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余條包含明星、“網紅”、社會熱點事件當事人等不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被曝光；在某境外軟體上創建、管理專門用於“開盒”的三個頻道；組織、煽動對“開盒”對象進行電話、短信騷擾和辱罵……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一起涉“網絡開盒”案例，該案例被作為個人信息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發布。

  這起案例清晰地表明，此類行為已超越單純的個人隱私侵犯，正演變為對公共信息安全和社會秩序的廣泛威脅。

  “開盒”主要指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並公開他人敏感個人信息的行為。當這種行為從零星個案發展為有組織、規模化、甚至形成黑色産業鏈時，其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它造成的危害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製造普遍的社會不安全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導致公眾對自身信息安全和網絡環境産生持續的憂慮。其二，嚴重擾亂網絡空間秩序。本案中，行為人在發布個人信息時往往附加侮辱性評語，甚至組織、煽動關注者對“開盒”對象進行電話、短信騷擾和辱罵，將線上矛盾引至線下，嚴重破壞基本的社會交往規則和網絡文明。其三，對國家和社會的信息安全構成系統性風險。海量個人信息被非法收集、交易，成為電信詐騙、惡意營銷等多種違法犯罪的基礎資源，加大了社會治理的複雜性和成本。

  傳統的、依賴個體發起訴訟的維權模式，在面對此類新型網絡侵權時往往力不從心。檢察機關探索通過民事公益訴訟介入，具有顯著的制度優勢和現實意義。值得深入探討的是，“開盒”行為的滋生，不僅源於法律與技術層面的漏洞，也折射出部分群體法律意識淡漠、網絡倫理缺失，以及對他人權利與尊嚴的漠視。這種心態，尤其在部分未成年人參與者身上有所體現。因此，治理必須超越單一的事後懲罰，轉向更深層次的社會觀念引導和行為矯正。

  有效治理“開盒”亂象，需要構建多層次、系統化的應對體系。首先，法律需持續強化與細化。應進一步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律的實施細則，明確此類行為的法律責任邊界，加大對組織者和核心參與者的懲處力度。對於涉事未成年人，必須堅持寬容不縱容的原則，依法適用專業化的行為矯治和教育措施。其次，壓實網絡平台的主體責任是關鍵一環。平台不能停留在被動響應投訴，而應主動運用技術手段提升對違法信息及黑産活動的識別、預警和阻斷能力，建立高效的舉報處理與內容清理機制，真正承擔起平台管理責任。最後，推動社會協同共治是長遠基礎。需要持續通過學校教育、媒體宣傳、社區普法等方式，提升全民的數字素養與法治觀念，培育尊重隱私、抵制暴力的網絡文化。同時，鼓勵行業自律、公眾監督和專業機構參與，形成治理合力。

  個人信息安全已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機組成部分。應對目前的挑戰，既需要司法機關敢於亮劍，也依賴於法律法規的完善、技術防護的升級、平台責任的落實，以及全社會法治精神和網絡文明素養的普遍提升。這是保護公民權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清朗、可信、安全的數字社會的基石。(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苑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