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是總需求管理的工具，我國央行也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來補金融短板，實現包容性金融發展，彌補單純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不足，促進國民經濟更加協調發展。
總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政策工具並重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讓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我國貨幣政策已然做了比較大的調整，總需求管理與結構性的普惠貨幣政策工具並重，成為新時代我國貨幣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增加對以小微企業和“三農”為核心的普惠金融供給是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
著眼于總需求管理的貨幣政策往往忽略了貨幣政策傳導中的結構性問題，由于資訊不對稱和信用風險約束，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化金融資源配置機制，天生就具有“嫌貧愛富”的特徵。因此，若貨幣政策只關注經濟總量的均衡而忽略結構性問題，其結果不僅會加劇經濟的結構性不平衡，而且會使經濟總量失衡愈加突出，損害宏觀經濟的穩定。
在立足于總需求管理的基礎上，我國央行不斷探索、開創和完善一係列結構性貨幣政策，引導金融機構更加均衡、合理地配置信貸資源，促進經濟穩健增長、經濟發展更具有包容性。事實上，央行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箱中，創設了多種多樣的普惠性貨幣政策操作手段和方法。經過幾年的發展，著眼于提供小微企業、“三農”金融可得性的結構性貨幣政策，成為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突出特點之一。
兩大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
央行普惠性結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定向降準和普惠性央行再貸款兩大類。
定向降準屬于我國差別準備金政策的一部分。以普惠為特徵的差別準備金政策，是針對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補齊金融短板而創設、鼓勵金融機構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同時，按照金融機制的一般原理予以信貸供給，使金融服務更具有普惠性。此類普惠定向降準最早于2014年6月實施，當時對滿足條件的金融機構，央行下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比率0.5個百分點。
此後，央行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援，決定對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持續多年實施定向降準的貨幣政策操作。經過多次定向降準後，我國中小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降至9%，相較之前19%的高點，下降了10個百分點，中小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比大型金融機構低了3個百分點，這為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創造了良好的流動性環境。
我國普惠性再貸款工具包括抵押補充貸款、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和扶貧再貸款等。抵押補充貸款創設于2014年，主要功能是支援國民經濟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和社會事業發展而向金融機構提供的期限較長的大額融資。支農再貸款是央行專門為金融更好地服務“三農”而創設的貨幣政策工具。早在2014年3月，央行對部分省市增加支農再貸款。此後，央行正式在信貸政策支援再貸款類別下創設支小再貸款，專門用于支援金融機構擴大小微企業信貸。隨著脫貧攻堅戰號角吹響，央行又在支農再貸款下創設扶貧再貸款，專項用于支援貧困地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擴大涉農信貸投放。相較于支農再貸款，扶貧再貸款的利率更加優惠，以引導金融機構降低扶貧地區的貸款利率。
我國央行創設的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取得了明顯成效。大多數商業銀行建立起“能貸、願貸、會貸”的機制，開發出一係列適合小微企業等過去金融短板領域特點的産品。在總量上，據央行統計，2019年普惠小微貸款新增2.1萬億元，是2018年增量的1.7倍。到2021年6月末，普惠小微貸款余額達17.7萬億元，同比增長31%；全國涉農貸款余額達到了41.66萬億元。
我國通過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促進信貸結構優化，普惠金融不斷發展，作為金融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其積極成效逐漸顯現出來。在穩健、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通過普惠性貨幣政策的引導，以小微企業和“三農”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普惠金融發展，將對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發揮積極的作用。
未來仍是貨幣政策重要組成部分
展望未來，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將在一段時期內成為我國結構性直達實體經濟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仍然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發揮積極作用。2021年，央行發布了《關于深入開展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強化“敢貸、願貸、能貸、會貸”長效機制建設。同時，央行採取多種措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明確金融支援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工作重點和主要舉措，整合優化金融支農産品，拓寬涉農領域直接融資渠道，引導金融機構不斷加大對鄉村振興領域金融資源投入。
當然，在利用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普惠金融服務的同時，應注意防范與之相關的金融風險。央行在創設扶貧再貸款後明確表示，不能將扶貧再貸款資金等同于財政資金，金融機構必須堅持商業可持續性原則，運用扶貧再貸款的資金發放涉農貸款，自主經營、自擔風險，需要按期足額歸還扶貧再貸款的本金和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