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超載”的違規成本，倒逼行業走上規範、安全之路。

  2025年5月下旬，新京報記者暗訪發現，在一些地方，很多運輸砂石料、礦料等貨物的六軸貨車，在貨場裝載過磅時都顯示車貨總重量超過百噸，俗稱“百噸王”。按照交通運輸部和公安部《公路貨運車輛超限超載認定標準》規定，六軸貨車的車貨總質量最大限值為49噸。也就是説，這些車輛超載比率達100%以上，屬嚴重超載行為。

  6月24日，針對新京報曝光的河南寶豐縣超載貨車亂象問題，河南省交通運輸廳執法監督局相關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目前該局正研究制定調查處理方案。

  “百噸王”在一些地方的肆意闖行，並非孤立現象。關於其巨大危害性，社會也早就有清晰認知。包括直接破壞公路和橋梁結構安全，影響基礎設施使用壽命，並嚴重威脅公共安全，堪稱是行走的“定時炸彈”。同時，它還擾亂運輸市場秩序，加劇了行業的低價惡性競爭。

  正如新京報記者的調查所示，因為嚴重超載，“百噸王”還伴隨着諸多違法違規問題。如源頭上，很多貨場企業不顧相關“治超”規定，放任、協助貨車超載裝貨並放行；運輸中，超載貨車故意遮擋污損號牌，無視交通信號規則。甚至有車輛生産廠家專門為客戶定制超寬、超高的挂車，以滿足超載運輸需求。

  可以説，“百噸王”從生産到經營、運輸都處於一整套的社會灰色秩序之中，不僅威脅公共安全，也在扭曲一系列的社會規則。然而，對於這一“毒瘤”，儘管從相關部門到地方都多次開展集中整治，但依然未能根治，歸根結底還是與巨大的利益慣性有關。

  一種關於超載現象的普遍成因分析是，貨主也生存不易，為了壓縮運輸成本，獲得盈利空間，司機都傾向於通過超載來實現這樣的目的。應該説，這個成因非常“現實”，但其本質上是一種畸形的行業“內卷”，更是以透支基礎設施使用壽命、放縱公共安全風險、突破法律法規等為代價的。

  明晰了這一點，就能明白，要徹底扭轉這樣的行業低價“內卷”慣性，還是要從源頭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通過提升“超載”的違規成本，來倒逼行業走上規範、安全之路。

  這方面，並不缺乏法律法規的支撐。如2023年10月開始施行的《道路運輸企業和城市客運企業安全生産重大事故隱患判定標準（試行）》就明確，所屬貨運車輛運輸過程中違法裝載導致車貨總質量超過100噸的，應當判定為重大事故隱患。

  2020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危險作業罪”。也即，在安全生産領域即使未發生重大傷亡事故，但只要行為人的行為構成“危險”狀態時，也將受到刑法的規制。

  近年來，全國多地都出現了“百噸王”入刑判例。如就在近日，蘭州新區人民法院審結一起“百噸王”危險作業罪案件，以刑事處罰向貨車嚴重超限超載違法行為“亮劍”。

  “超載入刑”，不僅可以讓社會對“百噸王”的危害性有更直觀的認識，也有利於擺脫過去相關整治最終落入“以罰代管”“以罰代法”的窠臼，真正從規則上有效提升“百噸王”的違法成本。長此以往，也將讓“超載”失去“性價比”，從而推動運輸行業的成本更加透明化、合理化，引導行業進入一個更公平、規範的秩序之中。

  對此，各部門和地方需要積極用好這一招，像治理“醉駕入刑”一樣，真正利用法律的威懾力量，讓“百噸王”無處遁形，也幫助運輸行業加快走出低價“內卷”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