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一名老人將塑膠購物袋裝上自行車

    對于很多日本人來説，知心朋友少之又少，甚至除了家人就再沒有可交流的人。

《環球》雜志記者/郭丹（發自東京）

　　日本首相菅義偉日前任命了日本首任“孤獨擔當大臣”，以努力減少本國居民的“孤獨感”和社會隔離感。“孤獨大臣”坂本哲志還被要求共同應對日本自殺率上升等社會問題。

　　2020年9月菅義偉成立內閣時，坂本哲志首次進入內閣。今年2月19日，內閣正式設立“孤獨與孤立對策應對辦公室”，坂本正式披挂上陣，他面對的將是什麼？

日本“孤獨”文化

　　日本文化中有個很重要的理念叫做“侘、寂”，也是日本美學的精神內核。所謂“侘”，是指摒棄一切加工雕琢、崇尚平淡簡樸、清心寡欲的心態。所謂“寂”，含有不被外界打擾的“靜”的含義，也更多地被引申為獨處、孤寂、寂寥的精神世界。

　　對于能在凡俗世間平靜地獨處、享受獨處的人來説，其體會到的也許是“孤寂”之美，但對于那些與人交流甚少，無人關心，遇到困難無處傾訴的人來説，“孤寂”就成了實實在在的孤獨與寂寞。

　　日本社會還有兩個重要的文化理念，一個是“迷惑”（不給他人添麻煩），一個是“建前”（重視禮貌禮儀）。

　　日本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能給別人添麻煩”——孩子不應該大聲哭泣，公共場合不能大聲説話，甚至不能打電話……處處張貼的提示資訊難免讓人們的各種言行都要謹小慎微。

　　這一方面被認為是日本國民素質的體現，另一方面也使許多日本人壓抑自己的個性，甚至不敢説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和體會。一旦遇到困難，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死扛”，不給他人添麻煩。

　　日本人崇尚的“建前”一方面被認為是重視禮貌禮儀，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是表裏不一。朋友問候是“建前”，甚至父母與子女、夫妻之間也有“建前”。

　　日本人不是很重視血緣關係，而且把“內”“外”區分得十分清楚，對“外人”很少説出心裏話。這樣一來，即使表面上你好我好一片和諧，但對于很多日本人來説，知心朋友少之又少，甚至除了家人就再沒有可交流的人。

不同人的“無依之地”

　　在日本，嚴重的地域發展不平衡，導致一些中小城市的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擠入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發展，留守家鄉的只有“空巢老人”。特別是福島、宮城、岩手等曾遭東日本大地震及海嘯襲擊的東北地區，人口流失更快。由此，“孤獨死”早已成為老人們直面的社會問題。

　　由于日本對“孤獨死”尚未有統一明確的概念或定義，因此全國尚無統一的統計數據。“孤獨與孤立對策應對辦公室”的首要任務就是排查全國“孤獨”人口的相關數據。

　　大阪府警察總部根據多年經驗，認為符合“非他殺、沒有人照顧而死在屋內、死後2天以上才被發現”這3個條件的，可被認定為“孤獨死”。其2020年1月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大阪府有2996人屬于“孤獨死”，其中65歲以上老人佔比為71%。從性別上看，男性死者是女性的3倍。大阪府警署還分析稱，男性“孤獨死”比例高的原因之一，是“人際溝通”的頻率極低。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2017年實施了“有關生活及相互支撐的調查”。結果顯示，15%的高齡男性平均2周才進行1次對話，身邊沒有可以交流的人，因此在陷入緊急情況需要救助的時候，很可能陷入“無依之地”，孤獨死去。

　　陷入孤獨狀態的不只是空巢老人，一些本應充滿活力的日本青少年，內心深處也深感孤獨。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公布的自殺者數據，2020年日本中小學生自殺人數達479人，較上一年增加140人，創下歷年最高紀錄。其中小學生14人，中學生136人，高中生329人。高中生特別是女高中生2020年自殺人數是2019年的兩倍。

　　日本文部省分析稱，雖然青少年自殺的動機各不相同，但較多集中在暑假即將結束之時，“升學問題”“學業問題”或許是青少年自殺的主要原因。坂本哲志在2月24日的記者會也上表示，對于日本中小學生自殺人數如此之多感到震驚，將盡早推進綜合性對策。

　　另據日媒公布的2007年聯合國針對25個世界發達國家中的15歲以上青少年進行的調查數據，三分之一的日本青少在被問及“是否孤獨”時，均表示“孤獨”，這個比例在25個發達國家中最高。

　　日本中小學生感到孤獨是有原因的。

　　在日本，各種校園霸淩事件頻發，政府、學校有關防止欺淩的宣傳收效甚微。校園霸淩不僅是行為上的欺負，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歧視，這種歧視導致一些中小學生要麼轉學，要麼幹脆不上學。

　　日本家庭中的虐童事件也頻頻發生。據日本警察廳數據，2020年全年，日本共有約10.7萬名18歲以下青少年遭受虐待，這是首次1年之內超10萬人。日媒稱，這種虐待不僅是身體上的，有73%的兒童遭受的是長期的心理虐待——家長對孩子言語粗暴、孩子目睹家長的家庭暴力後心靈遭到創傷等。

　　日本成年人的壓力、孤獨感也非常大。

　　2月25日，日本福岡縣警察在該縣飯 塚市一座公寓內發現一名9歲男孩遺體，次日，在鹿兒島市一家旅館，該男孩的父親又將其3歲的弟弟和2歲的妹妹殺害後留下遺書，跳樓自殺，摔成重傷。

　　這不是第一起日本家庭殉亡事件。2018年9月26日，日本東京都文京區一名男子回家時發現妻子帶著3個孩子自殺，最小的女兒還不到1歲。日媒報道稱，該男子向警察表示，妻子可能對家庭經濟狀況過度悲觀從而萌生了自殺念頭。其鄰居表示，從未見全家人一起外出，甚至連他們生了寶寶鄰居都不知道。

　　日本雖然是發達國家，但仍有很多難以想像的“貧困人口”，他們基于“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氛圍，寧可餓死也不希望鄰居或朋友知道自己有多困難，也不會求助于各種社會公益組織。

讓他（她）不孤獨

　　日本經濟開發協力機構針對35個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與家庭以外的人基本不交流”、處于“社會孤立”的人群，日本佔15.3%，比例為最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政府不斷強化“自律”，強化“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聚會、交流”等，人與人之間直接的溝通交流就更少了。

　　日本已經有很多的公益組織、志願者組織給孤獨人士送去關心，但一次兩次的志願者陪伴、交流，並不能解決孤獨問題。

　　對此，菅義偉在2月25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示：“不願看到的孤獨問題正在不斷顯現，如何構築在多樣化的社會聯繫中相互支援、共同生活的不孤獨社會極其重要。”

　　當下的日本，是一個每年人口自然減少40萬的少子老齡化社會，如果健康人群的“孤獨”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自殺人數恐將繼續上升。看來，“孤獨大臣”的任務注定不輕松。

來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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