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古老的神話地理古籍《山海經》記述了崑崙山與黃河。崑崙山是華夏民族聖山和中國神話傳説中的宇宙中心，《穆天子傳》《莊子》《列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詩經》《楚辭》《史記》《越絕書》等各類文獻中多有記載，常常與“西方”“遠方”“通天”“世界大山”“宇宙中柱”等概念&&在一起。黃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先秦古籍用“河”作為對她的專稱。黃河最早的價值體現在於交通。我國地勢西高東低，青藏高原東北的祁連山脈、賀蘭山脈、陰山山脈和西南部的橫斷山脈及其鄰近高地形成交通障礙。黃河貫通青藏高原、大西北及東部地區，把外流區與內流區連接起來，成為人類早期物質與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和大動脈，出自隴山以西地區的透閃石、蛇紋岩玉料和綠松石、瑪瑙等美石是這條大通道上運輸的特色物品。史前玉器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與核心價值，具有古老而豐富的“文明史”意義。先民把玉器作為精神價值和思維觀念的載體，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發揮着裝飾外表、溝通人神、祭祀天地、建構秩序、彰顯權力等多方面作用。

  本文參考文獻典籍與歷代學者研究成果，以黃河中上游地區調查研究和考古發掘資料為基礎，系統探析了“河出崑崙”的來龍去脈，認為崑崙文化的核心是黃河與玉石緊密結合的崑崙神話系統，它們在“東玉西進”和“西玉東輸”雙重驅動作用下構建完成。神話觀念的崑崙山地望與玉礦資源開採利用密切相關，對黃河源頭的認知也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不同。河源神話和崑崙神話的發生、發展和傳播牽涉到中原國家對邊疆地區的文化認同，反映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平包容、連續發展的突出特徵。

  一、歷代學者對“河出崑崙”的求證

  黃河發源於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的約古宗列盆地，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發祥地。長江的源頭也在青藏高原，同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和重要發祥地，但“河”在中國古代卻只特指黃河，這是由於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時期中華玉文化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上游地區。陳發虎團隊研究發現河套地區在距今5萬—6萬年前存在一個“吉蘭泰－河套”古大湖，覆蓋吉蘭泰和河套盆地的大部分地區，古大湖在距今10萬年前後開始形成，延續到距今5萬—6萬年前形成統一古大湖，隨後開始消退（注1），蔣復初等認為河套古湖晚更新世為封閉的鹹水湖，於距今10萬年開始外泄，之後才出現黃河（注2）。由此可知黃河全線貫通的時間大約距今10萬年，這是黃河成為中華民族發祥地的科學基礎。

  “河出崑崙”之意就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或者“黃河之水出崑崙”。毫無疑問，黃河源頭問題屬於科學範疇，而歷代學者對黃河源頭的探索基本上都基於神話觀念或文學想象。

  《山海經》最早記載河源，並且明確指出黃河發源於崑崙山：

  西南四&&，曰崑崙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於無達。（《西山經》）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海內西經》）

  《禹貢》載“導河積石説”，指明大禹治水從積石山開始。《淮南子·地形訓》直接説“河出積石”，高誘作注：“河源出崑崙，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歸來向漢武帝報告時，認為發源於帕米爾山結、今崑崙山的塔裏木河主要支流和田河、葉爾羌河是黃河上源：

  於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

  漢武帝據此把於闐南山命名為“崑崙山”，黃河“重源説”由此而來，即崑崙山諸水流入塔裏木河注入羅布泊、潛流地下幾百公里後到積石山重新出露地面。顯然，這是黃河源頭隨着漢代崑崙山地望西移。司馬遷雖然在《史記·大宛列傳》引用此説，但並不認同：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寘（闐），其山多玉石，採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裏，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何）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班固在《漢書•西域傳》則深信不疑：

  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於闐，於闐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

  《水經》和《水經注》都繼承發展了河出崑崙説。西晉張華《博物志》載：“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帶赤色，後以諸水注之而濁。”唐代，中原政權首次抵達河源地區：“轉戰過星宿川，至於赤海”（《舊唐書·侯君集傳》）杜佑批駁文獻典籍中的相關記載：（注3）

  詳《水經》所作，殊為怪誕，全無憑據。……大磧距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

  至元代，中原政權才首次派使專門勘察河源，招討使榮祿公都實與其弟闊闊出將考察結果繪製《河源圖》（今存，見於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翰林侍讀學士潘昂霄據此撰成《河源記》1 卷。清代，康熙派侍衛拉錫、內閣侍讀舒蘭等視察河源，乾隆派侍衛阿彌達赴西寧祭告河神，最遠到達星宿海以西 300 裏的“噶達素齊老山”。康熙年間，官方組織的地理考察已經確定黃河源頭在巴顏喀拉山，紀昀等人奉乾隆命撰成《河源記略》，但仍然堅持“河出崑崙”觀點。

  從歷代學者對“河出崑崙”的求證和考察可知，自古以來，中原王朝就通過對土地、河流、交通、稀有資源及相關祭祀活動的掌控來彰顯國家最高權力。玉文化和黃河文化是崑崙文化的核心內容，“河出崑崙説”根深蒂固，影響深遠。

  二、隴山以西的玉料資源

  世界公認文明形成的“三要素”是文字、冶金術、城市的出現。但“三要素”是從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中概括出來，很多其他文明並不符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發現概括出判斷文明形成的標準中第一條是：手工業專業化。冶金術、琢玉、修漆這些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出現專業化的傾向，鹽、銅、玉等重要資源以及高等級手工業的製作和分配為權貴階層所控制。

  手工業專業化在西亞表現在冶金，而在中國則表現為玉料開採和玉器製作。玉石崇拜從距今10000年前後開始在中國北方興起，距今約6000—5000年間，玉文化已經遍及中華大地。玉石信仰是促進華夏文明産生、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華夏文明的突出特徵和區別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

  中國有豐富的玉礦資源。《尚書·顧命》記載周王廟陳設玉器分為夷玉、越玉和大玉三類，其中大玉主要指西北玉料。《山海經》所記載産玉之山259座，其中147座分佈在西部，《尚書·禹貢》記載：“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於潴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瑯，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雍州、弱水、潴野、三危、積石、渭汭等地理名稱和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等族群名稱的地域特色非常鮮明。

  近年來學者調查和考古單位考古發掘證實的“大玉或華西玉器的産地”或玉作坊遺址主要有甘肅省馬銜山（注4）、武威皇娘娘&（注5）、武威海藏遺址（注6）、西城驛遺址（注7）、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注8）、馬鬃山寒窯子草場玉礦遺址（注9）、敦煌旱峽古玉礦遺址（注10）、酒泉金塔羊井子灣遺址（注11）、酒泉幹骨崖四壩文化遺址（注12），還有青海省同德縣宗日遺址（注13）、民和縣喇家遺址等（注14）。

  甘青地區處於歐亞大陸東部交匯區，是人類遷徙和文明互動的重要通道，亦是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的接合部。青海青銅時代各文化中所發現的玉禮器、陶器、銅器、粟黍、小麥、馴養動物骨骼及海貝等遺存，反映出羌人所創造的本地文化與中原文化、歐亞草原青銅文化、南亞青銅文化等多種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注15）

  中國先民對玉料的界定除了透閃石、蛇紋石，還包括綠松石、螢石之類物理特性明顯的“美石”。新疆哈密有黑山嶺與天湖東兩處古代開採綠松石的大型礦業遺址，它們的考古學文化與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騸馬文化有着密切關係（注16）；位於新疆哈密市星星峽鎮南的星星峽綠松石採礦遺址年代約在公元前兩千紀早期至公元前一千紀中期，測年結果早於黑山嶺遺址，是目前新疆境內發現最早古代寶玉石採礦遺址（注17）；內蒙古阿拉善右旗浩貝如遺址所在地區是古今溝通河套地區與河西走廊、西域之間的交通要衝，採礦遺跡形制與甘肅肅北馬鬃山、敦煌旱峽、新疆哈密黑山嶺等地古代玉礦、綠松石礦情況類似（注18）。祁連山地區有祁連玉，青海格爾木地區産崑崙玉（青海玉），但開發較遲。青海烏蘭高特蒙拉斷層山也發現綠松石礦，它們都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線索。

  綜合上述，位於黃河上游的西北地區擁有豐富的玉石資源，因此在神話傳説和文獻記載中的崑崙神話地望多在隴山以西。

  三、“東玉西進”和“西玉東輸”雙重作用下的崑崙文化構建

  崑崙含義主要是圓形（天、女性及生育等），讀音可與崆峒、祁連、空同、空頭、皋蘭、合黎、哈喇等西部地理名詞互轉。“崑崙、祁連、天山是同義詞，是不同族群或民族崇拜的神山，均是天崇拜的體現，具體地點會因時而變”。

  文獻記載崑崙山有九重天，西王母、九天玄女均是九重天的大神。關於九天，主要有如下三種含義：

  其一謂天之中央與八方，屈原《離騷》：“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其二指天空最高處，《孫子兵法》“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其三指九重天，《楚辭·天問》“圜則九重。”王逸注：“言天圜而九重。”

  揚雄《太玄·太玄數》：

  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沉天，九為成天。

  可見崑崙山既有神話傳説中的“九天”屬性，又有最高權力象徵的都邑特徵。

  崑崙山在神話傳説中是五帝之首和“人文初祖”黃帝在地上的都城，《山海經》《禹貢》等文獻典籍記載崑崙山還是最重要的玉料資源地和西王母等重要神職人員住所，崑崙文化在“東玉西進”（注19）和“西玉東輸”雙重作用下構建完成，並且隨着夏朝的統一，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背景下形成共識。作為崑崙文化的重要依託和物質載體，崑崙山從地理環境、政治權利、人物身份、社會關係及玉料資源掌控等方面都顯示着最高權威。下面主要從三個維度進行探析。

  （一）玉石之路：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命脈

  學界通常將隴山以西地區玉料的開發分為“玄玉時代”（注20）和“齊家玉禮器時代”兩個前後相繼的階段，它們與崑崙（神話）文化的建構密切相關。

  “玄玉時代”主要發生在渭河流域，伏羲氏與黃帝部族早期發展就在這一帶。距今5500—4900年間，甘肅葫蘆河流域先民已經採用透閃石玉料（注21）。2017年，葉舒憲提出“玄玉時代”學術假説（注22），認為玄玉是較普遍地覆蓋整個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晚期社會的玉器奢侈品的主要原料。“受玉料資源限制和文化傳統觀念影響，仰韶玄玉形成了種類少、色深黑和形簡素等特徵，並影響到後來龍山時期石峁、陶寺及齊家等文化的玉器審美取向和製作工藝，以及夏代核心玉禮器牙璋（或玄圭）的材質選擇”（注23）。2022年4月，甘肅張家川圪垯川遺址出土象徵權力和威儀的墨綠色玉石權杖頭，對探討甘肅東部地區社會組織結構及社會複雜化進程具有重大意義。

  齊家文化時期，由於歐亞大陸國際通道上彩陶文化、青銅文化的交流發展和牛、羊、馬等畜類引進，加之中原地區對透閃石玉料的需求量大增，甘青地區成為龍山文化晚期和夏商周時期中原地區透閃石玉料重要資源地。早在距今5000年前，中國與西亞之間就開展橫跨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青銅、小麥、黃牛、綿羊等文化要素大致經過綠洲道和草原道兩條通道陸續進入中國，綠洲通道橫穿齊家文化分佈區，草原通道經過齊家文化北部和西部。綠洲道有兩個著名“路結”：其一是崑崙山脈、天山山脈等山匯聚的帕米爾高原；其二是祁連山、達坂山、拉脊山等在甘青地區匯聚，渭河、洮河、湟水河、大通河、莊浪河等在這一帶匯入黃河。童恩正認為，正是發源於西北的山脈與河流一起成為溝通內流區與外流區的重要人文與地理要道，構成古代華夏文明的邊緣地帶。（注24）

  和田河、塔裏木河、克裏雅河等發源於崑崙山的河流與發源於祁連山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河流都在內陸地區終結，但帕米爾高原、今崑崙山、阿爾金山、祁連山從西向東伸展到秦嶺，與黃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渭河、洮河等一起成為溝通內流區與外流區的重要人文與地理要道。因此，距今4000年前後在亞歐大陸東部開通的“玉石之路”不但加速了中華文明的進程，還承擔着文化輸入和輸出的雙重使命。《武威海藏：齊家文化遺址發掘報告》認為齊家文化西進的路線大概有兩條，“一是齊家文化在隴山西側的寧夏南部和隴西黃土高原東部形成後，不斷向西傳播，推測傳播路線可能是由寧夏南部經甘肅北部的靖遠—會寧之後直接穿越黃河到達景泰縣，進而穿越古浪到達河西走廊東部的武威市。……二是直接從隴西黃土高原的天水地區向西經定西至蘭州，進而沿黃河西進至河湟谷地（注25）。”葉舒憲特別強調黃河及其支流承擔着漕運玉料的水路交通功能：“從史前玉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轉變伴隨着重要的兵器和禮器革命。……特別是夏商周時期玉石之路東段的三條道路：北道即黃河道，中道即涇河道，南道即渭河道”。（注26）

  近些年，隨着北方高原山西陶寺、碧村、白崖溝，陜西石峁、蘆山峁、府谷寨山、新華，內蒙古後城咀、朱開溝、沙日塔拉等大型遺址的考古發掘及研究，學界對黃河水道的作用和意義認識越來越深入，“從襄汾陶寺出發，途經汾河谷地，輾轉黃河岸邊的興縣碧村，最終抵達陜北石峁的文化通道，是史前最為活躍的民族熔爐。這條文化傳播路線的興盛也帶來了黃河玉石文化的繁榮”。（注27）

  （二）玉料開發與崑崙山地望及黃河源頭西移

  如今的崑崙山，一般認為自帕米爾高原東部到柴達木河上游谷地，也有人認為崑崙山北部的天山、南部的喜馬拉雅山都是崑崙山系，崑崙山主脈繼續向東延伸，經秦嶺、入中原，再向東、向北、向南伸展，構成了中華版圖的大小山脈。

  古籍中的崑崙、崑崙丘、崑崙虛等不是官方確認的崑崙山地理位置，而是與玉料資源開發和運輸密切相關的神話觀念。齊家文化人群製作和使用玉器的規模、體量均史無前例。陶寺文化、清涼寺墓地、石峁文化玉料來源與齊家文化關係密切。戴應新認為石峁玉料來自陜西藍田和甘肅、青海的玉礦。王煒林、孫周勇發現石峁和新華玉器中半成品較多，許多玉刀、玉鏟、玉圭都是由較大的同類器物改制而成，“這一點，一方面暗示着玉器在石峁及新華人群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玉器作為稀有資源被重復利用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石峁和新華遺址的先民可能從事着與玉石器製造或再加工相關的工作，而這兩處遺址顯然已經成為了河套地區玉器消費和流通的中心”（注28）。薛新明認為清涼寺墓地三期出土玉器大部分是當時人們用鹽交換來西北的玉料自己製作（29），鄧淑蘋則認為清涼寺墓地正式發掘前被盜掘又被公安追繳的大批“坡頭玉器”以及清涼寺墓地三期出土的玉器大部分直接來自“齊家文化玉器”或齊家文化向東傳播至陜北、吸收華東裝飾紋飾發展的“晉陜龍山系玉器”（注30），韓建業認為“神木石峁、延安蘆山峁等遺址很可能就是玉器西傳的關鍵點。而石峁石城體量龐大，當為龍山時代陜北等地的區域中心，在其強勢的影響下，玉器等因素西向波及甘肅自在情理之中，甚至不排除從甘肅等地獲取玉料資源的可能性”（注31）。馬鬃山地區是古代東西交通及游牧民族活動的重要地區。研究者對馬鬃山玉礦遺址人骨鑒定，認為馬鬃山先民生前經常從事奔跑、騎乘等強度較高的活動，時間上限接近距今4000年（注32）。丘志力團隊通過科學檢測和考古調查研究，也認為敦煌旱峽玉礦的考古發掘為齊家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等重要遺址玉器玉料的溯源提供了科學材料（注33）。考古學家楊建芳認為，龍山時期（相當於堯舜時期）長江流域曾有一部分居民遷徙至西北地區，那次移民與舜“竄三苗於三危”的傳説相符（注34）。我們進一步研究認為，那次移民主要與開發西北地區優質玉料有關，馬銜山、祁連山、積石山、三危山都與神話傳説中的崑崙山存在某種&&，崑崙神話及地望雛形隨着齊家文化在隴山地區發生，繼而在向西發展中與位於隴中高原、盛産美玉的馬銜山結合，在齊家文化中期，又進入河西走廊，在距今4000年前後到達敦煌地區。（注35）

  馬銜山屬於祁連山東延段，是齊家文化中心，渭河發源於其南邊的鳥鼠山，《山海經·西山經》説“其上多白虎、白玉。”發源於馬銜山玉石山的大碧河注入洮河，黃河接納馬銜山西部的洮河、銀川河、大夏河和西北部的大通河、湟水河等支流後，從其北部繞過。因此，黃河源頭與崑崙神話在齊家文化中心馬銜山地區融合。齊家文化發展到中期，沿祁連山山脈和大通河、湟水河、莊浪河等黃河支流向西擴張，沿途留下眾多崑崙神話傳説。《後漢書·郡國志》等文獻認為祁連山是崑崙山，《漢書·地理志》記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有弱水、崑崙山祠”。《括地誌》雲：“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晉書·張軌傳》載：“酒泉南山，即崑崙山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西巡經過山西、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等地，並在敦煌三危山瑤池會見西王母。

  鄧少琴（注36）、賈雯鶴（注37）、葉舒憲（注38）等學者認為三危山就是崑崙山，而瑤池可以看作黃河源頭。據此可知，玉文化、黃河源與崑崙山神話隨着玉料資源區開發，以祁連山山脈和黃河及其支流為主軸不斷西移，到周穆王時期已經到達祁連山最西端，並且有了現實基礎。當漢武帝將今崑崙山地望確定在於闐南山時，崑崙神話早已深入人心。由於距離遙遠，人們對崑崙山和黃河源頭充滿想象，並且在玉文化信仰的支配下融合到一起。清代地理學家徐松在《漢書·西域傳補注》中還堅持認為“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裏，至今敦煌縣西六百餘裏之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董祐誠、陶葆廉等也對“黃河重源説”深信不疑：“河有重源，均出崑崙，稽古證今，一一吻合”（注39）。這乃是因為，從羅布泊及臨近地區敦煌到巴顏喀拉山之間的廣袤地域，正是河源神話隨着崑崙神話地望不斷西移的重要地段。

  （三）從玉禮器系統發展到禮制文化

  由於路途遙遠，氣候惡劣，道路險阻，獲取玉料和玉器非常艱難，《屍子》説“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管子》也有相關記載：“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對優質玉料的開發、運輸和支配最能體現中原王權的管控力。

  陶寺文化早中期，禮制與等級社會制度、社會管理體系都已經形成，河西走廊等地玉礦的有組織開發和玉料、玉器遠距離輸送，可能與這種社會思想有關。下靳村遺址是一處大規模陶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墓地，出土隨葬品以玉器為主。石峁文化分佈於內蒙古中南部、陜西北部、山西中北部的黃河連片區域，核心地區在神木縣石峁，孫周勇等認為石峁遺址具備了集約人口、集約經濟、聚斂高等級物質文化空間地域系統，是距今4300年前後大河套地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統治權力中心（注40），“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表明榆林地區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達4446處，面積50萬—100萬平方米之間者11處，100萬平方米以上僅石峁遺址1處。石峁遺址與周圍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構成了四級聚落結構……皇城&周邊發掘出石雕人頭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玉器、鑄銅等高等級遺存，顯示高等級貴族或‘王’居住核心區域”（注4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海藏遺址出土玉石璧及殘件、璧芯、玉錛、玉斧、串珠等玉石器鑒定檢測分析，材質組合特徵與晉南史前清涼寺、下靳墓地出土玉石器較為相似（注42）。皇娘娘&、西城驛遺址、海藏遺址都有玉石器加工的存在，尤其是海藏遺址存在完備的玉石器加工遺物鏈，它是齊家文化人的重要玉作坊，也是西玉東輸的中轉站。陳國科通過對河西走廊礦冶遺址調查發掘和深入研究，為玉石之路存在及玉料開採、加工、運輸和貿易提供了準確的時代框架（注43）。無論是齊家人主動接受石峁文化“集約人口、集約經濟、聚斂高等級物質”的管理方式，還是石峁文化區的人群以這種方式組織開發玉礦，考古所見的情況是河西走廊、甘肅中部黃土高原與隴山以東地區的交通路線暢通無阻，交流頻繁。

  除了以上論述，還有其他旁證，如碧村小玉梁&地出土的兩件銅器與甘肅東鄉林家遺址出土的馬家窯文化時期銅刀F20:18形態較相近，甘肅玉門火燒溝四壩文化墓地出土銅刀與碧村銅刀形態相似，磨溝和火燒溝出土銅泡與碧村銅泡工藝相似。（注44）

  齊家文化繁盛時主要分佈在甘肅、青海境內的黃河沿岸及其支流以及寧夏南部、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南達白龍江流域。夏時期中晚段又東擴至整個關中平原，甚至到達秦嶺南麓的丹江上游地區。齊家文化玉禮器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禮制化轉化。堯舜時代“玉帛為二精”，禹會諸侯於涂山時已經“執玉帛者萬國”。齊家文化和先夏的重要玉禮器還有“玄圭”“黑玉書”，《史記·秦本紀》雲：“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漢書·王莽傳上》有記：“伯禹錫玄圭。”可知玄圭是大禹平治水患、劃定九州、膺受天命的標誌物。大禹接受“玄圭”後向地方部落首領賜贈“黑玉書”，《太平寰宇記》：“岷山在縣南一里，山土黑無樹，西有神女祠，洮河經其下，禹見長人受黑玉書處。”《水經注》也載：“河水又東，洮水注之。……洮水東北流，經吐谷渾中。……又東經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洮水又東經臨洮縣古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經索西城西” 。

  “玄圭”“黑玉書”既凝聚了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發展而來的崑崙文化信仰，又代表着王權認可的玉禮器。直到周穆王在三危山回見西王母，贈送的還是“玄璧”。我們無法確切考證“玄圭”“黑玉書”是何種玉禮器，但“玄璧”的物理屬性非常明確，從玄玉時代到齊家玉禮器時代的文化脈絡也很清晰。

  玉璧和玉琮是齊家文化時期祭祀天地的重要禮器。學界普遍認為齊家文化玉璧、玉琮與良渚文化影響有關。但甘肅廣河半山瓦罐咀遺址和常山下層文化遺址、菜園遺址中都出土了玉琮或玉璧。王偉林也強調，楊官寨石璧琮的確認打破了學界以前有關中原地區璧琮可能來自良渚的結論，最起碼璧琮這種傳統應該在廟底溝文化時期已經存在（注45）。就是説，黃河中上游先民在廟底溝文化時期（距今5500年）已經出現禮拜天地神祇的璧、琮。劉雲輝認為齊家文化可能存在着以璧套疊於琮之射部，並以這種方式舉行祭祀的情況。鄧淑蘋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國先民具體提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或至少可説全世界只有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國黃土高原上的先民用圓璧與方琮來祭祀天神、地祇。“天圓地方”與“璧琮組配”是黃土高原先民的原創思維與禮制，可能是記錄遠古先民相信天、地的真正形狀就是圓形、方形；也可能是記錄先民認為宇宙中陽氣、陰氣分別依循圓形、方形的軌跡運轉。（注46）

  沙日塔拉遺址考古發掘證實了4000年前人群交往交融歷史，考古單位分別於2021年、2023年和2024年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從發掘出土繩紋罐、高領籃紋罐、花邊鬲、斝式鬲看，沙日塔拉人群繼承本地龍山文化傳統；大單耳罐、大雙耳罐、玉器（2021年發掘資料）等，體現西部齊家文化影響因素”（注47）。出土玉器“不僅數目較多，而且器型多樣，製作精細。玉器類型有玉琮、玉人、玉璋、玉圭、玉璜、玉鉞、玉璧、玉鏃形器、玉箍形器。從玉器屬性上來看，基本為禮制用具而非實用器具，它們是階級觀念和等級制度物質反映。特別是玉琮、玉圭的出現説明，古人非常重視人與天地的&&，它們成為古人溝通天地和神靈的媒介。另外，玉琮內圓外方的造型也是古人對天圓地方自然認識和社會形態的反映，證明這時的古人已經具備了較為成熟的天地認知和社會制度認知。……沙日塔拉遺址考古工作是繼朱開溝遺址發掘之後鄂爾多斯地區為數不多的大規模科學發掘遺址，……為闡釋內蒙古黃河流域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的多樣性，以及以內蒙古中南部為中心的南與北、東與西的人群及文化交流，特別是以玉器為代表的禮制文化出現和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帶來了新材料、新線索”。（注48）

  玉器為代表的禮制文化出現和形成有漫長的發展過程，並且與黃河水道及玉石之路密切相關。《戰國策》《史記》記載的“昆山玉路”先向東走，從河南越渡黃河，過三門峽，進入山西，然後繞過五個盆地，出雁門關，去河套等地區。河伯無夷建立的河宗之邦長期在這裡和黃河上游地區活動，是農牧業大邦，歷夏、商、周三代，與周朝關係密切。河套地區的河宗氏、西夏氏等邦國都信仰河神，尊河伯為先祖。《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西巡經過河套，河宗氏部落柏夭率眾陪同周穆王在燕然山腳下舉行隆重的祭祀黃河儀式，“勞用束帛加璧”。當穆王西巡到黑河流域的張掖（當時叫剻邦，是月氏首領剻柏綮統轄的地方）一帶，剻柏綮率領部眾在黑河流域的“禺知之平”隆重歡迎，並且敬獻10張豹皮和26匹良馬時，周穆王讓寵臣井利接受這些禮物，鄭重回贈“束帛加璧”。戰國以前把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絲織物總稱為帛，曾長期作為實物貨幣使用。周穆王贈以“束帛加璧”，可見禮遇之高，璧只有在祭祀、朝會、交聘等重要禮儀場合才使用。周朝典章制度中首次以較大篇幅建立和完善用玉制度，涉及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五大方面，《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六瑞由天子按職級頒佈發放，藉以&&朝廷命官和各方國諸侯大小尊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周代爵位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子爵在《春秋》中很多，無一例外都是蠻夷。而周穆王贈送剻柏綮的玉璧極有可能是“谷璧”，按照周禮，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物物交換，而是給剻柏綮授予頗為重要的子爵爵位。

  《山海經》等先秦文獻材料記載崑崙神話主神西王母的形像是半人半神，後來就演變成現實中的部族首領，《竹書紀年》中提到周穆王於十三年和十七年兩次西巡見西王母，西王母曾有一次到東方見周穆王。《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在三危山會見西王母時“執白圭玄璧”。《周官》和《考工記》記載天子執圭以朝諸侯，但沒有提到圭和璧一起使用。《管子·形勢》《墨子·明鬼》《墨子·尚同》中出現“圭璧琮璜，幣帛犧牲以饗鬼神”記載，表明圭璧組合的方式僅在祭祀鬼神天帝的隆重儀式中，周穆王“執白圭玄璧”見西王母，依然保留着崑崙文化崇拜的傳統心理，與祭祀黃河儀式異曲同工，因為在這次會見中，周穆王還隆重“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在唱答中既強調自己的特殊身份“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又對周天子畢恭畢敬，謙恭地&&：“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可見她已經從神格降為人格，當周穆王“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時，“西王母再拜受之”，這種平等互敬的禮儀形式首次見於文獻資料，而此前都是“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齊家文化時期的玉禮器經過夏商周發展和完善，已經形成莊嚴隆重的禮制文化。

  結語

  甘青地區既有古老的崑崙文化基因，又有豐富的玉料資源。近些年來，“東玉西進”和“西玉東輸”文化現象在黃河中上游及河西走廊等相關地區的考古發掘中被不斷證實，也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新證據、新視角。黃河作為歐亞國際大通道東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玉石之路的天然通道，溝通了中原玉文化信仰核心區與西部玉料資源區，洮河、白龍江、漢江等大致呈南北流向的河流把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連接起來，進而通過彩陶之路、青銅之路、玉石之路與歐亞大陸交流互動，加速了齊家文化玉禮器向禮制文化轉化的進程，因此，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的“河出崑崙”神話地理觀在物質和文化交匯融合的甘青地區孕育形成，它不但承載着華夏民族認同與地理版圖拓展的崑崙文化理念，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和平包容、連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和突出特徵。（馮玉雷 馮雅頌 載於《青海社會科學》2024年第4期）

  註釋

  1、陳發虎、范育新、D.B.Madsen《：河套地區新生代湖泊演化與“吉蘭泰－河套”古大湖形成機制的初步研究》，載《第四紀研究》2008 年第 5 期。

  2、蔣復初，王書兵，李朝柱 ：《內蒙古托克托&地湖相地層及其初步意義》，載《第四紀研究》2012 年第 5 期。

  3、（唐）杜佑：《通典》，王文錦等點校 ，中華書局 1982 年版，第 1759 頁。

  4、參見臨洮縣誌編纂委員會編纂 ：《臨洮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葉舒憲、古方 ：《玉成中國：玉石之路與玉兵文化探源》，載《甘肅臨洮馬銜山玉礦調查》，中華書局 2015 年版；徐琳《：故宮博物院藏齊家文化玉璧綜述》，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3 期。

  5、甘肅省博物館 ：《甘肅武威皇娘娘&遺址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1960 年第 2 期 ；甘肅省博物館 ：《武威皇娘娘&遺址第四次發掘》，載《考古學報》1978 年第 4 期。

  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武威海藏 ：齊家文化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67 頁。

  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張掖市西城驛遺址》，載《考古》2014 年第 7 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張掖市西城驛遺址2010年發掘簡報》，載《考古》2015年第10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重要考古發現（ 2000～2019）》，文物出版社 2020 年版。

  8、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科技大學《：甘肅肅北馬鬃山古玉礦遺址調查簡報》，載《文物》2010 年第 10 期。

  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肅肅北縣馬鬃山玉礦遺址》，載《考古》2015 年第 7 期。

  1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考古調查報告》，載《考古與文物》2019 年第 4 期。

  11、易華 ：《尋玉訪古到金塔》，載《絲綢之路》2018 年第 1 期。

  12、葉舒憲《：四壩文化玉器與馬鬃山玉礦——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 金塔 ) 札記》，載《絲綢之路》2018 年第 1 期。

  13、湯惠生 ：《史前考古學文化的演變與嬗變——以青海宗日遺址為中心 》，載《齊魯學刊》2024 年第 3 期。

  14、於孟洲、王倩倩、杜戰偉 ：《喇家遺址齊家文化聚落的考古發現與思考》，載《青海社會科學》,2017 年第 3 期。

  15、青海省博物館、青海省考古研究所資料。

  16、李延祥等 ：《新疆若羌黑山嶺古代綠松石礦業遺址調查簡報》，載《文物》2020 年第 8 期 ；先怡衡等 ：《新疆若羌黑山嶺綠松石採礦遺址考古工作初步認識》，載《西部考古》2021 年第 2 期。

  17、金台資訊 ：《星星峽綠松石採礦遺址 ：實證新疆為古代“玉石之路”源頭之一》，2024 年 3 月 21 日。

  18、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學院等 ：《內蒙古阿拉善右旗浩貝如古代綠松石礦業遺址調查簡報》，載《考古與文物》2021 年第 3 期。

  19、鄧淑蘋認為西北玉文化有獨立發展系統，但這與玉文化存在東西交流現象並不矛盾。

  20、葉舒憲 ：《玄玉時代 ：五千年的新求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21、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 ；葉舒憲 ：《大地灣出土玉器初識——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秦安站簡報》，載《百色學院學報》2018 年第 1 期 ；郎樹德 ：《回憶有關大地灣玉器鑒定的相關問題》，載《絲綢之路》2022 年第 1 期。

  22、參見葉舒憲 ：《玄玉時代 ：五千年的新求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23、張天恩 ：《仰韶文化玄玉的認定及意義》，載《中原文化研究》2022 年第 1 期。

  24、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載《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3頁。

  2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威海藏 ：齊家文化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2023 版，第 375 頁。

  26、葉舒憲 ：《玉石之路黃河段芻議》，載《中外文化與文論》2015 年第 4 期

  27、王曉毅、張光輝 ：《4000 年前的黃河關口——碧村遺址視角下的文明起源探索》，載《文物季刊》2024 年第 2 期。

  28、王煒林、孫周勇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載《考古與文物》2011 年第 4 期。

  29、參見薛新明主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著 ：《清涼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

  30、鄧淑蘋 ：《史前至夏時期“華西係玉器”研究》（上），載《中原文物》2021 年第 6 期。

  31、韓建業 ：《齊家文化的發展演變——文化互動與歐亞背景》，載《文物》2019 年第 7 期。

  32、陳靚、任雪傑、凌雪、席琳、文少卿《：甘肅省肅北縣馬鬃山地區先民的生物考古學研究》，《第四紀研究》，2022 年第四期，第 42 卷。

  33、丘志力等：《肅北敦煌旱峽新發現的古玉礦：一個早期古代玉器材料潛在的重要源頭》， 載《寶石和寶石學雜誌》2020年第 5 期。

  34、楊建芳：《“竄三苗於三危”的考古學研究》，載《東南文化》1998 年第 2 期。

  35、馮玉雷 ：《馬銜山 ：崑崙神話最早的現實地望》，載《中國藝術報》2024 年 7 月 10 日第 5 版。

  36、鄧少琴 ：《鄧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論集》，巴蜀書社 2001 年版，第 498 頁。

  37、賈雯鶴 ：《神話的文化解讀》，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1-223 頁。

  38、葉舒憲 ：《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簡報》，載《絲綢之路》2018 年第 1 期。

  39、陶保廉 ：《辛卯侍行記》，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40、孫周勇、邵晶 ：《石峁是座什麼城？》，載《光明日報》2015 年 10 月 12 日。

  41、易華 ：《石峁與二里頭 ：試論夏代首末都》，《南方文物》，2022 年第 5 期。

  42、楊誼時、陳國科 ：《多學科、多角度視野下的武威海藏齊家時期玉石器作坊遺址研究》，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眾號 2022年10月8日。

  4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武威海藏 ：齊家文化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78 頁。

  44、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山西興縣碧村遺址小玉梁&地西北部發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2022 年第2期。

  45、王煒林 ：《廟底溝文化玉璧的起源》，載《考古與文物》2015 年第6期。

  46、鄧淑蘋《“天圓地方”與“璧琮組配”》，載中國甘肅網 2024 年5月6日。

  47、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沙日塔拉遺址發掘收穫實證 4000年前人群交往交融歷史》，載中國新聞網 2024 年8月8 日。

  48、《內蒙古沙日塔拉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穫 出土玉器類型多樣》，載《文博中國》2022 年 4 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