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陽光灑向城市樓宇，照亮田野山川，格外熱烈。

  當杭州迎來第一縷晨光，“80後”作家古蘭月（本名胡毅萍）伸了個懶腰，熄滅了書桌上的檯燈。電腦屏幕還亮着，一行行文字梳理出80多年前浙贛戰役中的故事細節。她忙碌了一夜，在為下一部抗戰主題的網絡小説做準備。

  天津，南開大學津南校區綠樹成蔭，花香陣陣。“95後”學者楊雅麗騎着共享單車，迎着陽光，穿過林蔭道，直奔圖書館而去。她是南開在讀歷史學博士生，主攻抗戰史方向，泡圖書館看書、查資料、寫論文，是她每天的日常生活。

  2025年5月10日，楊雅麗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一面寫有“愛國三問”的墻前留影。新華社記者李然攝

  北京復興路，35歲的陳濤在陽光下仔細擦拭着黨員徽章，將它端正地別在講解員馬甲上。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內，“民族的勝利”五個金燦燦的大字尤其閃耀。肅穆的展廳裏，無數展品等待着被陳濤的講解重新喚醒。2023年4月以來，他一直擔任軍博的講解志願者，每逢節假日，只要不出差，都會如約來到軍博。

  湖南，會同，接連下了幾天雨之後，終於出了太陽。30歲的志願者陳建驅車前往鄉下，車后座上堆放着族譜複印件、縣誌記載和一張張標注着烈士姓名、部隊番號的尋親啟事。近年來，他一直在幫助抗戰烈士尋親，讓抗戰英雄“回家”。

  溪水潺潺，最終都將匯聚成浩瀚江河。四位不同身份的青年，四條迥異的人生軌跡，在寰宇紛繁間，因“抗戰”這同一個主題串聯起來。

  這是一場屬於青春的遠征，一場穿越時空的信仰追尋。

  出發

  “如果説我們外國人現在取得了一些成績，那在很大程度上——這點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要歸功於忠實友好幫助我們的中國朋友們。”

——摘自1938年2月21日約翰·拉貝回國前的告別演説

  這是楊雅麗最喜歡的一句話，也正是這句話，讓她開始研究抗戰時期南京安全區裏的中國貢獻。

  1937年11月22日，約翰·拉貝等20多位國際友人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南京大屠殺期間，安全區庇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

  5月8日，楊雅麗在天津五大道參觀歷史文化街區。新華社記者 張鋮 攝

  2018年9月，楊雅麗在南京師範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導師張連紅教授指導下，她將目光轉向“約翰·拉貝的中國朋友們”，發掘出許多在安全區守護與救濟難民的中國同胞的事跡。他們的事跡此前鮮為人知，卻是南京大屠殺歷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是不該被遺忘的義舉：

  金陵大學附屬中學收容所所長姜正雲帶領團隊，採取多種措施救助難民，安排住宿、施粥、進行醫療救助。他白天管理收容所，晚上記錄日軍暴行，匯總成《南京金中難民收容所記錄》。他在寫給安全區總幹事費奇的信中説：“今天晚上，日本兵為了搜尋少女，闖入了我們的宿舍，到處充滿了嗚咽聲，我毫無辦法阻止她們哭泣。”

  收容所工作人員薛萬錦為難民安排住處、做飯。為保護女性難民，他帶人幫她們剪短頭髮，把臉抹黑。有中國士兵躲進來，他就提供便裝讓他們換下軍裝。

  徐淑珍、徐淑德姐妹原是難民，後主動加入救助隊伍，承擔護理及防疫工作。

  劉文彬在收容所避難，他會日語，日本人希望他當翻譯，但他被抓後寧死不從，雖經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努力營救，最終仍被殺害。

  楊雅麗多次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哭墻”。她的目光掃過密密麻麻的死難者名單，最終停留在無數名字間的空白處。她想起導師張連紅的話：“安全區裏，有1500多位像姜正雲、薛萬錦、劉文彬那樣冒死保護同胞的中國救援者，他們大多連名字都沒留下。”凝視着那些空白，楊雅麗告訴自己：要快一點找出他們，不要讓這些微光被埋沒。

  2025年5月7日，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楊雅麗在圖書館修改論文。新華社記者 張鋮 攝

  有些記憶，是時間刻在心裏的傷疤，也是點燃使命的火種。

  古蘭月心裏一直壓着一塊石頭。這塊石頭是浙江義烏崇山村的不忘國恥紀念碑，為紀念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死難者而立。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大量施放細菌武器。金華地區因鼠疫死亡幾千人，崇山村佔了400多人。“我去過村子，聽過幾位老人講的故事，也看過那些觸目驚心的爛腳照片。我想，我一定要寫下來。”古蘭月説。

  這便是她創作網絡小説《酒坊巷》的初衷。該書2023年出版，以浙贛戰役、金華淪陷為背景，講述日軍細菌戰時，我黨地下工作者和當地群眾不畏艱險護送鼠疫血清，以生命守護家國的故事。

  2025年6月16日，古蘭月在杭州展示她的作品《酒坊巷》。新華社記者 張鋮 攝

  古蘭月説：“作為出生在金華的寫作者，我有責任還原那段歷史。酒坊巷曾是金華最繁華的地方，《浙江潮》編輯部、‘台灣醫院’等歷史遺存背後的故事深深感動了我。於是，便有了這本書。”

  在她看來，寫作《酒坊巷》是要讓後人知道，即使在鼠疫肆虐、家國蒙難的至暗時刻，金華人仍在不屈抗爭，這條600多米長的酒坊巷就是見證。

  軍博館展廳內，一塊八路軍戰士佩戴的臂章靜靜躺在展櫃裏，陳濤的目光在上面長久停留。在軍營長大的他，對烽火歲月有着天然的親近。“我長在革命軍人家庭，從小就對紅色軍事歷史着迷。”談及在軍博當志願講解員，陳濤這樣回答。

  陳濤本職是北京一家證券公司的投行業務人員。2022年底，得知軍博再啟志願者招募，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經過簡歷初篩、面試甄選、培訓考核及現場試講，他於2023年4月成為一名志願講解員。

  2025年5月17日，陳濤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為參觀者講解抗戰歷史。新華社記者 劉金海 攝

  不同於講解內容相對固定的職業講解員，志願講解員可自行規劃路線和講稿，結合自身知識背景拓展服務廣度深度。為讓歷史鮮活起來，陳濤查閱了大量資料和紀錄片，採擷生動的歷史細節。一句講解詞背後，常常是幾小時甚至幾天的鑽研。

  每一次調試麥克風，每一次面對觀眾，他都知道自己不僅是在復述歷史，更是在接續老一輩軍人的榮光與守望。

  有些故事，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館的展櫃裏。有些人，踏出家門就再也無法還鄉。

  湖南懷化，會同縣烈士陵園。陳建蹲下身，指尖劃過一個個墓碑上刻着的名字。這裡長眠着許多烈士，有的籍貫模糊、信息不詳，已被家鄉親人苦尋八十余載。

  陳建感到沉甸甸的責任，這些沉睡的名字需要一個歸宿。他掏出手機，對着墓碑拍下了“尋親之路”的第一張照片。

  陳建是在長沙工作的會同人，自幼常聽祖輩父輩講抗戰故事，受此熏陶熱心傳承紅色文化，2016年4月註冊成為青年志願者。“抗日陣亡將士和各個時期的烈士們為了民族獨立、國家新生、人民幸福犧牲生命，我覺得應該為他們做點事情。”陳建説。

  2025年4月1日，陳建（左）在湖南省會同縣江邊村與石守忠老人交流。新華社記者劉芳洲攝

  “哭墻”上的空白、崇山村爛腳的照片、展櫃裏沉默的臂章、墓碑上模糊的籍貫……這些瞬間，不經意間闖進四位青年的生命。血脈深處，是銘記至今的民族記憶。

  歷史從未真正沉默，它只是等待着有心人的啟程。

  解碼

  “戰爭面前，命如螻蟻，生靈涂炭。兵荒馬亂中，小人物的命運最能體現戰爭的殘酷無情，也最能彰顯和平的珍貴難得。因此，家國情懷是這部小説的底色。”

——邱華棟《地域文化小説的新呈現》

  這是中國作協副主席邱華棟為《酒坊巷》所作序言裏的一段話，道出了古蘭月多年筆耕的初心。

  古蘭月自2004年開始寫作，嘗試過散文、小説等體裁，2017年投身網絡文學創作，堅持至今。

  面對年輕一代“短平快”的閱讀習慣，古蘭月選擇將紅色題材、抗戰故事融入網絡文學。她在《酒坊巷》中構建抗戰敘事的“爽點”。小説以酒坊巷一群小人物展開，在國仇家恨與個人恩怨的碰撞中，古蘭月將人性的豐富刻畫得淋漓盡致。

  主人公元魁、金九妹和唐振華的戀情糾葛貫穿全書。國難當頭，三人皆能放下感情，共同為抗日事業奮鬥。網絡小説常見的兒女情長與嚴肅文學歌頌的民族大業，在作家筆下碰撞出精彩火花。

  又如小説中的酒坊老闆錢大有，起初唯利是圖，甚至為日本人效力。在目睹兒子慘死日軍刺刀下後，他幡然醒悟，最終選擇用生命掩護藥品出城。

  《酒坊巷》中人物多為夾縫中生存的小角色。戰火紛飛的年代裏，每個角色面臨的困境，都能與當代年輕人的焦慮形成一些共鳴，讓年輕讀者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古蘭月説：“希望這些‘共情切口’能讓更多人關注到這段歷史，能讓年輕人在書中看到自己。”

  在軍博宏大的展廳裏，陳濤拒絕照本宣科。他更像引路人，引導觀眾感受展品本身的故事。

  每次講解後，陳濤都會結合自身感悟和觀眾反饋，持續調整優化講稿。如今，當初十萬多字的講稿已更新大半。

  陳濤累計開展志願講解服務150余次，時長超300小時。2023年與2024年，他連續兩年獲評軍博“傑出志願者”。

  2025年5月17日，陳濤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為參觀者講解抗戰歷史。新華社記者 劉金海 攝

  用故事激活民族記憶，陳濤的講解帶給參觀者強烈的代入感。平均兩小時的講解，觀眾聽得津津有味。有人聽了一場即入迷，主動詢問他下次講解安排，新招募的講解志願者也常來觀摩。

  社交&&成為陳建幫烈士尋親的新工具。他運營的抖音賬號，每天都能收到私信和評論，尋人請求來自全國多地。

  2023年，陳建幫助91歲抗戰老兵朱文斌找到救命恩人的後人，圓了老人72年的心願。朱文斌是重慶籍抗戰老兵，1950年在湘西八面山剿匪戰鬥中受重傷，被營長許全德所救。未及道謝，朱文斌即奔赴抗美援朝前線，許全德因工作留在湘西，兩人從此失聯。

  72年來，許全德救他的畫面始終縈繞在朱文斌心頭。

  朱文斌之子朱遠亮輾轉&&上陳建。陳建被這段跨越70多年的故事感動，立即行動。經過半年尋找，他終於&&上許全德後代。遺憾的是，許全德已於1986年去世。

  幾年來，陳建利用業餘時間幫40余名烈士尋親，成功6例。而這背後，是更多尚未找到歸途的英魂。

  楊雅麗埋首浩如煙海的卷宗，步履不停多地走訪，運用前沿方法進行歷史學專業研究。

  調查中，楊雅麗等人發現以往南京安全區研究對中方救援人員記載不足。既往研究多依賴國際友人記錄（如《拉貝日記》），關於安全區內中方救援者的資料甚少。他們通過挖掘史料補充了這一領域。“我們查閱檔案、&&後人採訪，追蹤到一批中方救助人員的蹤跡。他們承擔了大部分實際工作，且冒着比西方人更大的危險。”她追蹤那些幾乎被遺忘的中方救援者姓名，努力拼湊出那些模糊的身影。

  5月7日，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楊雅麗在歷史學院採薇閣（資料室）查閱資料。新華社記者 張鋮 攝

  南京大屠殺距今有一定時間跨度，倖存者逐漸減少，親歷者記憶隨時間流逝變得模糊或出現偏差。像楊雅麗這一代年輕學者，只能通過採訪當年倖存者（親歷者）二代，間接感知這段歷史，這會導致信息傳遞的準確性與完整性面臨挑戰。

  楊雅麗説：“學術研究是艱苦的考據，更是對歷史真相的莊嚴捍衛。每一次檔案的印證，都是對先輩們遲來的致敬。”

  讓遠去的面孔重新清晰，讓塵封的故事重現紙端，青年一代在凝望歷史的同時，也在對話時代。

  突圍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於右任《望故鄉》

  14年抗戰，多少忠魂埋骨他鄉。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縣赤田鎮石湖抗日陣亡將士墓園，安葬着一位名叫石繼湯的烈士。全民族抗戰爆發後，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參軍報國，入伍國民革命軍第70軍19師，1938年犧牲於廬山保衛戰。

  “都這麼多年了，今天終於有了四爺（叔）的消息。”2025年4月1日，家住會同縣地靈鄉江邊村10組的93歲老人石守忠握着找上門來的陳建的手，激動得聲音顫抖。

  “‘我參軍打鬼子去了，你們在屋（家）要好好的，守好屋（家）。’四爺（叔）走之前講的這句話，我這輩子都記得。”石守忠老人回憶，當時自己年紀尚小，許多事已記憶模糊，但對四叔從軍之事記憶深刻。四叔石繼湯自離家之後，就再也沒回來過，新婚妻子等待多年，因沒有自己的孩子，回娘家後也再沒來過。

  “石繼湯，在《會同縣誌》有記載，犧牲地點為江西奉新。”陳建説，為了獲取更多有關抗戰英烈石繼湯的信息，他還查閱了江西奉新縣文史資料檔案等，並從犧牲地着手，在奉新縣抗日陣亡將士墓園找到並確認了他的墓碑，再根據英烈籍貫，返回湖南會同為英烈尋親。

  在會同多個鄉鎮尋訪均無結果，陳建偶然間發現一位名為石繼堂的抗美援朝烈士是地靈鄉江邊村人，便輾轉要到江邊村村支書的電話。

  “剛好村支書也姓石，電話確認了他們有繼字輩，可村支書對這個名字並不熟悉。於是請求他幫忙，一同查找石姓族譜，終於在族譜裏找到了石繼湯的名字。”陳建説。

  跨越湘贛兩省，往返上千公里。陳建經過查閱資料、探訪墓碑石刻、走訪老人、實地求證，幾經周折，最終確認石繼湯就是會同縣地靈鄉江邊村人。抗戰英烈石繼湯，犧牲87年後終於“回家”。

  尋人的過程中，陳建遇到過無數困難。烈士信息不準確、身份難認定，還有懷疑的目光，甚至被當成騙子的經歷，都是他尋訪路上必須邁過的坎。

  古蘭月面對的困境，是如何在寫作中平衡網文的“爽感”與歷史的厚重感。

  “現在的年輕讀者離戰爭太遠，容易産生疏離感。”古蘭月説，“如果直接擺數據、講史實，會很枯燥，就失去了網絡文學的特色，但是行文過度追求吸引眼球，又會把嚴肅的歷史題材娛樂化。”

  分寸的拿捏讓古蘭月頭痛。在不斷摸索中，她總結出一套方法，巧妙地將傳統文學的深度與網文的強節奏敘事相融合，在嚴謹的歷史背景下進行情節上的藝術化處理。

  “絕不能把網絡小説寫成‘抗戰神劇’，必須摒棄歷史虛無主義。”古蘭月堅定地説，這是她不可逾越的紅線。護送血清針的情節扣人心弦，支撐這些戲劇衝突的，是她在金華市黨史辦借閱的厚重資料，是義烏細菌戰展覽館裏鐵證如山的照片。

  “首先要拿到真實的史料，加以細節上的虛構，目的是要用更貼近現實的敘述方式讓讀者走進那段歷史，從而達到精神上的共鳴。”古蘭月介紹自己的創作理念。

  歷史是創作的土壤，真實是敘事的根基。真正的歷史厚重感，不在於壓抑閱讀的快感，而是要引領讀者展開嚴肅思考。

  為了讓抽象的歷史通俗易懂，陳濤也絞盡腦汁。

  “想讓觀眾聽進去，就得先讓觀眾聽得懂。”陳濤説，講解必須“接地氣”。

  照本宣科容易，因人施講最難。為此，陳濤很少直接原封不動地搬用歷史教科書，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和對史實的把握將歷史“翻譯”成“白話文”。舉例子、打比方，陳濤想盡各種辦法。

  在講解百團大戰時，陳濤就把“掃蕩”這個抽象的概念講得清晰透徹。

  5月17日，志願者陳濤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向參觀者講解抗戰歷史。新華社記者 劉金海 攝

  陳濤説，“掃蕩”是侵華日軍破壞我敵後根據地的手段。日軍“掃蕩”就好似在泥塘裏撒網抓泥鰍，明知水裏有泥鰍，卻看不見它。此時，敵人便派出多路人馬編織成一張人網，一旦網到我軍主力，再集合兵力以求消滅。只有知道了什麼是“掃蕩”，才能清楚什麼是反“掃蕩”，進而真正理解我軍的戰術。

  “如果滿嘴拽‘大詞兒’，觀眾就會煩。”陳濤説，“這不僅要求我們的表達足夠接地氣，還要求我們跟不同年齡、不同行業的觀眾盡可能地找到共同語言。”

  楊雅麗直面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對真相的否認和扭曲。

  2023年，楊雅麗在讀博期間參與南開大學-愛知大學博士雙學位項目，赴日本交流學習一年。在日期間每次逛書店，她的心情都很沉重。她默默統計了日本市面上2000年後出版的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著作：承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著作或者資料有31件，而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殺發生的著作有49件。

  歷史的真相，在異國的土地上並未成為共識。

  日本右翼勢力長期蓄意否認、歪曲南京大屠殺歷史，試圖美化侵略、淡化暴行，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干擾，正直學者堅守真相的聲音顯得微弱。

  “越是這樣，我越要多翻一些資料、多找一些證據。”從日本回來後，楊雅麗決定把《朝日新聞》退休記者上丸洋一2023年的新著《南京事件與新聞報道：記者們寫了什麼、沒寫什麼》翻譯成中文。

  上丸洋一通過還原當年日本隨軍記者的戰時報道、戰後回憶及書信等，客觀呈現出他們的心理變化。或出於戰爭管制的壓迫，或因日本國民的所謂“責任感”，這些記者放棄了新聞真實性原則，成為軍國主義的附庸。這一戰時體制思維至今仍在日本延續。上丸洋一深刻地反思了這一問題，他指出真正的愛國應體現在對侵略歷史的承認上，以此來防止歷史的悲劇重演。

  遠征之路，從不平坦。荊棘叢生，巨石攔路，唯有堅持突圍，方能繼續前進。

  聯結

  “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

——錢穆《國史大綱》序言

  陳濤寫滿字跡的筆記本扉頁上，謄抄了這句話。

  1938年，雲南宜良岩泉寺的一座小樓內，錢穆先生卸去教學的紛擾，集中精力撰寫《國史大綱》。此前，錢穆隨北京大學南遷，輾轉大半個中國，最終落腳昆明，於烽火狼煙之中尋找到片刻安靜。

  回望過去之路，方知未來之途。懷着對中華歷史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錢穆先生用飽含深情的筆墨，歷經一年，最終完成了《國史大綱》。

  彼時，放眼華夏，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倘若國家不幸覆亡，至少還有一本書能讓後人了解祖國的歷史和文明成就，從而激發復興中華之心。這便是錢穆寫作《國史大綱》的意義所在，也給千百萬炎黃子孫留下希望的種子。

  陳濤也想為更年輕的一代播下種子，不僅是對歷史的認知，更是對民族精神傳承的責任。

  “希望我的講述，能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們，願意去了解歷史，從而銘記歷史。”陳濤説。

  站在“民族的勝利”巨幅標語前，陳濤用一段鏗鏘有力的話，結束了當天全民族抗日戰爭展陳的講解。

  “我們為什麼要緬懷逝去的英雄？因為這個時代在召喚新的英雄。”

  “朋友們，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們，我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歷史的書寫者。今天的中國是由前人創造的，中國的未來還要拜託給你們……”

  講解的聲音回蕩在展廳裏，站在參觀隊伍前排的孩子們仰起頭，似懂非懂地望向陳濤，“民族的勝利”五個金燦燦的大字照亮了他們稚嫩的面龐。

  5月17日晚，志願者陳濤結束了在志願服務結束後離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回家。新華社記者 劉金海 攝

  個人的堅持或許微不足道，但終將匯聚成星河，照亮夜空，聯結世界。

  2022年，在第九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到來之際，微紀錄片《“寧”聚微光——尋訪約翰·拉貝的“中國朋友們”》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楊雅麗作為講述者，帶領觀眾在12分鐘的視頻裏重溫這段歷史。

  紀錄片裏呈現了一張經AI技術修復的老照片：南京難民區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與金陵大學附屬中學難民收容所職員的合影被清晰復原。南京安全區內中方工作人員作為群像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打破了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平民要麼是被屠殺的受害者、要麼是受外國友人庇護的弱者的刻板印象。

  “講好抗戰故事，只靠理論研究是不夠的。”楊雅麗説，“這次與媒體的合作讓我深刻認識到，青年學者應該積極擁抱新技術，將歷史知識以更加生動、直觀的方式呈現給公眾，從而激發更多人對抗戰史的興趣和關注。”

  陳建的抖音賬號也逐漸搞出了名堂。2024年，他在幫梁自明烈士尋找親人時，因為很多記錄不完善而陷入僵局。他把找人的過程做成短視頻發在抖音賬號上，抱着“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希望能在社交&&上獲得一些線索。“視頻發出後，就有他們同姓的遠房親戚看到了，發到家族群裏，對於最後尋親成功起到直接幫助。”

  陳建的找尋，不僅聯結起過去和現在，更聯結起一個個多年沒有團圓的家。幫助抗戰英雄尋親的這些年，他從沒想過放棄，烈士親屬的目光、社會各界的支持，都讓陳建在這條路上走得更加堅定。

  在幫石繼湯烈士尋親的過程中，陳建還了解到同在奉新犧牲的另一名烈士。“我下一步計劃去找到他的家人，越快越好，這是爭分奪秒的戰鬥。”陳建説。

  奉新縣赤田鎮石湖抗日陣亡將士墓園裏，206塊墓碑中尚有140塊無名無姓，等待着他和更多志願者。

  網絡小説，也可以成為世界理解中國抗戰的一個窗口。

  古蘭月筆下酒坊巷小人物的故事，正跨越語言障礙，向世界講述着中國人民的英勇抗爭。

  據古蘭月介紹，目前加拿大多倫多教育出版社已經基本完成了《酒坊巷》的英文翻譯工作，正在審校翻譯文稿，預計下半年在北美地區發行英文版。此外，沙特阿拉伯薩比阿出版集團、俄羅斯體育與文化出版社購買了該書的阿文和俄文版權，正在推進翻譯工作。

  走向世界還不是最讓她開心的事情。她更在意的是作品能不能走到年輕人的心裏。

  “有一天我突然在女兒的書包裏，發現了自己寫的《酒坊巷》。我很驚訝，她是‘05後’，正好是叛逆的時候，平時話都懶得跟我講幾句，以前從來沒見她看我的書。”古蘭月沒想到讀高中的女兒會偷偷閱讀這本書。

  當厭煩了説教的年輕一代開始主動接觸歷史，這更堅定了古蘭月繼續創作的決心：“不管是硝煙中奮戰的偉大身影，還是市井煙火裏掙扎的小人物，我的筆鋒將永遠朝向中國山河。”

  沒有終點的遠征

  古蘭月悄悄打開女兒那本《酒坊巷》，在尾頁上鄭重寫下“願所有真相都被看見”，墨跡還未幹透，窗外的朝陽已經升了起來。

  楊雅麗在圖書館對着電腦屏幕敲打了兩個多小時，她起身放鬆一下眼睛，望向窗外。陽光打亮了一處展板，上面印着著名的“愛國三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這是1935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開學典禮上提出的三個問題，激發了無數師生的救國熱情。

  陳濤在百團大戰地形圖前，津津有味地講起八路軍的戰鬥故事，孩子們圍坐在陳濤周圍，好奇的目光格外閃亮。

  陳建在單位剛吃完午飯，打開手機，看到了新的尋人私信，他望了望頭頂的太陽，開始了新的搜尋。

  還有許多故事沒有被聽見，還有許多英烈沒有被找到，還有許多真相沒有被厘清……一個個“坐標”，標記着這場青春征途的方向。

  寫作還會繼續。考證步步深入。講述仍在延伸。尋找從未停歇。

  年輕的他們扛起傳承抗戰記憶的重擔，向着遠方，邁出堅實的下一步。（記者張鋮 劉金海 劉芳洲 黃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