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譜曲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響。從此，這部曠世經典以其超越時空的藝術感染力，在中華大地、世界各地被廣泛傳唱。這部作品緣何能誕生於延安？又為何能夠成為時代戰歌而經久不衰？這些，在85年後的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探尋。

  延安精神孕育了這部曠世之作

  抗日戰爭時期，全民族抗戰的激情，喚醒了歷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延安這片黃土地成為全國抗戰的政治中心，也成為一座散發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藝古城、新文化殿堂。

  抗戰時期的延安，號稱“歌咏城”。在這裡會聚和培育了一大批革命藝術家，創作了無數與國運、與時代、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連的藝術佳作，直接轉化為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這些作品至今在中國文藝史上熠熠生輝。起初，在武漢推動全國抗戰歌咏運動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國現在是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向着墮落處下沉，而另一個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揚地。”冼星海於1935年8月從法國巴黎學成歸國，從上海到武漢三年多時間裏，幾乎是憑一己之力推動着抗戰歌咏運動。到1938年秋，他在武漢國共合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音樂工作已無法開展，所有的進步創作都受到國民黨方面無端的限制。

  20世紀30年代的延安 圖片由延安革命紀念館提供

  冼星海開始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來。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來自延安魯藝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的創作環境？”“進了延安可否再出來？”冼星海向一些“相識”問了這兩個問題，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就啟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與新婚妻子錢韻玲到達延安，次日他就開始執教於魯藝音樂系。

  在延安的城墻上、樹上到處張貼着抗戰街頭詩和抗戰標語，遍地歌聲更是延安的一大特點，冼星海被這一切吸引着。在他初來延安的幾天，延安城遭受日軍空襲。冼星海看到，人們雖然在慌亂中躲進防空洞，但當空襲過去，卻又馬上恢復了鬥志，延安城又是歌聲四起。相比國統區的頹廢、壓抑和遭迫害，延安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動和興奮。延安遍地的歌聲點燃了冼星海的創作激情。

  尋找到獨屬於中國人的頌歌旋律

  冼星海曾總結《黃河大合唱》：“這是用全中國的旋律寫成的。”誠然，《黃河大合唱》的創作是用外來形式錶現中國精神，但它沒有留下任何複製外來的痕跡。政治性、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統一，使這部聲樂作品成為經久不衰的藝術典範。

  光未然（左）與冼星海（右） 圖片由延安革命紀念館提供

  《黃河大合唱》是先有詞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詩人光未然因在前線受傷來到延安療傷，時任魯藝音樂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醫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達了強烈的願望，期望超越以往創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戰呼聲的大型音樂作品。恰巧光未然在帶領演劇三隊兩次穿越黃河、赴前線戰鬥生活的兩個多月中，一直在醞釀創作大型史詩《黃河吟》。冼星海走後，光未然再三思考，説服自己放棄創作長詩《黃河吟》的念頭，改成為冼星海撰寫歌詞。很快，光未然拖着受傷的左臂，用5天的時間口述了400多行的長詩，由隊友胡志濤筆錄。

  光未然的8首歌詞獨立成章又血肉相連，應用歐洲教會音樂Cantata（多樂章的大型聲樂套曲）的結構來布局，每首都以黃河為題材，通過朗誦詞相連為一體，這種構架在中國的音樂創作中是獨樹一幟的。歌詞激發了冼星海全新的創造力。他曾不厭其煩地請三隊隊員講述，甚至模仿表演黃河船夫與驚濤駭浪搏鬥的情景、動作，以便更加準確地賦予船夫們生動的音樂形象。

  在《黃河大合唱》的創作中，冼星海僅用4天時間就完成7個部分的譜曲，唯有《黃河頌》一連寫了三稿都不滿意。原因是中國傳統音樂裏沒有“頌”的旋律，一看到“頌”字，就聯想起西方宗教彌撒曲，他要努力擺脫這種影響，新創一種既有中國民族風格的特點，又能表現新的時代感情的頌歌旋律，尋找到獨屬於中國人的頌歌旋律與民族風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認為熟悉歐洲音樂技巧的東方作曲家，但他沒有被外來形式所俘虜，而是讓自己的民族風格“佔有”外國形式。在民族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誠懇、偉大、莊嚴而不失熱情的音樂作品誕生了。

  《黃河大合唱》（總譜） 圖片由延安革命紀念館提供

  1939年4月13日晚，《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後迅速傳遍全國，“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裏，遊擊健兒逞英豪！”的嘹亮歌聲隨着戰士的腳步飄向抗戰前線。1939年5月11日，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的晚會上，冼星海親自指揮魯藝合唱團演唱《黃河大合唱》，在場聆聽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渾的氣勢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動，毛澤東同志稱讚三個“好”。《黃河大合唱》發出了時代的吶喊，激勵了無數熱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業。直到今天，《黃河大合唱》以及據其改編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仍是國內外音樂舞&上最受歡迎的曲目之一。

  人民的鬥爭成就了時代戰歌

  縱觀冼星海短暫的40年人生，他創作了600余首群眾歌曲，300餘部音樂作品以及大量音樂文論，其中在延安就完成近百首抗戰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樂教學稿、文論。作為音樂教育家，在魯藝音樂系執教期間，他還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新興音樂的開拓者和經典音樂的創作者。《黃河大合唱》的誕生，與冼星海深厚的愛國情懷、堅定的抗戰意志以及對民族音樂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冼星海將西方音樂理論與中國民族音樂相結合，將個人藝術追求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他在《普遍的音樂》一文中提出“中國需求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中國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樂”。他説：“人民的鬥爭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樂”“救國的音樂”便成為他畢生堅持的音樂創作和社會實踐方向。

  1905年，冼星海出生於澳門，出生時父親已經去世，他和母親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愛音樂，1925年來到北京，進入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學習。1928年他來到上海，進入國立音樂院。在上海期間，他曾參加田漢領導的“南國社”，田漢對冼星海的愛國思想和創作活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1929年，24歲的冼星海不顧自己的貧窮，立志要“用音樂救起那不振的中國”，遠赴巴黎求學。在巴黎將近6年，他飽受苦難，卻用最短的時間學習到歐洲先進的音樂技巧和配器法。畢業回國後，便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

  在延安魯藝任教時期，冼星海迎來了創作的巔峰期。他創作了三幕歌劇《軍民進行曲》，以及合唱歌曲《遊擊軍》《在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生産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僅獲得了抗日的激情、創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音樂的階級屬性，領悟到藝術創作要為時代發聲、為人民而歌。他説：“我發現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如音樂與抗戰、音樂與人類解放等問題。”思想上的收穫帶來了藝術創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譜寫《黃河大合唱》的過程正是他從愛國主義者向共産主義者轉變的過程。《黃河大合唱》創作之後，他就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在入黨日記中寫下：“今天是我入黨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榮的一天。希望能改變我的思想和人生觀，去為無産階級的音樂來奮鬥！”

  今年4月，來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團成員匯聚延安組成“五洲同聲唱黃河”合唱團，再唱經典。其中，香港合唱團成員、一位80多歲的女作家了解到經典背後的故事後&&，“這些故事太感動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情感就是對祖國的愛，我愛中國，我到哪都是中國人”。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誕生的這部經典給我們的思考：《黃河大合唱》維繫着五湖四海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感，既是歷史的聲音，也是現在和未來的聲音。　（作者：劉妮  延安革命紀念館黨委書記、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