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群來自巴蜀大地，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遭遇無差別轟炸的平民受害者，踏上了跨國訴訟、對日索賠的漫漫征程。從2006年10月案件首次開庭到2019年12月終審判決，共歷時13年。
這是位於成都市人民公園的“成都大轟炸紀念墻”。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李洪磊 攝
近日，訴訟原告團成員、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後代楊小清將2015年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此案的一審判決書捐給了成都市檔案館。在判決書中，日本法院以85頁的篇幅，認定了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重慶、成都、樂山、自貢、松潘實施轟炸所造成損害事實的暴行，但駁回了原告提出的“謝罪和賠償”請求。此後，訴訟歷經二審、三審（日本是三審終審制），均維持原判。
2025年12月25日在成都市檔案館拍攝的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西南地區大轟炸中國受害者對日訴訟案的一審判決書原件。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唐文豪 攝
歷史不容忘卻。這場訴訟“馬拉松”雖然在日方的法律程序中敗訴，但其意義重大：它標誌着日本從法律事實上首次正式認定對重慶、成都、樂山、自貢、松潘等地人民犯下的罪行。訴訟中涉及的法律問題的爭論，也引發了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國際人權法和人道法的思考。
回望這場鐫刻歷史的跨國訴訟，它絕不是終章。它將鼓舞人們，在追尋正義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1月8日，在成都市人民公園，市民駐足觀看“成都大轟炸”紀念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唐文豪 攝
滔天罪行
1939年6月11日傍晚，距離成都36公里的四川金堂縣，8歲的男孩余勳坦坐在自家院壩的古槐樹下，遠遠看到東邊飛來一架架飛機。
飛機每3架一組，排成“品”字形，一共27架。飛過槐樹頂上時天搖地動，隨後繼續向着西邊成都的方向飛去，遠遠地排成一字。兩三分鐘後，轟隆隆的巨大聲響傳來，在金堂都能感到地面的震動。
多年以後，男孩成為作家流沙河，在晚年的散文集《老成都：芙蓉秋夢》中再次回憶起令他終生難忘的場景。
那一天，“天府之國”成為人間地獄，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死傷無數。
東禦街銅匠舖的學徒夏官壽，當天通過屋頂的“獅子口”目睹了日機扔下炸彈的全過程。伴隨震耳欲聾的轟鳴，煙霧四起，隔壁傳來蔣嬤嬤的慘叫聲。當他摸着一根撐遮陽棚的木棒回到地面時，才發現左腳穿的草鞋已被鮮血浸透。母親賣掉了老家的房子，還借了銅匠舖師傅的錢，才保住了他的腿。
城市另一邊，一位年輕的母親抱着剛出生4個月的兒子吳及義躲在城東郊外，她的丈夫吳榮芬放不下家裏經營的客棧，沒有和妻兒一起“跑警報”。炸彈將他家和客棧夷為平地，一具燒焦的遺體，一塊燒黑的懷錶是他留在世上最後的痕跡。
1941年7月27日，日軍實施了又一場慘絕人寰的無差別轟炸。108架日機飛臨成都上空，分4批向市區投下炸彈。家住成都金河街的11歲少女安緒鴻被日軍轟炸的彈片擊中腹部，在母親的懷裏永遠閉上了眼睛。彈片擦着她9歲的妹妹安緒清的頭頂飛過，姐姐的慘狀成為她終身的夢魘。
成都市檔案館利用編研處處長賈燕妮説，自1938年11月8日，日機首次侵入成都市上空進行試探性轟炸，至1944年12月18日，在6年多的時間裏，日機先後對成都進行了30余次空襲。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大轟炸期間，僅在成都就造成市民死亡1700餘人、受傷3500餘人，80余條街道被炸、1.5萬間房屋被毀，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鹽市口、大慈寺（今成都太古裏所在地）成為一片廢墟。
重慶遭受的轟炸比成都更加慘烈。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軍對重慶主城及周邊區縣狂轟濫炸，投彈1.8萬餘枚，民眾直接傷亡3.2萬餘人。
多年研究大轟炸的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退休教授劉世龍説，日軍對重慶、成都等地的轟炸，是為了切斷四川對前方戰場的援助，更是為了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迫使中國投降。
2006年，四川大學法學院三位教授志願者金明（右一）、曾彤（左一）、伍長康（左二）與一瀨敬一郎（右二）在一次訴訟事宜討論會後合影。（受訪者供圖）
“日軍對重慶、成都等地的轟炸是日本侵華戰爭重要的組成部分。日本聲稱其堅持了所謂‘軍事目標主義’，但事實上卻對商業區、住宅區、文化區等毫無軍事意義的區域進行了大規模的無差別轟炸。”四川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家金明説，“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但沒有對日機轟炸重慶等地平民的罪行予以起訴，日本屠殺平民的反人道罪行沒有得到任何清算。”
眾人拾柴
金明出生於重慶，兒時家中的保姆是位孤苦無依的人。年紀大些後他才知道，當年的重慶大轟炸中，保姆兩個年幼的兒子都被悶死在密不透風、擁擠不堪的防空洞裏。
多年後，金明成為國際法專家。一場跨國訴訟，將他的私人記憶與夏官壽、吳及義、安緒鴻的家族連在了一起。
2004年4月，在多位大轟炸親歷者、學者以及日本律師的推動下，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原告團成立了。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劉世龍、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四川東方大地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琳瑩、四川君益律師事務所律師徐斌等人開始在茫茫人海中尋訪川渝各地大轟炸受害者，收集關鍵證據。
時隔多年，許多親歷者已不在人世。但尋訪一旦開始，便如一根拎起的線頭串起無數珠子，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
2006年3月30日，索賠團正式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來自重慶、樂山和自貢的大轟炸受害者及其家屬代表合計40名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
2007年1月7日，數十名成都大轟炸受害者也組成了索賠團，與重慶大轟炸索賠團建立起&&。
2008年7月12日，原告團追加起訴，22名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原告加入訴訟。
2008年12月3日，原告團再次追加起訴，新增重慶、樂山、自貢及合江的受害者原告45名。
2009年10月5日，原告團第三次追加起訴，新增重慶、成都、樂山、自貢、松潘的受害者原告81名。
至此，來自重慶、成都、自貢、樂山、松潘等地的共計188名大轟炸受害者（含親屬）作為原告參與了訴訟。
一瀨敬一郎律師手寫的便簽。（受訪者供圖）
跨國索賠訴訟，被告是一個國家，訴訟涉及諸多國際法問題，一瀨敬一郎通過劉世龍在四川尋找國際法專家。
詳聞來龍去脈之後，金明教授作為志願者加入。此後，他圍繞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國際法問題開展了大量研究和論證。
金明精通日語的同事——四川大學法學院曾彤教授也加入進來，她為日方律師擔任翻譯，隨調查團走街串戶，留存下大量的證人證言。
四川大學訴訟法專家伍長康教授則就訴訟涉及的程序問題逐一論證並提出建議……
由於沒有固定的場所，也沒有經費，起初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團就在成都人民公園的茶社裏碰頭開會。有時為了省錢乾脆就到公園的涼亭裏、花&邊，或坐或站，後來又轉移到大慈寺茶園裏相聚議事。
一瀨敬一郎每年數次從日本飛來成都，與大家商討訴訟事宜，志願者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川大法學院時任副院長裏讚曾將學院會議室協調出來供大家使用。“小小的會議室裏最初擠了好幾十人，後來不斷有人去世，在世的人身體也越來越差，能來的人越來越少……”金明説。
2017年3月17日，“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訴訟案二審在東京高等法院內二次開庭，大轟炸受害者及聲援人員參加庭審。新華社記者 馬平 攝
艱難訴訟
一審階段的9年間，東京地方法院開庭31次，其間出現過各種突發狀況。
2008年，案件審理期間，四川發生“5·12”汶川大地震。之後一段時間，徐斌律師的收入大幅度減少，安排受害者前往東京出庭的費用捉襟見肘。
有一次電台採訪徐斌，節目播出後，一位大連的聽眾給他打來電話，提出資助5000元費用。“那是成都大轟炸訴訟團成立以來收到的第一筆，也是唯一一筆社會捐款，後來用作受害者達朋芳老人2012年赴日出庭的旅費。”他説。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時年73歲的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原告團團長文仲獨自一人奔赴震後東京，參加案件第17次開庭。他説，他是“為兩國的友誼和未來而追問歷史”。
在日本，證據收集一度陷入僵局。
日軍空戰的戰鬥詳報原本收藏於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借閱手續煩瑣困難，複印費用較一般大學高出許多。對中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日本律師和各界志願者不計成本地收集、複印，獲取了包括日機轟炸川渝地區的“彈着圖”在內的大量一手材料。
妨礙訴訟的事也常有發生。
2011年一次出庭後，徐斌和大轟炸受害者廖世華回到東京後樂園賓館（中日友好會館）門口時，一夥穿着舊日本軍服的右翼分子，開着一輛改裝過的宣傳車繞着他們打轉，車身貼滿標語，插着舊時日軍的“旭日旗”，並用架在車頂上的高音喇叭用日語對着他們喊口號。
還有一次，日本右翼分子將點燃的鞭炮扔在剛走出法庭的一瀨敬一郎律師身上，大罵他是“混蛋”。
法庭內的鬥爭同樣激烈。
2013年秋，法院主審法官單方面認為原告團申請的專家證人沒有必要出庭，欲取消這一對原告團有利的訴訟程序。
為此，原告團與其律師團在日本和中國各地開展了簽名徵集活動。一時間，近千張簽名申請如雪片般送至東京地方法院，無數份傳真讓法院的傳真機陷入癱瘓……同年11月，法院同意選取5名中國學者、4名日本學者、6名原告共計15人作為人證。
“每次開庭前後，日本律師們和志願者帶着我們在東京街頭分發傳單、游行，向日本市民揭露這段黑暗的歷史。”原告團成員楊小清説。
楊小清是成都大轟炸死難者安緒鴻的外甥女。訴訟之初，本是她的母親安緒清作為原告參與訴訟。但在漫長的訴訟程序中，母親去世，只好由她繼續接力……
2015年2月25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宣判：承認日軍在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轟炸重慶和四川省各地造成平民傷亡的加害事實，但以《中日聯合聲明》中，中方放棄國家戰爭賠償、個人無國際法訴訟資格等為由，駁回全部索賠與謝罪請求。
2017年12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維持原判。
2019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終審仍維持原判。
2016年11月18日，大轟炸受害者在日本東京街頭進行宣傳。（受訪者供圖）
荒謬依據
雖然程序終了，但多年來，關於這場訴訟的討論仍未終止，引發的有關戰爭賠償問題的討論也還在繼續。
——戰爭受害者個人在國際法層面上有沒有索賠權？
金明説，這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法實踐中已經逐步明確，答案是肯定的。他以聯合國大會在關於前南斯拉伕的兩項決議（1993年第48屆聯合國大會第153號決議、第49屆聯合國大會第196號決議）舉例，指出兩項決議均承認“‘種族清洗’的受害者有權獲得損失的合理賠償”。他還&&，日本與一系列交戰國簽署的“和約”中，也都將國家賠償請求權與國民賠償請求權分開。
“從日本的司法實踐上看，日本在其作為受害者的原子彈爆炸的訴訟中，是主張國際不法行為受害者能夠享有索賠權和資格的。但是面對日本作為加害方的訴訟，日本法官卻作出了不同解釋，足見是一種‘雙標’。”徐斌説。
——中國放棄了公民個人對日本的索賠權嗎？
一瀨敬一郎、徐斌、金明等多名中日法律界人士認為，《中日聯合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的內容，並不代表中國放棄公民個人的索賠權。
金明説：“從語義上看，中國政府放棄的僅僅是國家或政府的索賠請求權，並沒有涉及或放棄國民的索賠請求權。”他還特別強調，這種文字上的解釋方法，也是國際法上關於條約解釋的通常或首要的方法。
——《中日聯合聲明》確認過《舊金山和約》、所謂“日&和約”有效嗎？
受訪專家們一致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法院在判決中搬出了《舊金山和約》和所謂“日&和約”。“判決的意思是，《中日聯合聲明》是對‘日&和約’的‘確認’，既然‘日&和約’放棄了政府和國民的戰爭索賠請求權，《中日聯合聲明》當然也就放棄了。這是極其荒唐且缺乏邏輯的。”金明説。
受訪人士指出，回顧《舊金山和約》與所謂“日&和約”簽訂的過程，自始至終未獲中國政府承認。
“1951年，美國聯合47個國家與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該和約規定，這些國家及國民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請求權。但遭受戰爭創傷最巨、時間最長、損失最大的中國，未被邀參加會議，更沒有在該和約上簽字。1952年，日本懾於美國的壓力，也基於本國政治利益、逃避戰爭賠償責任的考慮，與當時的台灣蔣介石政權簽訂了所謂‘日&和約’。該‘和約’沿襲了《舊金山和約》解決戰爭賠償問題的框架，簽訂後即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金明説。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簽訂，日本政府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按照國際法關於政府承認具有法律溯及力的原則，日本也應當確認當年的所謂‘日&和約’是非法、無效的。日本法院硬把三個文件拉到一起，很荒謬。”他説。
縱然有萬般藉口逃避賠償，但鐵證如山的事實不容辯駁。“雖然在日本訴訟中敗訴，但判決書中確認了日本軍隊對重慶、成都等地大轟炸的加害事實，這是用判決書的形式，固定了這一史實，這是我們部分的‘勝利’。”徐斌説。
2017年12月14日，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外，日本友人手舉標語抗議二審判決結果。新華社記者 馬平 攝
不懈追尋
今天，原告團中的成都籍大轟炸親歷者，只剩88歲的達朋芳和96歲的蘇良秀還在人世。
71歲的楊小清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告慰九泉之下的母親和從未謀面的姨媽。“如果我不在了，我希望我的後代能繼續。”
一瀨敬一郎已經78歲，妻子已去世，膝下無兒無女。這位為中國人打了一輩子官司的日本律師，至今依然奔走在四川與東京之間。
這是2025年11月大轟炸受害者與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與沖繩反戰雕刻家金城實一起創作的浮雕“非戰與和平”。（受訪者供圖）
2025年4月和11月，在他的牽線下，大轟炸受害者與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遺屬赴日本沖繩交流，向當地民眾講述戰爭傷害，並在沖繩反戰雕刻家金城實幫助下，創作了浮雕“非戰與和平”。
“中國戰爭受害者所承受的戰爭傷害，並不僅限於大轟炸或細菌戰，還存在多種多樣的戰爭受害形式。對日本軍隊實施的殘酷無差別轟炸，而日本政府至今完全不予道歉這一事實，我懷有強烈的憤怒。”一瀨敬一郎説。
徐斌説，回望一路走來的20年時光，有曾經的戰爭加害者希望自我救贖成為訴訟團志願者，也有許多日本的有識之士窮盡自己所能默默支持。“但遺憾的是，日本民間的行動並未影響到日本國家的立場。”他説。
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時，楊小清等成都大轟炸受害者後代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了請求修建大轟炸死難者紀念設施的報告。
今天，成都大轟炸紀念墻和雕塑靜立在人民公園內。紀念墻上密密麻麻鐫刻着遇難同胞的名字，卻留下了一半的空白——那屬於湮沒在歷史深處、不曾被記錄下姓名的遇難者們。
每年清明，達朋芳、楊小清等人都會來到這裡，祭奠，懷念，也是為了鼓勵已經風燭殘年的自己，繼續把討回公道的路走下去。
公園的另一角，矗立着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碑座之上，身背大刀、斗笠，扎着綁腿，穿着草鞋的戰士，永遠保持着手握步槍向前衝鋒的姿勢。
風雨如晦的歲月裏，鐵骨錚錚的巴蜀兒女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無川不成軍”的英勇。今天，追尋正義的征途上，他們依然在勇毅前行。（記者 吳光於 唐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