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科技是考古學的望遠鏡，令我們看得更遠；也是考古學的顯微鏡，使我們看得更細。
從現場精細發掘到文物科學保護，從深度價值闡釋到沉浸式展示傳播，科技深度融入我國考古工作之中，幫助考古學家更好洞察看不見的歷史，解讀未言明的文明。
1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産保護重點實驗室2026年度首場重大成果發布會在中國歷史研究院舉行，集中發布了6項重大成果。透過這些重大成果，科技在文明探源中的重要作用愈發彰顯。
【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産保護重點實驗室於2025年啟動了科技考古資源標準庫建設。其中，中國動物資源標本庫率先推進，目前已獲得實質性進展。
該標本庫包括“中國古代動物標本庫”與“中國現生動物標本庫”。收藏着從全國26個省份121處遺址出土的古代動物骨骼標本，以及來自全國各地具有重要科研與收藏價值的現生動物標本，共計10萬餘件。
這些標本凝結着深厚的歷史記憶：距今一萬年、中國最早的家犬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揭示，先民慷慨地將食物分給最早馴化的動物夥伴；距今4500年、中原地區最早的家養黃牛骨骼，成為先民開拓創新先進生産力要素的重要物證；距今8000年、現已滅絕的聖水牛骨骼，促使我們深刻思考生物多樣性變遷與生態文明建設……
“這些動物標本，可以為科技考古工作者構建起‘動物演化—經濟模式—社會文化’的立體研究網絡。”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産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呂鵬&&，標本庫整合了海量實物與數字化資源，為考古研究提供關鍵實證同時，兼具文明傳播與公眾科普功能，將成為連接考古研究、文明闡釋與社會認知的重要橋梁。
【成功復原唐代髹漆馬鎧甲等多套珍貴文物】
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是距今1300年的吐谷渾王室墓葬，因曾遭盜掘與自然侵蝕，墓中文物散亂破損、脆弱不堪。
其中，墓中混雜堆積的銅甲片與髹漆甲片出土時毫無組合關係可循，稍一觸碰便可能碎裂。考古團隊運用三維掃描記錄甲片的原始空間信息，並結合掃描電鏡、超景深顯微檢測等手段，分析甲片加工工藝與材料成分，最終成功模擬復原出國內出土相對完整的唐代髹漆馬鎧甲，以及國內唯一的唐代金甲實物——鎏金銅甲。
一件碎裂成近千片、銅基體酥粉且變形嚴重的銅釜，也經細緻修復重獲新生。考古人員自發掘階段便對其進行整體提取，轉入實驗室後，如同拼合立體圖形般將殘片逐一比對、拼合，終使這件器形宏大、富有濃郁民族風格的大型銅釜再現原貌。
瀕臨解體的木胎髹漆盤，經分析研究確認為金銀平脫工藝，彰顯了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藝和極高審美。盤內殘留的葡萄籽，更成為絲綢之路青海道跨區域貿易繁榮的直接佐證。
“我們創新構建了‘精細化發掘+應急保護+復原研究’的一體化工作新範式，打破了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分步開展的壁壘，將文物保護理念貫穿考古全流程。”成果發布人、文物保護修復師郭正臣説。
【刷新學界對扎經染色技術的時空認知】
一方殘帛，半縷絲線，皆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無字書”。讀懂這些“無字書”，正是紡織考古的魅力所在。
在對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扎經染色織物殘片研究中，研究人員通過碳十四測年與樹輪校正雙重驗證，確認該織物織造年代不晚於公元750年。這是迄今國際範圍內經科學檢測認定的、年代最早的扎經染色織物實物，將我國扎經染色工藝的確切歷史實證提前至盛唐時期。
該織物從何而來？專家借助顯微結構分析、染料成分檢測等科技手段，識別該織物中含有川黃檗等具有四川地域標識的染料成分。結合對唐宋時期歷史文獻的深入梳理，專家判斷該織物即史籍所載的“斑布”。
依據唐代《元和郡縣圖志》等史料記載，“斑布”作為土貢由四川等地運往都城長安，研究者確定了該織物殘片所處的時空坐標，實證扎經染色織物的原生配方源於我國四川盆地及周邊區域。
“本研究糾正了‘扎經染色織物印度源頭論’的學界認知。”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産保護重點實驗室紡織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劉大瑋&&，研究成果同時揭示了唐代土貢制度影響下，絲綢之路貿易網絡的運行軌跡，對深化絲路文明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明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
為明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考古學界開展了多學科合作研究，取得重要進展。
冀北山地四台遺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房屋測年結果顯示，距今一萬年前後，該地區已出現定居或半定居聚落，這與本地區東胡林遺址粟、黍的利用時間高度吻合，不僅證明定居生活與早期農業的共生關係，還為“北緯40°附近的冀北山地可能作為旱作農業起源中心”的假説提供了數據支撐。
對內蒙古興隆洼、興隆溝遺址人骨的碳十四、同位素測定及定量分析證明，遺址出土的人骨年代集中於距今7800年—7500年，此時黍、粟兩種穀物在先民食物結構中佔比已達70%左右，這為北方旱作農業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實證。
遼寧馬鞍橋山、河北鄭家溝等遺址的同位素數據進一步揭示，距今6200年—5000年，紅山文化核心遺址先民食物中，粟、黍佔比提升至80%左右，反映了旱作農業經濟不斷發展的歷史趨勢。
【發現我國最早的楊梅古樹】
施岙遺址位於浙江余姚，考古隊員在這裡發現了兩段並排分佈的樹木枝幹。經測定，出土古樹約為公元前2520年，屬於良渚文化時期。
出土古樹是何種屬？專家對古樹遺存進行了木材解剖學觀察，並與遺址周邊現生楊梅木材解剖結構進行對比，鑒定為楊梅屬。進一步通過科技手段檢測發現，古樹樣品檢測出13種主要化合物、現生楊梅木材樣品檢測出12種與之相同的化合物，二者的化合物組成幾乎完全相同，指向同一樹種。
“這是國內已知最早、最為明確的楊梅樹種，也是科技考古的新突破。這充分説明，早在良渚文化時期，楊梅就已納入先民的食物構成，余姚‘楊梅之鄉’的淵源由來已久。”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樹芝説。
【把我國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史前推近3000年】
“我國史前治水文明研究”集成衛星遙感、無人機航拍、遺址三維重建等前沿技術，從防洪、灌溉等角度提出良渚古城外圍、江漢平原等史前聚落治水模式，揭示先民掌握氣候、水文特徵，合理整治管理水資源以應對氣候變化。
“研究成果把中國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歷史向前推進了近3000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建國介紹，以往中外學者多從約2000年前的都江堰開始探討中國早期水利工程，而本研究表明，早在5000年前，我國先民便已逐步聯合起來，因地制宜修建規模複雜的水利工程，應對複雜的氣候變化。
科技與考古深度融合，歷史與未來交相輝映。這些研究成果，猶如一把把鑰匙，悄然打開通往古老文明深處的一扇扇大門，讓塵封的歷史綻放出嶄新的光彩。
策劃：張曉松
主編：林暉、孫聞
記者：王子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