人的命也是命”

等標語在英國倫敦議會廣場參加示威活動

    政府功能失調會引發一種惡性迴圈，即當政府表現不佳時，會加劇民眾的不信任感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進而導致其表現更差，更加不受信任。

彭博

　　全球經濟下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共同催化作用下，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某些歐美國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呈不斷下降趨勢。有分析認為，西方世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三大類別

　　大致而言，當前歐美國家頻發的政治失信危機可分為三類。

　　一是功能信任危機。

　　德國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最早提出“合法性危機”概念：當政府機構或組織不具備維持或建立有效實現其最終目標的結構性管理能力時，就會出現合法性危機。據此，合法性危機的首要維度是政府在面臨巨大社會危機時的功能失調，以及由此引發的功能信任危機。

　　與疫情在中國趨于平穩相比，歐美等不少國家依然飽受折磨。從疫情爆發初期對他國經驗忽視、輕視、歧視甚至蔑視以至浪費“備戰時間”，到強調個人自由而無法做到有效封城或隔離，均凸顯歐美很多國家在處理與應對社會重大危機時手足無措的尷尬局面。可以説，疫情在西方世界長期肆虐，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疫情持續激化了社會矛盾，引起部分民眾的質疑與不滿，甚至導致一些國家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例如，自2020年秋季第二輪疫情爆發後，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民調支援率不斷下降，目前已被在野黨綠黨超越，並可能在秋季的選舉中失去執政黨地位。

　　二是制度信任危機。

　　自由與公平選舉一直以來被視為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因為它被認為能夠確保政府權威源于人民意志。但反過來，對選舉過程和結果的不信任則可能會破壞政府合法性並導致“民主赤字”，這種情況在西方世界的領頭羊美國表現極為突出。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過程與結果均倍受質疑。與4年前相比，美國民眾認為此次選舉是“合法且準確”的比例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認為選舉是“非法投票或操縱選舉的結果”的比例卻上升了12個百分點。彼時，由美國西北大學、哈佛大學、東北大學和羅格斯大學組成的大學聯盟在一項樣本超過2.4萬人的調查研究中發現，38％的美國人對2020年總統大選的公正性缺乏信心，主要集中在郵寄選票欺詐、投票計數不正確或有偏見以及非公民的非法選票等多個方面。

　　美國民眾對選舉制度的不信任，在2021年年初爆發的示威者暴力衝擊國會大廈事件中被推向高潮，這也被視為美國歷史上對民主制度嚴重攻擊的罕見標誌性事件。

　　三是價值信任危機。

　　對政府功能與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機，其本質是對西方自由、人權、民主等傳統價值體係的信任危機。在全球經濟下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效應共同作用下，民粹主義、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深度交織，對西方價值體係帶來一係列嚴峻挑戰。

　　為贏得連任，時任總統特朗普縱容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持續泛濫，致使美國陷入白人群體與少數族裔群體之間升級版的衝突中。疫情期間爆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全國性運動，就是進一步加劇這種社會分裂的典型案例。社會撕裂加上疫情泛濫，給“仇視亞裔”等社會性歧視與暴力行為推波助瀾，嚴重威脅到美國引以為傲的“多元性、開放性與包容性”價值理念。

　　在大西洋的另一側，歐洲多國政府抗疫不力，也使民眾飽受煎熬。疫情爆發初期，歐盟多國的醫療物資爭奪，嚴重破壞了歐盟內部的團結與協調。隨著疫情不斷蔓延，排外觀念與種族歧視發酵傳播，歐洲民粹主義勢力進一步抬頭，並對各國政治走向産生影響，使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前景與價值信念都受到質疑與衝擊。

兩大成因

　　導致西方政治失信危機的因素，從根本上講有兩個：一是經濟全球化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國家與市場關係扭曲，二是西方政治衰敗導致的政府低能低效。

　　西方世界曾引以為豪的福利國家體係，正處于深刻的合法性危機之中。這種合法性危機源于西方福利國家在不平衡的經濟與金融全球化中逐漸喪失了對國家經濟生活的有效控制與管理，即政府失去了對市場力量進行政治監管、成功應對經濟危機以及保護公民免受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換言之，福利國家無法滿足公眾對合法性的需求，從而使政治秩序失去了保持穩定性的根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合法性危機，被視為“理性危機”的典型。在危機最嚴重之時，西方國家爭先恐後提供大量公共資金挽救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銀行與金融機構，加重了公共財政負擔，並導致此後多年公共開支緊縮的窘況。越來越多的公民開始失去對政治機構、政黨和政治精英的信任，民粹主義聲勢日益浩大，成為反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力量。可以説，整個西方民粹主義的勃興就根植于國家與市場之間關係的這種根本性結構轉變，它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用“政治衰敗”一詞形容二戰後新獨立國家所經歷的政治不穩定，並指出作為規則的政治制度可以確保穩定性與可預見性。另一位美國學者、“歷史終結論”提出者福山認為，理論上民主制度可以通過選舉政治進行自我改革，但當制度無法適應新環境時便會出現政治衰敗——該論斷似乎意味著“歷史終結”的終結。

　　政治衰敗最具標誌性的表現是官僚體係效率與能力的下降。當今的美國政治制度被描繪為一種“法院與政黨”制度，即法律和立法機制比有能力的政府更受重視。對過度制衡的偏愛導致了“否決政治”的盛行，一小部分利益集團可以否決一項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舉措。

　　這些利益集團有時會通過“挾持”國會，對立法程式産生過度影響，從而向官僚機構引入自相矛盾的授權，並使司法程式陷入不確定性、冗余性及高交易成本等怪圈，最終導致政府處于一種低能低效的功能失調狀態。政府功能失調會引發惡性迴圈，即當政府表現不佳時，會加劇民眾的不信任感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進而導致其表現更差，更加不受信任。

內失外爭

　　西方世界普遍蔓延與不斷深化的政治失信，不僅在歐美地區造成一係列負面影響，其負外部性更導致全球政治朝著衝突與對抗的方向演化。

　　首先，加劇了西方世界內部的不安全感與缺失感。

　　西方社會頻發的政治失信事件不僅凸顯了歐美國家的功能性與制度性障礙，更加劇了西方作為一個整體的內部不安全感，其首要標誌是作為西方體係根基的自由民主價值的異化。

　　冷戰結束以來，無論是出于理想信念還是現實擴張的需要，西方推崇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具有明顯的開放性特徵。然而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西方越來越將自己視為一個由種族、文化或宗教準則劃定的“封閉式”群體，並深感自身正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局外人”的威脅。這為其“合法自衛”找到借口，並促使其試圖通過修邊境墻、拒絕難民、反對政治正確等一些列顛覆傳統價值的行為增加自身安全感。

　　西方內部的不安全感繼而引發其在世界舞臺上的自我缺失感。在2020年2月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與會國對西方在世界事務中關聯性和影響力的大幅度下降進行了深刻反思，集中表現為安全會議報告對“西方缺失”概念的提出與闡述。這種缺失感體現了西方國家在深刻變革的世界面前所深深懷有的對自身命運與前途的不安全感、渺茫感與無力感，迫使西方政治精英尋找“新的方向”以重拾政治信心與合法性。

　　其次，強化了大國間意識形態之爭。

　　為轉嫁由政治失信引發的不安全感與缺失感，西方政治精英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替罪羊”。他們極力宣稱，由于全球力量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崛起、印度的發展以及俄羅斯的復興，西方制度與價值受到侵蝕是可以預料的。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被視為對西方統治世界的意識形態的巨大挑戰。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大力重構以美國為主導的價值觀同盟，一是刻意回避導致西方政治失信危機的根本成因，二是旨在重建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對華政策上，拜登政府將打造價值觀同盟與經濟技術競爭相結合，多次在外交場合將國際經濟産業劃分為民主和威權兩種模式，通過“妖魔化”手段，將中國塑造為西方價值的對立面。

　　拜登持續以“壓制人權”為由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並伺機將打壓擴展到其他産業領域，包括以所謂“強迫勞動、侵犯人權”為由抵制新疆棉産業並單邊制裁中國相關個人與實體，打壓中國紡織和其他勞動密集型行業，施加“價值觀外交+經濟排斥”的組合拳策略。美國試圖通過佔據價值高地遮蔽中國相對于其在經濟、抗疫、科技等領域取得的優勢性進展，以期緩解西方世界面臨的合法性危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來源：2021年5月19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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