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影視劇作為中國影視版圖中最具辨識度的類型創作，始終以高密度的信息、強節奏的敘事、不斷反轉的劇情以及充滿智性的博弈，持續吸引着觀眾。然而，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部分懸疑影視劇過度沉溺於情節反轉，導致敘事邏輯斷裂、人物塑造單薄。

  從類型發展的視角回望其演變歷程可以發現，這種倚重劇情反轉的創作傾向在懸疑影視劇的自身譜係中早有根源。懸疑影視劇如同一個包容廣泛的“大家族”，反特片、涉案劇與諜戰劇等均是其中的重要成員。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反特片堪稱家族中的“祖父輩”。其核心謎題往往圍繞“誰是特務”展開，情節多為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敵我鬥爭，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20世紀80年代涌現的涉案劇則如同家族中承上啟下的中堅一代。它將敘事焦點轉向“案件如何偵破”，多以警察視角展開，憑藉強烈的真實感迅速崛起，成為懸疑創作的主力。然而，隨着此類作品扎堆出現，創作逐漸偏離正軌。部分劇集為追求感官刺激，過度呈現血腥暴力場面，甚至暴露偵破手段，引發了社會爭議。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開展一系列整治活動，有效遏制了這一不良傾向，涉案劇的創作熱潮隨之降溫。創作者轉而汲取反特片的諜戰元素與涉案劇的邏輯推理基因，推出《潛伏》《懸崖》等諜戰劇。近年來，隨着視頻平台內容分眾化趨勢日趨明顯，以“迷霧劇場”“X劇場”為代表的類型化廠牌迅速崛起，為懸疑影視劇的持續創新提供了土壤。懸疑創作由此進入新一輪的拓展期：一方面向內深化，發展出犯罪心理、社會派推理等更注重現實深度與人性剖析的分支；另一方面向外耦合，積極與古裝、科幻、心理等元素交匯，展現出強大的敘事彈性與時代活力。

  縱觀其發展路徑，懸疑影視劇在長期的類型融合與衍生過程中，逐步確立了以“解謎”為核心的敘事傳統。從反特片中“誰是特務”的身份之問，到涉案劇中“如何破案”的邏輯推演，再到諜戰劇中的“怎樣偽裝身份達成任務”，這些懸疑影視劇無不通過敘事的信息差製造出持續的認知博弈與“解謎”快感。然而，這種以“設謎-解謎”為框架的敘事機制，容易依賴情節推進與真相揭曉，形成對技術化敘事的路徑依賴。尤其是當故事完全圍繞尋找真兇、破解不在場證明等“智力游戲”展開時，角色的情感動機與內心世界便可能會淪為服務謎題的扁平化符號，造成情感的懸浮與共情的缺失。隨着類型融合不斷深入、觀眾審美閾值持續提升，多線並進、時空跳躍、倒敘插敘等手法被頻繁使用，推動劇情不斷走向複雜化與奇觀化。創作者為強化撲朔迷離之感，不斷疊加案件的複雜性，使偵破過程高度迂迴，最終卻只需依賴天才式的人物設定、高智商犯罪手法與嚴密的邏輯勾連即可完成敘事閉環。這類作品近年來大批量涌現，使觀眾漸漸習慣了其強假定性，接受了懸疑敘事所講述的故事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與日常生活和現實邏輯之間存在顯著區隔。

  當然，批判“謎題敘事”的弊端並非否定其本體價值，而在於警惕創作陷入技術狂歡而忽略人文內核。近期《樹影迷宮》《漫長的季節》《我是刑警》《唐朝詭事錄》等作品的成功，正體現出一種值得肯定的轉型趨勢。它們不再止步於“兇手是誰”或“如何犯罪”，而是以案件為切口，深入個體命運與社會肌理，從解答謎題走向叩問人性、觀照社會。《樹影迷宮》將敘事重心轉向對時代氛圍與人物關係的細膩鋪陳。劇集以1994年的北方胡同為背景，從一名少女離奇死亡展開，卻並未急於揭示死因，而是通過胡同居民的日常瑣碎、警察冉曦與徒弟趙趕鵝的工作日常，緩緩構建起一個充滿煙火氣的熟人社會圖景。這種看似平淡的敘事節奏，實則將懸疑感埋藏於生活肌理之中，讓案件的複雜性在人情世故的交織下自然累積，也讓最終的真相揭示更具情感衝擊與社會反思力度。同樣，《我是刑警》也摒棄了依靠高能反轉與天才偵探的敘事套路，轉而聚焦刑偵工作中瑣碎而真實的日常。劇中沒有天降神兵式的破案奇蹟，有的只是一線幹警在資源、技術與人力限制下的執着堅守。劇集通過“非傳奇性”的細節，恰恰生動呈現出刑偵工作對從業者精力、體力與意志的全方位考驗，也讓觀眾感受到警察群體對真相的堅守與對正義的信仰。

  可見，懸疑敘事要突破類型桎梏、釋放更深層魅力，關鍵在於實現從“技術炫技”到“真實感”的回歸。這種真實感絕非對現實的簡單復刻，而是一種深刻的美學自覺，即通過構建細膩可信的時代氛圍、塑造扎根現實的人物動機、鋪陳富有質感的生活細節，為懸疑故事注入生命力。當作品敢於展現刑偵工作的瑣碎與堅持、人物內心的矛盾與脆弱、案件背後複雜的社會成因時，它所觸發的就不僅是觀眾對謎題的好奇，更是對命運、正義和社會現實的關注。這種基於真實的敘事，讓破案過程不再是天才的獨舞，而是無數普通人用專業、堅持與信念鑄就的正義之路；讓懸疑影視劇不再只是智力的競技場，更成為映照時代進程、洞察人性深處的社會鏡像。（作者：張永濤，係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戲劇與影視文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