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銀川市以西、賀蘭山東麓的西夏陵園中，星羅棋佈地坐落着9座西夏帝陵和270多座陪葬墓，規模宏大，鋪陳着歲月的滄桑與歷史的厚重。西夏是中國11世紀—13世紀以党項族為主體，以漢族為重要民族構成，同時有回鶻、吐蕃等民族參與的王朝，其疆域涵蓋了今寧夏、甘肅大部，青海、內蒙古以及陜西的一部分地區。西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繼承、傚法中原王朝，社會發展進步很快，在推動中華文明傳播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西夏陵是中國關中地區以西規模最大且具有特色的帝陵。作為西夏王朝的重要遺存，西夏陵以特殊的方式見證着近兩個世紀西夏王朝的歷史，濃縮了文化、藝術、宗教等多方面信息，更顯示了中原文化在西夏傳承與發展的脈絡，多維度、立體化地展現了中華文明多元與融合的壯麗篇章，彰顯着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

　　一

　　中國古代帝陵是歷代帝王及其后妃的陵墓，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瑰寶。西夏陵所反映的陵寢制度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是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

　　党項族在隋唐時期居住在青藏高原東麓的川西一帶時，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舊唐書·党項傳》記載當時党項族“死則焚屍，名為火葬”，可見當時党項族喪葬的簡約。党項族在唐代北上遷徙至今陜西北部、寧夏、內蒙古西部和河西走廊一帶，逐漸發展壯大。近年在陜北和內蒙古交界處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項族貴族的墓誌刻石，反映了當時党項族吸納了中原地區的喪葬形式，將土葬和火葬結合，其上層實行墓誌銘制度，葬禮有大量番、漢人員共同參加，表現出不同民族之間密切交往的融洽關係。党項族勢力不斷壯大，先後被唐、五代各朝、宋朝封為節度使。後自立政權，先後被宋、遼、金朝封為夏國王、夏國主。至李元昊時自立為帝，設官任職。在喪葬方面也傚法中原，形成西夏陵寢制度。

　　在西夏，歷代都有了解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漢族高官，如太祖李繼遷時期的張浦，景宗元昊時期的楊守素、張元等。西夏皇帝和一些党項族大臣、文人對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也很熟悉。早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李德明便追尊其父李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天聖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元昊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這些謚號、廟號和陵號都學自中原王朝。西夏與宋朝的密切來往中，相互吊祭皇帝和太后的喪事成為雙方重要的禮儀。據《宋史·夏國傳》記載，宋朝皇帝或皇太后去世時，西夏派使臣前往吊祭，西夏皇帝或太后去世時宋朝也派吊祭起復使等官員到西夏弔唁。如宋景德四年（1007年）西夏王李德明母罔氏死，宋朝派吊贈兼起復官告使前往西夏，德明以樂迎至柩前，自陳感恩。後德明又獻馬五百匹，助修宋朝真宗章穆皇后園陵。天禧元年（1017年）德明丁母憂，宋朝派吊贈兼起復官告使和致祭使到西夏。宋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母衛慕氏死，遣使至宋朝告哀，宋朝派出致祭使、吊贈兼起復官告使到西夏。可見西夏正式立國前對宋朝的陵寢制度全面傚法，並與宋朝互動。西夏立國後更是堅持實行宋夏吊祭往來，如宋慶曆八年（1048年）元昊死，宋遣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嘉祐元年（1056年）西夏毅宗母沒藏氏薨，派使臣到宋朝告哀，宋朝派吊慰使至西夏。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崩，賜西夏以遺留物，西夏遣使到宋朝奠慰。同年西夏惠宗母梁氏薨，宋朝又派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有時西夏的使臣還到宋陵祭祀，參與祭奠的全過程。西夏陵寢制度的發展體現了西夏文明程度的提升，同時也彰顯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包容融合。

　　二

　　西夏陵在選址、布局、建築形制等方面，也透露出西夏王朝對中華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尊崇，體現着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

　　中原王朝的陵寢有背靠山、面臨水的布局傳統。如唐陵分佈在關中北山山脈各山峰的南麓和渭河以北地區，宋陵位於嵩山北麓與洛河間的丘陵和平地上。西夏陵總體布局是背靠賀蘭山，面向黃河，也選擇了靠山面水的地形。這裡坡高地闊，居高臨下，俯視銀川平原，極目遠眺，可以看到逶迤流淌的黃河，不僅增添了壯麗的自然景觀，更體現了西夏王朝對中原王朝陵寢布局傳統的承襲與發揚，是中華文明多元融合的縮影。

　　西夏陵園宏偉寬闊，但其範圍與唐、宋皇陵相比仍顯狹小。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繁榮鼎盛時期，皇帝即位之日就開始修造陵墓，陵園規模宏大。宋代除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外，限於埋葬制度有“七月之期”的時間限制，因而陵區面積和陵園規模較唐陵顯著縮小。然宋陵與西夏陵相比規模依然要大得多。西夏陵每一座帝陵都各自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建築群，布局也大致相同，由闕&、碑亭、月城、內城組成，內城有獻殿、魚脊梁和高大的陵&。這與中原地區唐陵、宋陵的布局如出一轍。只是西夏陵在細節上與唐陵、宋陵有所差異，如將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內禦道的兩旁，從而縮短了陵園前後間的距離，增加了月城建築，使布局更加緊湊。其陵&不在墓室之上，不起封土堆作用，也不似北宋陵為覆鬥式陵&，應是一座密檐式多層實心高塔。其墓室不作磚室，而是在墓室四壁立護墻板，表現出西夏皇帝墓室建築的特殊習俗。這些特點豐富了古代皇室喪葬文化及其內容，使西夏陵成為中國古代陵園中具有民族特點的獨特景觀，同時也體現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和包容性。

　　三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對西夏陵進行過多次考察和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這些八九百年前的文化瑰寶直接反映着西夏帝陵的建築風格和建築特點，同時也展現着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為多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創造中華優秀文化提供了實物見證。

　　西夏滅亡後，元朝修前朝史時未修西夏史，因此西夏隨着時間流逝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近幾十年來，專家們在西夏語言文字、歷史、社會、文獻、考古、文化、宗教、西夏遺民等研究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掀起了西夏研究熱潮。西夏陵的出土文物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資料，使得從各種不同新視角下探討西夏文化交流、傳承與融合成為可能。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包括石雕、陶瓷、鑄造、紡織等門類，多屬手工業製品。党項族原來從事畜牧業和狩獵業，後來亦從事農業生産，又逐步學習接受各種手工業行當，並吸納漢族手工業工匠參與製作，傳承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手工業技巧，還在很多行業中有所創新，為發展中國的手工業技藝作出新的貢獻。

　　其中6號陵出土有兩段雕鑿精細的雕龍欄柱，柱身三面刻二龍戲珠雲紋浮雕圖案，祥雲繚繞，造型生動，展示了當時高超的石雕技藝。其上的龍紋圖案，代表着皇室，與中原地區的龍文化有着密切&&，反映了西夏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確規定在西夏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龍的圖案。這一雕龍欄柱證實西夏與中原王朝一樣也將龍作為皇室象徵。

　　西夏陵園出土了兩座石雕人頭像，神態自若，栩栩如生。這些與真人等高的石像應是墓道兩旁的石像生，證明西夏陵的墓道兩旁與唐、宋陵一樣有石像生。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西夏陵園3個陵的碑亭遺址陸續出土了9座人像石碑座。這種石碑座近似正方體，有男性、女性之別，皆以誇張的手法表現了負重者的神態。這種負載石碑的底座，是在傳統的石碑座的基礎上産生的一種新的形式，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177號陪葬墓出土有碩大的鎏金銅牛，長1.2米，外表通體鎏金，造型生動，形象逼真，堪稱藝術珍品，這樣大型精美的金屬鑄造品反映出西夏成熟的鑄造工藝。

　　西夏陵還出土了殿堂上的大型裝飾鴟吻、摩羯和妙音鳥。它們原來被裝飾在金碧輝煌的大殿、門樓或墻脊上，給整個建築物增添了威嚴肅穆、富麗堂皇的氣象。中原地區在殿堂的房脊上安放鴟吻由來已久，這些文物反映出西夏也傚法中原在陵區大型建築上使用鴟吻。妙音鳥又稱迦陵頻伽，在佛經記載中妙音鳥能給人帶來幸福。陜西省唐代法門寺地宮中曾出土有紋壺門座銀棺，其側面有飛翔的人面鳥身的鎏金迦陵頻伽鳥。宋陵中宋太宗永熙陵北的李后陵中，刻有迦陵頻伽圖像。西夏陵園中的迦陵頻伽形象，展現了西夏王朝對佛教文化的重視和推崇，也展示了西夏在接受中原文化時的創新和發展。西夏陵園出土的大批建築構件，包括磚、瓦當、滴水等，都反映出西夏建築的工藝水平，其技藝來自中原，足可與中原建築構件相媲美。

　　西夏陵出土的絲織品有素羅、紋羅、工字綾、棕色異向綾、茂花閃色錦等，多是當時織物中的精良品種。党項族原以毛皮為衣服，遷徙至西北後開始穿着紡織品。宋朝紡織水平很高，産量也很大。早在西夏立國前，就從宋朝取得賜絹，宋、夏和盟後，宋朝每年賜給西夏絹達15萬多匹。李德明曾對其子元昊説：“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後來西夏在中原先進紡織技術基礎上發展起自己的織絹業，西夏政府設置織絹院專管織絹事業。西夏為學習中原的絲絹紡織技術，曾多次向宋朝要求派遣熟悉絲綢紡織的匠人，後來西夏的紡織品已具有與中原接近的水平。

　　四

　　西夏陵建有碑亭。每座帝陵一般為兩座或三座碑亭，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在西夏陵多座碑亭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碑石殘塊，共有3700多塊，引人注目。由這些殘碑石可以推想當時西夏陵園碑刻林立的景象。西夏滅亡後，西夏陵墓碑遭到破壞，碑石殘碎，被掩埋於地下。這些碑石雖已殘碎，但其透露出的大量信息仍是研究西夏曆史、文化、藝術、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實物資料，並多方面地展示出濃厚的中華文明色彩。

　　這些碑刻包括西夏文和漢文兩種文字。大量漢文碑石證實漢族及其文化在西夏的特殊地位，即便是在党項族皇室的帝陵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倣照漢字創制的西夏文，是記錄党項族語言的文字，是最像漢字的少數民族文字。兩種文字的石碑在各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中並存，顯示出黨項族和漢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兩種民族文化在這裡交匯融合，相互印證，記錄着這一時期的歷史文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殘存碑文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補充了歷史文獻的不足。通過碑文可以了解到西夏王朝的君主世系、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如7號陵碑亭出土的西夏文篆字碑額譯為“大白高國護城神德至懿皇帝壽陵志文”，可以確定該陵為西夏仁宗皇帝的陵墓，並由此了解到仁宗有這樣一種既承襲中華帝號傳統、又以“城”為號的特色稱謂。

　　距6號陵1700米的182號陪葬墓，由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漢文殘碑知是“尚父太師尚書令知樞密院事梁國正獻王嵬名安惠”的墓。據殘碑知此人是毅宗、惠宗、崇宗時的朝中大臣，位居樞要，掌管軍政大事。但他的名字和事跡不見其他史書記載。碑文補充了西夏曆史上的重要人物信息，並證實西夏承襲了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

　　西夏的職官制度仿傚宋朝，傳統漢文史書已有記載，出土的西夏文文獻如《天盛律令》和《官階封號表》等又做了補充和完善。《官階封號表》顯示出西夏有不同於職事官的另外一套“官”的體系，類似於中原王朝的勳官。西夏陵的西夏文殘碑文中有“上柱國”的稱謂，漢文碑文有“柱國”的稱謂，證實西夏有勳官之設。西夏文和漢文殘碑中都有“金紫光祿大夫”，可知西夏有階官之設。勳官是中原王朝授予有功人員的榮譽稱號，作為對官員功績的表彰和獎勵；階官是按照官職等級劃分的官員，具有明確的等級和相應的職權。西夏陵碑文中的記載補充了西夏職官制度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彰顯了西夏不僅在職事官方面延續中原傳統，在勳官和階官方面也承續中原王朝體制。西夏陵漢文殘碑中兩處有“食邑”的記載，食邑是王朝皇室對王公貴族賜以封地的制度，西夏繼承了歷代王朝的食邑制度，並將這種制度的實踐記錄在碑刻之中，補充了史書的某些缺載。

　　《宋史·夏國傳》記載，宋紹興九年（1139年），在西夏一官員家長出靈芝，崇宗乾順作《靈芝歌》，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但史書未錄其具體內容。在西夏陵6號陵的碑亭遺址中，發現刻有《靈芝頌》部分內容的漢文殘碑，其中有“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賚及多方”等語句。這一殘碑石不僅證實了史書的記載，保存了《靈芝頌》的部分內容，也顯示出中原祥瑞習俗與詩歌文化對西夏的深刻影響。

　　西夏陵出土殘碑上的文字除碑額為篆書外，其餘無論是西夏文還是漢文多為正楷。同一帝陵碑亭出土的殘碑有多種不同的字體類型，顯示出碑亭中原有多方碑石。因是在帝陵中立碑，書寫者均是名家高手，所刻文字書法精良，雕刊精細，展現了西夏書法藝術的水平。其中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字勢豪邁，有的溫淳婉麗，有的圓熟深沉，有的似瘦金，有的類院體，有的鐫刻後再涂金色，使文字熠熠生輝，反映了西夏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書法藝術。　（作者：史金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