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商周至漢晉時期雲南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位於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的河泊所遺址近日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河泊所遺址地處滇池盆地最肥沃的東南湖濱沖積平原，東靠關嶺，西臨滇池。1956年，在距離河泊所遺址約700米的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金質“滇王之印”，以考古實證印證了漢武帝賜印封王的歷史事件，標誌着滇國從相對獨立的酋邦轉變為漢王朝郡縣制下的特殊政體。

  如果説金印是古滇文明的瑰麗象徵，那麼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與封泥，則是中原制度在邊疆落地的直接見證。

  封泥是我國古代簡牘文書或物品捆紮結繩處的泥團，通常蓋着主人印章，既能標識來源，又能防止被私拆。一般來説，官方文書資料會採取焚燒、填埋等方式集中銷毀，在焚燒過程中封泥發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來。

  封泥作為漢代文書行政的實物見證，在河泊所遺址出土近2000枚。“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發現，表明漢中央王朝在滇國故地設立益州郡後，仍保留“滇國”“滇王”國號及王號，並以“相”相輔進行地方治理。這種行政管理模式既保留滇王“復長其民”的傳統權威，又通過郡縣制將邊疆納入國家行政體系。

  河泊所遺址考古領隊、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包括“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犍為太守章”等與滇國、益州郡、益州郡下轄縣、益州郡周邊郡治有關的官印封泥，是西漢中央政府對西南邊疆實施長期有效行政管轄的直接證據，證實了《史記》《漢書》中“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的記載。

  在河泊所遺址的系統發掘中，大量簡牘的出土堪稱里程碑，這是雲南乃至整個西南地區迄今考古發現的最多一批漢代文字資料，其中1.4萬餘片有字簡牘記錄了兩漢對雲南邊疆的治理體系，堪稱漢代邊疆治理文獻的“檔案庫”。

  蔣志龍介紹，簡牘內容涵蓋政區建制、賦役制度、司法運作等核心領域，如已辨識出的“律高”“谷昌”等益州郡下轄縣縣名及“縣令”“縣長”的不同稱謂，印證了《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的行政規範。

  簡牘中發現的“滇國”“滇廷”“滇丞”等記述表明，益州郡設立後，漢代分別設置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為首的兩套行政治理體系，對西南邊疆進行郡縣制治理的同時，實行“因俗而治”“復長其民”的初郡治理體系。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還填補了漢代社會基層結構的空白。蔣志龍介紹，“都鄉君薄裏”這批珍貴簡牘完整再現了漢代西南地區郡、縣、鄉、裏四級地方行政區劃和組織層級，彌補了西南邊疆基層治理傳世文獻的不足。

  河泊所遺址考古成果表明，這裡既是古滇國都邑，也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更以出土的封泥、簡牘等實證，串聯起我國西南邊疆從多元文化到國家一體的歷史脈絡，生動詮釋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格局。

  策劃：伍曉陽 胡國香

  記者：嚴勇

  設計：姚錦聲（實習）

  統籌：邱世傑

  學術指導：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