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花落浙江，這塊創業創新的熱土就竭盡全力在探尋各種跑道。有的提出組團式、片區化發展，有的打造全品類區域公用品牌，還有的部署發動村企結對、山城協作。最近，浙江省蘭溪市舉起“地標富農”旗幟，希望錨定地理標誌農産品推動共富進程。
蘭溪地處浙中，是遠近聞名的農業大市。近年來，該市利用獨特資源優勢，積極打造“地標”金名片，為農業轉型升級、農民增收致富發揮了重要作用。據了解，蘭溪共有6個地理標誌農産品，總數排浙江全省第一。除了剛起步的蘭江蟹，其他5個地標農産品均屬種植業，面積佔蘭溪全市種植業的20.8％，但産值佔比卻達到31.2％。
蘭溪將共富跑道鎖定“地標”，出發點自是不難理解。但在新的背景條件下，蘭溪究竟如何推動“地標富農”？記者專題調研後，將其做法概括為“提低擴中”法。
提低——
通過果園流轉推動散戶“借船出海”
4月中旬，枇杷開始由青泛白。按時令，露天枇杷要再過一個月才能上市，而霓虹山村果香農場場主周慶權的枇杷種在大棚裏，比露天的要早半個月入市。這一時間差足以讓其産品身價倍增。
“枇杷最怕受凍，特別是在花期，能讓果農‘顆粒無收’。有了大棚，不僅能讓枇杷提早上市，還能避免凍害、花腐、裂果等情況發生。”正是基于種種考量，周慶權下了狠心，投入100多萬元，建起1萬平方米大棚，還配套了智能化管理係統。
周慶權的農場共有60余畝地，一半大棚，一半露天，效益相差一倍多。效益雖然誘人，大棚的投入卻讓許多人“望而卻步”：山坡地上蓋大棚，每畝成本就得12萬元。即使政府有補貼，個人只需承擔一半，普通散戶也無法承受。
霓虹山村種有2000多畝枇杷，看上去整體規模不小，但大多數是兼業農戶。一家三五十棵果樹，平日裏粗放管理，收獲後提籃小賣，隨行就市，價格不具優勢。可蘭溪的散戶、小戶基數多，既不可能指望他們成為中堅，又不可能丟下他們不管。唯一出路就是，確保其在有穩定收入的前提下，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融入現代農業發展進程。
蘭溪的“提低”流轉有兩法：一方面，鼓勵連地帶樹流轉，租金有的5年一漲，有的一次性支付，農戶無需憂心管理和銷售，除去收租金之外，平日裏還能打些零工；另一方面，出臺政策，將一批有意願、有能力的散戶培育成大戶，再通過組織化帶動，扶開工後送一程。
蘭溪農業農村局局長趙慶鴻認為，只有適度規模經營，經營者才肯多投入、用心管理，有充足意願提品質、打品牌。有了這批“領頭羊”，小散戶才得以“借船出海”。而政府所出臺的推動標準化、設施化、品牌化等政策，也能依靠這支隊伍得以更好落地。
馬澗鎮下杜村捷足先登，已成為設施化栽培楊梅的“大本營”，面積超過1500畝，佔全省大棚楊梅的近七成。盡管政府補貼未及每畝15萬成本的零頭，可衝著能賣高價，一座座白色大棚近來先後崛起，成為下杜村的標誌。
“如果沒有政府背後推動流轉，適度規模經營就無法實現，散戶的收入也就無法保證。”陶奉源是馬澗新農夫果蔬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自己旗下130多畝大棚，身後帶著一批幾十畝規模的主體，“我們出精品、打高價、立標桿，其他果農自然也能看漲，愈發重視品質，形成良性迴圈。”
陶奉源向記者算了筆賬：“流轉楊梅山，一畝年租金2000元到4000元不等，另外日常管理要請人，每年勞務支出120萬元，農民閒余時再打些零工，收入比個人種劃算得多。若決意自己種，跟著我們標準化生産，效益也頗為可觀，只要品質上乘，收購價都比市場要高出30％。”
46歲的李興盧原是陶奉源手下的管理工人，3年前“自立門戶”，從別的農戶處流轉來200多棵楊梅樹。租金按棵算，每年150元，再加上自家100多棵樹，蓋起了10畝大棚。平日裏就靠夫妻倆打理，一部分自銷，最精品的則賣給陶奉源。過去，年收入10多萬元，現在辛苦些，但足足翻了一倍多。
擴中——
通過創建區域品牌帶動規模主體“水漲船高”
受疫情影響，一年一度的蘭溪枇杷文化節眼看著無法舉行。但今年恰恰是大年，蘭溪枇杷的産量估計在兩萬噸，銷售問題顯得相當棘手。記者採訪當天，蘭溪市政府辦正在召集農口、商務、宣傳等部門緊急磋商對策。
討論結果：一方面，抓緊時間發動工會、商會、鄉賢等群體，進行內部消化；另一方面，由政府邀請網紅直播，加大線上行銷力度，並免費為市場主體提供統一包裝；與此同時，聯繫落實加工企業，進行托底收購。
在蘭溪看來，規模經營主體盡管是“地標”産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可以通過企業品牌、産品品牌實現溢價，但同時也投入大、風險大，尤其是面對疫情，散戶的損失往往可以忽略不計，但規模經營主體則可能“傾家蕩産”。
蘭溪的“擴中”之策是：由政府出面打造區域公用品牌，並且通過辦節慶、搞推介、跑展會，來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場影響力，帶動規模經營主體拓展市場、提高溢價。“規模經營主體最需要品牌行銷服務，而政府恰恰在整合資源、搭建平臺、組織活動、擴大傳播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趙慶鴻認為。
據了解，蘭溪枇杷文化節至今已連續舉辦11年，每年都能吸引將近10萬名遊客。為了充分挖掘地標文化，奇思妙想不斷：可不僅是搞採摘，還輔以與枇杷有關的詩詞、書法、繪畫、攝影，並通過現代化、時尚化方式表達，以此將特色文脈與現代生活相連結。
相比之下，蘭溪楊梅節歷史更長，影響力也更大。早在2005年，蘭溪就舉辦觀光遊和文化節，後來還把省裏的“六月楊梅紅”活動引至本土，並連續多年帶著梅農去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辦推介會。現在，“五十裏楊梅長廊”聲名鵲起。馬澗鎮從事楊梅産業的農民，其收入是全市農民每人平均的2.6倍。
蘭溪六大地標中，蘭江蟹最為年輕。短短3年時間，這只絕跡近20年的螃蟹，就在一片競爭紅海中衝出，成為一匹“黑馬”。深究其快速“出圈”的原因，離不開“蘭江蟹王”爭霸賽。這場比賽放在“蟹仙”李漁的家鄉夏李村，正是由政府出面傾情策劃實施。
“鴻鵬生態農業”的老板孫華斌在赤溪街道柳塘村投資養蟹。讓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根本無須跑市場，未及開捕，就已被訂走大半。“政府的‘蘭江蟹’品牌打得越響，我們企業就越多受益。這就像是‘水漲船高’。”
接下來，蘭溪計劃大力扶持稻蟹共養模式。不出意外，兩年內，一個規模超5000畝的蘭江蟹養殖示范集聚區就將呼之欲出。
轉型——
通過産業數字化實現轉型升級“背水一戰”
地標品牌盡管名氣大，富農效應也顯著，但畢竟蘭溪地處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發展空間更是十分有限。如何找到共富的新增長極？蘭溪背水一戰，試圖利用産業數字化來突破瓶頸，獲得地標産業整體轉型升級。
今年，蘭溪啟動“五大會戰”。蘭溪市政協主席范冬岩領命擔任“改革創新爭先大會戰”的指揮長。在他看來，“地標富農”跑道中，數字化作用不可小覷。通過産業數字化，不僅可發揮其管理工具帶來的便利，更將實現多跨協同、係統重塑，來破解體制機制障礙，讓地標品質把控更穩定、品牌管理更規范、聯農帶農更廣泛、綜合效應更突出。
在七星山名果莊園，記者看到，巨大的電子螢幕上，從溫光濕，到水肥、病蟲等數據一覽無余。因為有了設施大棚，智慧農業具備用武之地，“莊主”湯友貴的拿手好戲便在于此：只需要一部手機，便能精細管理整個果園。“産品硬不硬，不光有口感為證，還有數據作支撐。二維碼一掃，生長資訊了如指掌。”
在蘭溪，像湯友貴這樣利用數字化手段進行生産、行銷管理的，絕非個例。記者採訪發現，很大一部分規模化經營主體，都在政府産業項目如“地理標誌保護工程”“現代農業園區建設”等支援下，實現了生産成本的降低、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産品品質的提高、品牌影響力的提升。遙感、地理資訊係統、全球定位係統、電腦技術、通訊和網絡技術、自動化技術等諸多高新技術，已經開始進入地標産業的田間地頭。傳統的“靠天吃飯”的場景漸漸成為過去式。
但數字化改變的只是生産流程，保證的只是産品品質，要真正實現産業數字化，還必須將積累的海量數據加以充分利用，為品牌行銷賦能。為此，蘭溪計劃推出“産業品牌成長指數”。該指數將在楊梅産業先行先試，再復制借鑒到其他5個地標産業。
據介紹，品牌成長指數將包括品質、營養、安全、消費者評價等指標，既作為品質和市場晴雨表，讓生産者和管理部門一眼明白短板所在，洞察發力方向，又面向消費者，為其選購提供參考，形成市場倒逼。
品牌化與數字化的雙輪驅動，已讓湯友貴嘗到甜頭。去年，他的精品楊梅賣到120元一斤，還供不應求。其做法就是讓數據為品牌説話。
“屆時，組織化、品牌化、數字化將形成‘三化互動’。一方面，推動土地、果園流轉，大力扶持村集體經濟和規模主體發展；另一方面，則以村為基本單元，打造全域全産業共建共用的共富模式。”范冬岩表示，待楊梅的産業大腦和産業品牌成長指數成熟後，將借鑒復制到其他五大地標産業。
根據計劃，通過未來三年試點，蘭溪將走出一條“地標富農”係統化解決路徑。屆時，這6個地標農産品的一二産值有望達到14億元，帶動村集體年經營性收入50萬元以上的村所佔比例從25％提高到80％，農民每人平均收入年均增速超過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