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18 日,印度農民堵塞哈裏亞納邦的鐵路
在印度廣大農民看來,改革可以,但改革的成本全部由農民來承擔,無論如何不可接受。
《環球》雜志記者/張亞東(發自孟買)
新德裏冬天的寒冷沒能阻止印度農民抗議的激情。
從2020年11月下旬開始,成千上萬的印度農民開著拖拉機、坐著馬車甚或徒步,向首都新德裏進發。在新德裏的郊區,越來越多的印度農民在此集中,抗議政府2020年通過的三大農業改革法案。
幾個月過去了,抗議活動仍未平息,農民與政府之間似已形成“死結”,未來改革如何推進也仍舊是個未知數。
抗議“持久戰”
這些農民大概從一開始就不認為自己關心的問題會得到快速解決,因此出發時就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幹糧、炊具、帳篷、被褥等,一應俱全。在抗議的間歇,這些農民就地生火做飯,晚上睡在拖拉機上,或者幹脆蜷縮在簡陋的帳篷中。
如此大規模的抗議,要想不擦槍走火,幾乎是不可能的。為引起政府的注意,這些農民已經數次試圖從不同方向進入首都新德裏,佔領交通要道,阻礙火車行進……在今年1月26日的印度共和國日上,他們甚至佔領了印度著名政治建築——紅堡。
這些大動作,不可避免地導致其與警察發生衝突。據印度媒體報道,因為道路交通事故、寒冷、衝突等方面的原因,已有數十位農民喪生。
但沒有人因此而選擇退縮,“我們不會回去,除非政府撤銷改革法案。”
壓力之下,印度政府相關部門和農民代表已進行了十幾輪會談,但都沒有談攏。2021年1月,印度政府曾表示,可以暫緩18個月實施農業改革法案,前提是農民代表必須和政府就法案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並提出解決辦法。政府的這一提議被拒絕了。農民代表提出,除非廢除這三大法案,否則免談。
形勢僵持不下,雙方似已形成“死結”。
首都地區的抗議行動還得到印度其他一些農業産區農民的支援。比如,馬哈拉施特拉邦、卡納塔克邦的農民分別在孟買等城市進行集會,聲援新德裏地區的農民抗議行動。
三大改革法案
這起近幾年來印度最大規模的農民抗議,導火索是印度議會2020年9月通過了三大農業改革法案:《2020年農産品商貿(促進和便利)條例草案》《2020年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賦權和保護)條例草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
政府的初衷是,這三項農業改革法案將賦予農民更多的自由和選擇,將成為印度農業經營自由化、市場化的催化劑,對未來的印度農村産業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2020年農産品商貿(促進和便利)條例草案》允許農民將農産品出售給全國農産品市場委員會(APMC)之外的糧食貿易商。這些糧食貿易商可以是本邦的,也可以是其他邦的。地方政府不得再對農民的市場行為加以限制。
《2020年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賦權和保護)條例草案》允許農民與農産品加工企業簽訂預售合同,按照事先約定的農産品收購價格進行訂單式生産。憑借這些訂單合同,農民可以順利獲得銀行信貸,加大農業産業的技術投入,從而提高産量和收入。
《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則減少了政府對農村種植的過多幹預。
但這三大農業改革法案也對印度原有的農業産業經營體制構成極大衝擊。長期以來,為保證農民利益,印度對基本農作物實施最低收購價保護,農民也只能將糧食出售給政府建立的批發商,這一體制已運營多年。盡管印度政府已多次承諾,新的法案和最低收購價將並行實施,農民利益不會受到傷害,但農民並不相信,衝突由此産生。
長期願景與現實矛盾
從印度農民角度來看,之所以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們這些年收入增長十分緩慢,低于國家經濟整體增長水準。
印度總理莫迪2018年提出,印度農民收入到2022年將實現翻番。但這些年印度農民的年均收入增長連5%都不到,翻番基本無望。《環球》雜志記者此前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個農村採訪了解到,該村家庭年均收入也就在10萬盧比(1盧比約合0.09元人民幣)上下。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其農民收入是如此水準,其他地區可以想見。
此次抗議的農民主要來自印度北方邦、哈裏亞納邦、旁遮普邦等地,這些邦農業比重大,農民收入更低,對農業經營的原有體制也更為依賴。對這些邦的農民來説,三大法案無疑已觸及其基本生存,憤怒之情可想而知。
但站在印度政府的立場上,積極推行三大農業改革法案,既有來自財政壓力的現實原因,也旨在以農業改革為突破口進一步推進印度國內改革。
印度政府近年實施的基本農作物最低收購價制度,已對其入不敷出的財政構成極大壓力。由于疫情衝擊,印度前些年實施的財政整固計劃無功而返。數據顯示,印度2020~2021財年(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例或將飆升至9.5%,而政府此前預設的比例僅為3.5%。同時,印度財政部2021~2022財年預設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例為6.8%,高出近年的平均水準3個百分點。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的研究指出,印度政府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2019~2020財年為72%,但在未來5年,這一數據將升至90%。
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政府推出三大農業改革法案,是在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為其在適當的時機撤銷對農業補貼埋下伏筆。最能顯示印度政府試圖削減農業補貼的舉措體現在其對糖出口補貼大幅下降上。2019~2020糖季,印度政府為每噸糖出口提供補貼10448盧比,總共支付補貼達626.8億盧比。而在新的2020~2021糖季,印度政府批準的糖出口補貼計劃僅為350億盧比。
與此同時,印度政府出臺三大農業法案,也有進一步推進改革、使印度實現5萬億美元經濟體的戰略意圖。在“廢鈔令”“商品和服務稅(GST)”改革之後,莫迪政府在改革上已經止步不前。世界貿易組織及穆迪等研究機構均指出,政府改革的缺失是印度這些年經濟增速穩步下降的主要原因。
莫迪在農業改革法案通過時表示,這是印度農業産業發展的“分水嶺”,對于國家向前發展是“歷史性和必要的”。因此,在與農民代表談判的過程中,政府堅持認為,可以修改三大法案,但不會取消。
從印度農業經營體制的角度來看,政府推出這三大農業改革也非常有必要。農業是印度最大的就業産業,但非常低效。印度超過60%的人口在農村,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還不到15%。印度長期依靠最低收購價形成的農價保護體制進一步助長了農業的低效。由于存在補貼,與周邊國家相比,印度農産品性價比非常低,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加大改革,引進市場機制,是印度農業現代化必須要闖過的關,也是為了實現其更大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因此不容退讓。
只是在印度廣大農民看來,改革可以,但改革的成本全部由農民來承擔,無論如何不可接受。圍繞農業改革法案的存與廢,印度農民與政府的矛盾短時期內難以解決,未來如何發展有待觀察。
來源:2021年3月10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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