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門大街，熙熙攘攘，游客們互相闖入彼此的鏡頭。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攝影師口中的“麻煩讓一讓”。
2024年7月17日拍攝的永定門前的百姓。陳鐘昊攝
但在100多年前的正陽門下，拍照的人才是唯一的“闖入者”。旅行者、攝影師、外交官，帶着一摞摞厚厚的玻璃底片，來到正陽門下。
兩年前，為了準備北京中軸線申遺報道，我購得一本《北京中軸百年影像》。700余張北京中軸線的老照片裏，最早的攝於1860年。某個晴朗的秋日，攝影師費利斯·比托在正陽門城樓上拍下了這座古都的第一張全景照片——
1860年費利斯·比托拍攝的北京中軸線全景（由6張照片拼接而成）。（《北京中軸百年影像》作者劉陽供圖）
穿過大清門、千步廊，宮閣聳峙；沿城墻東西眺望，宣武門、崇文門影影綽綽；天際線上，西山、白塔廓影浮現。
沒有現代建築的年代，最能感知北京老城的平闊與錯落。視線掃過一門、一墻、一城，無需闡釋，便能理解何為“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傑作”。
可惜，再往後看，傑作黯然、秩序破碎。1900年6月，正陽門箭樓在戰亂中被燒燬，兩個月後，駐紮在甕城內的英軍印度兵做飯不慎失火，又將正陽門城樓燒燬。照片裏，北京最大的城門殘破得只剩半截，好似被攔腰斬斷的巨人。
中軸線上的門，幾乎都難逃厄運。永定門屋頂遭八國聯軍炮擊；地安門被日軍用大炮整個轟塌；午門前，八國聯軍安營紮寨。一張照片中，被鑿開的永定門城墻外，幾個瘦弱的孩童站在護城河裏向畫外凝視，不遠處，站着一名荷槍實彈的外國士兵。
2023年12月25日拍攝的冬日裏的正陽門箭樓與城樓。陳鐘昊攝
我很訝異，在我近幾年拍攝的照片裏，永定門下始終歲月靜好，大人帶着孩子放風箏、踢皮球，老街坊們在城樓下吹奏樂器、跳廣場舞，他們無疑是這裡的主人。
100多年，中國人到底經歷了什麼？
在那些西方攝影師們的鏡頭裏，中國人從來是被窺視的“他者”。我，一個穿行時空的讀者、一個書寫當下的記者，本以為只是偶爾窺探過往，但翻閱一張張舊影，我不曾經歷卻似乎肉身自帶的集體記憶被一一喚醒。
一門、一墻、一城，那是與我有關的輝煌與苦難。
這或許就是文化遺産存在的意義。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銘刻一群人共享的記憶符號，它的完整、損隕、消失、重生，勾連出一段關於“我”的敘事。
此後，在有關文化遺産的採訪中，我會刻意留意那些存世的老照片。
去年，年過花甲的北京延慶長城史料收藏者孟憲利走入我的視野。在他收藏的600多張老明信片、照片、幻燈片、版畫中，有一組照片極為珍貴。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攝影師行至連接南口鎮至八達嶺長城的關溝古道，在最窄處，一個叫“五貴頭”的地方，不約而同地為這條溝通中原與塞外的要道留下了它最初的影像——
1877年英國攝影師托馬斯.查爾德拍攝的五貴頭。（收藏者孟憲利供圖）
東為燕山，西為太行，峽谷中匆匆北行的人挑着擔子，趕着馬車、駱駝，沒入巨石的縫隙。四角攢尖頂的魁星閣與雙層單檐歇山頂的關帝廟，分立東西崖壁。抬頭，長城橫臥，注視着一代代人在跋山涉水中艱難生存，在追祖懷遠中生生不息。
1909年，中國人自主設計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從這裡穿過，畏途就此變通途。
帶着那幾張老照片，我隨孟憲利來到五貴頭，卻不見東邊的崖壁和魁星閣的痕跡。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將五貴頭段的京張鐵路改線，削平了山丘，摧毀了古閣。
那幾年，日本人在長城沿線拍攝了許多記載戰事的照片。我結識的另一位收藏者、35歲的阮明昊，是一位聽障人士，他收藏了當年日本朝日新聞社發行的《支那事變畫報》。照片裏，日軍佔領一道道城關。
一門、一墻、一城，無聲泣訴，我又一頭扎進一段集體記憶。跟隨這些照片的帶引，我一次次身處歷史故地，在八達嶺、居庸關、長峪城等地觸摸戰火留下的痕跡。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中，這些具有重要且持久價值的紙質、視聽、數字或其他格式的文獻，被稱作“記憶文獻遺産”。“記憶文獻遺産”對抗着漠視與淡忘，不只實證一段歷史，也照應你我身處的現實。
2019年12月，京張高鐵開通。這條百餘年後由中國人自主設計的智能化高速鐵路與關溝古道、老京張鐵路並肩而行，衝過一道道舊日城關。40里的山溝，裝下三個時代的征途。
2024年7月17拍攝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及建築群。陳鐘昊攝
車輪滾滾向前，回頭看，關關難過終過關。
我以記者的身份親臨高鐵開通現場，在長城腳下，參與歷史的書寫。我也留下了一段影像，向讀者們講述我與這條高鐵的故事，那是我對這片土地最新的記憶。
如果不是因為老照片，我可能難以感知新與舊交替間，京張高鐵的分量緣何厚重。北京中軸線於我亦是如此，700多年，城市格局依舊沿着這條線生長。老城猶在，新城正興，在時光的相冊裏，我感悟一條線何以撐起都城的脊梁。
一些同事曾對我説，我們拍的照片在當下或許沒有多麼大的意義，它真正的價值是在未來。接觸老照片的經歷，讓我越來越確信這句話。
歷史與我雙向奔赴，現實如是，未來如是。（陳鐘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