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地處“天地之中”的嵩山地區，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獨特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演進過程中佔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嵩山地區的發展歷史和文化內涵中都可以得到清晰展現。
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附近的嵩山景色。新華社發
一
嵩山地區歷史悠久，有着“萬山之祖”的美譽，其山脈多為中低山，其間呈放射狀流出的河流，分別流入古河水、淮水、濟水、長江，是國內水網最為密布的地區之一。嵩山的山與水形成了涵蓋今天河南省大部分地區的廣袤地理空間。這一地區地理上處於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之交，緯度上處於中緯度與高緯度之交，氣候上處於暖溫帶與北亞熱帶之交，是典型的生態過渡帶，有利於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長，形成了時間上橫跨十多萬年成體系的人類活動遺跡以及連續不斷的考古文化遺址。
距今約一萬年前的新密李家溝遺址，發現了舊石器晚期文化層，展現了華夏先民由游牧向農耕過渡時期的生活景象，拉開了嵩山地區農耕文明的序幕。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崗文化，在嵩山地區發現的遺址有160多處。如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遺存，出土了迄今為止最早的具備馴化特徵的家豬遺骸，部分墓葬隨葬可演奏七聲音階的骨笛和刻符龜甲。這些表明在稻作農業的基礎上，精神生活日益豐富，社會出現分化的端倪，開始了文明起源的進程。
以彩陶為標誌的仰韶文化流佈廣泛，在嵩山地區有遺址300多處。距今5800—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靈寶鑄鼎源遺址群頗具代表性，單體建築佔地面積達500余平方米，遺址群中出土的玉石鉞彰顯墓主軍事首領的尊貴地位。距今5300年左右的鞏義雙槐樹遺址（河洛古國都邑），面積117萬平方米，其中的大型建築呈現出明顯的以中軸線為中心的布局模式，開啟了古代都城宮室制度的先河，反映了古國文明由此初步形成。
距今4300—3800年的龍山時代，遺址多達400余處，郾城郝家&、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安陽後崗、輝縣孟莊、平頂山蒲城店、新密新砦等城址聚落群的發現，反映了這一時期嵩山地區文明化發展的強勁勢頭。
距今3800年前後的偃師二里頭文化迅速擴張，嵩山地區文明化進程瓜熟蒂落，夏王朝建立，中華文明正式進入王朝時代。
從中華文明時空分佈的多元性看，在東北、中原、長江、珠江、甘青等地，文明發展呈現多源並起、此起彼伏的景象。嵩山地區之外的部分區域文明，有的以玉文化為支撐、神權重於王權，曾經一度異常繁榮，未能持續發展。嵩山地區連續不斷的考古文化序列，展現了該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李家溝文化起源——裴李崗文化奠基——仰韶文化晚期古國文明形成——夏商周王國文明建立，一直到秦漢唐宋時期，這裡都是文化繁盛的中心地區。嵩山地區文明的發展進程演繹了生産發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現，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階級出現，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發展的全過程，在中華文明歷史發展主脈中佔有核心地位，其從未中斷的發展脈絡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提供了歷史根據。
二
中華民族具有卓越的創新稟賦，在嵩山地區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等一系列豐碩成果，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
在物質文明方面，新密李家溝文化已經能夠製作陶器；距今九千至八千年的舞陽賈湖遺址出土有水稻培植、家豬飼養和釀酒的證據，鄭州沙窩李遺址發現了窖藏的粟，鄭州唐戶遺址的半地穴式房屋，開啟了中國近萬年土木建築形式之先河。距今六千到五千年的鄭州峩溝遺址出現了陶制蠶蛹，鄭州青&遺址、汪溝遺址出土有經過染色的紗、羅絲織品殘片；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色澤艷麗、紋飾精美，內涵豐富；靈寶西坡先民建造的大型殿堂，鞏義雙槐樹的大型宮殿式建築開創了中國大型宮殿建築之先河。鄭州西山古城，創新了中國板築城池技術。從4100年前開始，登封王城崗、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安陽殷墟、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宋都開封城等，一同構成了中國古代都城建築完整體系；嵩山地區出土的夏代銅鼎和銅爵、商代列鼎和編鐘、周代蓮鶴方壺和青銅盉等，展現了用陶範鑄造青銅容器的精湛技術，開創了中國的青銅時代；被國際公認為代表中國古代科技領先地位的“四大發明”，即戰國時的司南（指南針）、東漢的“蔡侯紙”、唐宋時期的印刷術和火藥，皆原創於嵩山地區。
在精神文明方面，嵩山地區的先民不僅創造了文字、禮樂和一系列文學藝術成果，而且形成了獨特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從賈湖遺址所發現的契刻符號，到仰韶文化器物上出現的各類符號，從鄭州黃寨夏代刻文甲骨的出現，到安陽上萬片商代甲骨文的出土，中國成熟的文字體系在嵩山地區創造完成。賈湖的骨笛，鄭州大河村的陶鼓、陶鈴，鄭州新砦的石磬，二里頭的銅鈴，安陽的青銅編鐘，共同奠定了禮樂制度的基礎，開創了循循有序的社會儀象。中華元典文化中《詩》《書》《老子》，以及理學、禪宗佛學等，多發源於嵩山地區。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敬天法祖的歷史觀，道法自然的社會觀，尚中貴和的天下觀，自強不息的人生觀，仁義誠信的道德觀，很多都與創生於嵩山地區的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關聯。
此外，在制度方面，夏朝開啟了家天下的王朝體制，置軍隊，定“禹刑”，劃“九州”。商朝創立了分封制，細化刑法，完備軍隊。周朝強化了禮制，形成影響深遠的中國古代政治傳統。隋唐時期，隋煬帝在洛陽初創科舉考試製度，武則天在東都洛陽開殿試、創武舉，科舉制遂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選拔方式，對歷史發展産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三
龍是中華文明的政治和文化標識，對以龍為主圖騰的文化認同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重要表現。濮陽西水坡遺址中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蚌塑龍，是嵩山地區最早的龍文化遺跡，此後二里頭遺址中出土的綠松石龍、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盤上的蟠龍紋、殷墟亞長墓中出土的玉龍，都反映古代先民對龍的信仰一脈相承。
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大約與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對應的五帝時代，黃帝部族統一中原後，“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黃帝活動的地域很廣，但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其核心地區在今河南新鄭一帶，並在新鄭建有熊國，疆域“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中國古代“大一統”體制自此逐步確立，對華夏、中國的認同以及綿延數千年的家國情懷也由此肇始。此後無論是在統一王朝時期還是多民族政權共存時期，統一都始終是歷史的主旋律。
“中”的理念，延伸到世俗政治文化方面，就形成“治者必居其中”的政治傳統。國家統一，居“天地之中”而治，“得中原者得天下”等理念，成為統治者對國家中心擇選的重要因素。正所謂“欲進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地之中”。自夏朝建立至北宋滅亡的數千年間，歷代王朝多建都於以嵩山為中心的地區。中國著名古都，嵩山周邊有其四（鄭州、安陽、洛陽、開封）。古代歷史上眾多帝王之所以選擇於嵩山封禪祭祀，正是旨在假嵩山祭祀天地大典，彰揚“大一統”政權的“正統”和強盛。
四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交融互鑒的發展格局，在嵩山地區的文明化進程中，這種包容性主要體現在文化融合、民族融合兩個方面。
從考古學角度考察嵩山地區文化的包容性，例證俯拾皆是：如嵩山地區裴李崗文化的強勢輻射，不僅使得黃河、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而且使得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也有了不少共性，産生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又如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彩陶在東北方向一直影響到西遼河流域，使得紅山文化中開始出現黑彩和類似花瓣的彩陶圖案，向東影響到山東和東南沿海，大汶口文化和松澤文化也都出現了花瓣紋彩陶，同時也滲透到湖北、湖南和重慶大溪文化。廟底溝時期仰韶文化擴大影響到西至甘青，北到內蒙古中南部，東到海岱，南到瀟湘，形成了“中國早期文化圈”。
嵩山地區對外來文化的吸收，體現在距今5000年前從西亞經中亞和我國西北傳入中原的小麥、黃牛、綿羊，以及冶金術；如距今5300年前後的大型古國遺址聚落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盆形鼎、罐形鼎、甕形鼎、圈足豆、小口圓腹壺、圈足杯等，吸納了大汶口文化的特點。又如，二里頭文化的發展使得嵩山地區率先進入王朝文明，其強勁動力也是長期與周邊文化交流互動、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的結果。受山東龍山文化影響的如鬶、盉、爵等陶器器類和木質棺槨的葬具，受東南地區文化因素影響的如璋、刀鉞，受長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影響的如玉鳥形器和柄形器，受北方草原地帶影響的如青銅戰斧和環首刀，此外，海貝則可能是從東南沿海地區輸入的。
永平年間，漢明帝敕令在洛陽雍門外修建“白馬寺”，佛教在中原大地生根。唐代洛陽偃師人玄奘西行求法，為中印文化交流和佛學的中國化作出卓越貢獻。南北朝禪僧菩提達摩在嵩山少林寺創立頓悟成佛的禪宗。在嵩山之巔，著名道觀中嶽廟、禪宗祖庭少林寺與嵩陽書院，“三教”薈萃，和諧比鄰，彰顯了文化的包容與融合。
文化融合為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條件，在中國歷史上的幾次民族大融合中，前兩次就是以嵩山地區為中心展開的。從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始，經夏商周春秋戰國到秦漢，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促進了華夏共同體的發展和漢族的形成。在第二次民族大融合過程中，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鮮卑、吐谷渾、柔然，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回鶻等游牧民族或不斷吸收中原文化，或群體性遷入中原，為漢文化輸送新鮮血液，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
五
和平性，本身就蘊含着平等、平和、中和、和合之意。嵩山地區很早就形成了“中”的理念與“中和思想”，為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孕育了“文化基因”。
“中和思想”是由“中”與“和”兩種理念結合而成的複合性哲學範疇，《禮記》將“中”與“和”並稱合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思想”之所以孕育於嵩山地區，既與華夏先民和善、凝聚、協作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也與“天地之中”的觀唸有內在關聯。在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中，人們關注天時，順應自然，注重相合相生的和合理念。上古舜帝曾“求中”於“鬲茅”（今濮陽、菏澤一帶），而商祖上甲微為夏禹“求中”於嵩山，西周初年周公在嵩山測影“立中”。嵩山地區特有的地理環境，以及中和思想的整體觀，實際上是天地之中“文化基因”的傳承和演化。其所呈現的是《周禮》等記述的“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道裏所均”，這是一個在多維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東方宇宙觀，並逐漸發展為“中和”“中正”“和合”等思想。“和生萬物”的世界本源觀、“天人合一”的和諧共處觀、“過猶不及”的居中平衡觀、“和而不同”的共生共贏觀，一同構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中和思想”體系，逐漸成為中國人的做事準則和處世標準，用之處理民族與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體現為“平等相待”“和平共處”。 （作者：王巍、趙保祐 分別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