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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土司城:臨夏土司制度的實物見證
來源: 民族日報   發布時間: 2018-12-21 16:21:02   編輯: 陳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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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土司城的附屬建築烽火臺

  在甘肅省康樂縣蘇集鎮南側,有一條西高東低的東西向的黃土山梁,因山頭東端像一條魚嘴,當地人便叫這條山梁叫“魚嘴山”,在離魚頭200多米的山梁上,矗立著一座雄偉的古城。這座城是明清時期吐蕃沙馬族土司的土司衙門所在地,因城的主人為蘇姓的吐蕃族土司,當地百姓稱之為“蘇土司城”,成為臨夏地區土司存在的實物見證。

  一、蘇土司城基本情況

  城址呈長方形,南北長約200米,東西寬約100米,佔地面積約2萬平方米。城址因修建于山梁上,所處位置居高臨下,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南城墻外4米處就是高30多米的陡坡,陡坡下有自西向東的鳴鹿河流過,北城墻建在山脊之上,北側是陡峭的山坡,山坡下的平川中有八松河流過,兩條河在“魚嘴”下不遠處交匯成蘇集河緩緩向北流去。城墻頂寬3.5米,基寬5米,高12米,整個城墻係夯土版築而成,夯土層厚薄不一,分10厘米、25厘米、19厘米三種,城墻四角處各築有一個半徑為3米的半圓形角墩,古城有南、西兩個城門,寬約6米,分別位于南城墻和西城墻正中處。因北城墻修築于山脊之上,城墻東側開挖有寬3-5、深2-3米的護城壕,西城墻西側開挖有寬5-10米、深6-11米的護城壕。城內地勢南低北高。除土司城之外,同時在城的西北側修建了一座烽火臺。烽火臺為邊長9米、寬7米的實心四棱體。東西長9米,南北寬7米,自下而上收分,高7-5米,臺體係夯土版築,夯土層厚10厘米,外面一周有圓形的倒塌障墻和壕溝的痕跡。該烽火臺距蘇土司城一箭之隔,應屬蘇土司城的附屬防衛設施。

  二、蘇土司的興起

  沙馬族是元末明初居住在河州境內的吐蕃眾多部族中勢力較大的一支,明洪武三年(1370年)農歷八月,明徵虜左副將軍鄧愈進兵河州,在逼近河州之前“遣人詔諭吐蕃”及河州守將投降,沙馬族首領隨同鎮守河州的元朝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姬索南普投降,其首領因投誠有功,被朝廷賜姓為蘇,奉旨安插在河州沙馬裏地方(今和政縣新營鄉境內)一帶居住,築有沙馬城。沙馬族首領除管理沙馬族外,同時還統管有另一個吐蕃部族-牙塘族(居住于今和政縣買家集鄉境內)。沙馬族首領像投誠的眾多吐蕃族一樣,其主要職責,一是定期朝貢,或二年、或三年,貢品以馬為主,兼及土特産,成為“中馬番族”之一,所謂“中馬番族”,也稱“招茶中馬番族”,就是專門負責向朝廷貢馬的番族,作為交換,官府用茶葉向他們換取馬匹,同時不準私人經營茶馬貿易,違者重罰。明代在茶馬貿易管理中,為了保證這些納馬番族的利益,實行了金牌信符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明太祖派曹國公李景隆到甘青藏族地區發放金牌,其中河州必裏衛西番二十六族,頒發金牌二十一面。河州茶馬番族最早時有57族,明初有36族,明末只剩29族,他們通過河州茶馬司進行著茶馬的貿易活動,定期向朝廷納馬。這些納馬番族由于有金牌信符制度的保護和向朝廷貢馬的特殊身份,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形成自相君長,世代承襲的管理體係,不少納馬番族首領逐漸轉化為土司,在河州廳辦理招中茶馬事務,俱奉旨頒有“敕札信”或“部札號紙”,這些土司之承襲,先由當地政府列舉宗圖結狀,送兵部核批,發“號紙”,其懲處亦由兵部審核。河州為西部重鎮,“其地東連隴屬,西控吐番”,在軍事上為兵家所必爭。因此,河州土司均為武官,其首領分別被分封為百戶、千戶、衛指揮僉事、指揮同知等職。

  沙馬族首領的另一個主要職責就是協助官兵防守關隘,戰時率部卒從徵,且自備馬匹和軍械。明軍攻克河州之後,明王朝出于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在當時河州西南沿白石山-太子山-小積石山脈一線,選擇山巔、谷口、高阜,“由東而西,西而北”,設置了積石關等二十四座關隘,作為捍衛西陲重鎮河州,抵禦蒙古、西番等遊牧民族“入侵”劫掠的屏障,這些關隘就是史書所説的“河州二十四關”,它與洮州衛邊墻首尾相接,成為南接洮水,北拒黃河,縱貫七百裏的明清時期河洮長城。沙馬族蘇土司防守的關隘為周邊的牙塘關、沙馬關、斯巴司關和陡石關等關隘,屬于河州二十四關中的四個關隘,由于守關隘有功,其首領蘇土司被授予四品指揮同知,並逐漸兼並了居住在其東南面的今康樂縣八松鄉一帶吐蕃一支中的蔥灘族、古都族、巴咱族三部族,將勢力進一步延伸到今康樂縣蘇集鎮、八松鄉一帶,一躍成為河州土司中勢力較大的土司之一。

  三、蘇土司城的搬遷

  明代中期,隨著沙馬族土司管轄區域的擴大和族民的增加,沙馬族蘇土司將土司衙門從原來陰寒潮濕的沙馬裏搬遷到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今康樂縣蘇集鎮魚嘴山上,修築了新的土司城和烽火臺,在城內設立了土司衙門、兵營,以及商鋪和沙馬族人居所。城下的川地均為其族人村落。其所轄有族民兩千多人,地千頃,士兵五百余名,其轄地東至果園,西至沙馬關,南至安龍關,北至牙塘關,相當于今康樂縣和和政縣部分地區。蘇土司所轄地方分屬河州衛所屬的當川裏、胭脂裏、景古裏;狄州道所屬的康樂裏、岷州所屬的沙馬裏(嘉慶二十七年裏歸狄道),各裏屬地多有穿插。

  明朝滅亡後,清初沿襲了明朝的“招茶中馬”制度,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河州境內的中馬番族由于各部族的自相兼並,僅存19族,其中弘化族弘化寺國師張老卜藏堅錯、靈藏族馬營寺禪師趙羅藏鎖南、珍珠族永昌寺韓旦令扎失,俱奉旨頒有敕札印信。沙馬族土司蘇成威、癿藏族土司王鎮海,雖無印信,俱有部札號紙,這些番族的首領繼續享有明朝享有的各種特權和地位。

  四、蘇土司的衰落

  土司是明清時期中央與地方各少數民族統治階級互相聯合、鬥爭的一種妥協形式。朝廷通過對這些土司的管理,實現了對邊疆和民族地區“額以賦役,聽我驅調”的目的,促進了國家的大一統。而這些土司則積極為朝廷效命,貢獻良馬、防守關隘,討伐各地叛亂,一度深得朝廷的信賴,“有捍衛之勞,無悖叛之事”土司有了朝廷的封賞,在自己地盤上也就更有威望,忠誠的土司與慷慨的王朝,達成了雙贏的“契約關係”。在土司統治下,其管轄土地和族民都歸土司世襲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個個勢力范圍,造成分裂割據狀態。但土司的存在其弊病也很多,集中表現在:在經濟上,享有財政特權,阻礙了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土司擁有軍隊、可以私設監獄,對所屬土民有生殺大權,享有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各種特權;為了爭奪土司的繼承權,其子弟相互爭殺,這些嚴重妨礙了中央集權;而土司對內殘暴統治屬民,土司所到之處,土民必須下跪迎接,土司出,其儀衛頗盛,土民見之,皆夾道伏,這些造成的民族內部矛盾日漸突出,同時土司還騷擾與之接壤的政府管轄的裏民,搶奪這些裏民的人丁財産,對當地的治安和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和威脅。

  康熙、雍正時期國力強盛,為解決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據的積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並開始了一係列改土歸流的措施,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沙馬族蘇土司像千千萬萬的土司一樣,逐漸走向了衰亡的道路。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當時的洮岷道〈清康熙二年(1663年)置,駐岷州衛(今岷縣),領岷州衛、洮州衛、西固城所、鞏昌府階州、文、成、漳三縣〉對賦稅進行改革,將境內土司的原來貢銀改作地丁銀,應納錢糧由土司徵解,此時岷州廳所轄的沙馬裏蘇土司的納糧田地僅有17頃96畝5分,應丁族僅19人,與屬地原有人丁地畝嚴重不符,而其蘇成威土司則供職于河州衛,年貢銀五十兩,河州、岷州兩廳為賦稅權,為此交涉一年多,因相互扯皮,最終無果而終,但卻為蘇成威土司的消亡埋下了種子。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時任河州知州的王全臣“奉檄查議”,並向朝廷密呈了《土司條儀》。言:“其牧河四載,深悉土司、國師病國害民之弊。因河州地糧不清,小民苦于賠累,是以詳請各憲,清地查丁。其間裏積書手欺隱譎寄者固多,而土司、國師包攬霸佔者亦復不少。查河州沿邊,有土司、國師共有十九族。其地與漢民犬牙交錯,附近居民,有畏其欺淩竄入者;有被其引誘竄入者;有犯法懼罪竄入者;有避荒抗賦竄入者。有佃種番地,遂成部落者;有賣産土司,遂成番地者。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試舉一二言之——是土司國師等之霸丁佔地,其來有久,其術甚巧,總緣伊等以土司國師為護符,自恃從無處分定例,而有司又不敢加以刑法,遂肆意妄行,毫無顧忌,以裏民爭地,則稱係伊等納馬田地;與裏民爭丁,則稱係伊等守隘部落,動以欺君、抗中、悖旨、違誤軍需等語,挾制官司,承審之官,亦以招中為重,不敢深究”,條義中列舉了河州地區土司的種種弊端和累累劣跡,並提出了具體的解決對策,“將土司國師現在耕種之地土,清其疆界,現在管轄之部落,查其戶口,造具清冊——令諸子剖其田地,分其部落,即降職承襲,其子孫未有不歡欣者”。此後朝廷開始了在河州地區的削弱土司的改革進程。

  五、蘇土司的消亡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沙馬族土司蘇成威奉調令帶土兵進藏。雍正元年三月(1723年)二月,甘肅布政司將沙馬族劃歸岷州廳管轄。雍正年間,隨著羅卜藏丹津之亂的平定,如何加強甘青地區統治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于是便有了雍正四年(1726年)清理田土的事,蘇成威土司所屬的沙馬族被查出“有族人兩千余,地有千頃”,敕曰:“如果係裏民裏地,應按名輸徭,按畝納糧,斷未有種千頃而只納十七頃之賦,二千余人,只報三十九丁之理”。同年,沙馬族蘇土司原來所屬的沙馬、牙塘、古洞、蔥灘、八扎五族被朝廷除名,其轄地改土歸流,其屬民均歸臨洮府狄道縣,由地方行政管理,顯赫一時的沙馬族蘇土司自此消亡,前後歷時近350年。原蘇土司治下的沙馬族等吐蕃部族此後逐漸放棄族號,在當地漢文化影響下,説漢話,習漢事,從漢俗,著漢裝,從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轉向單一的農業生産。

  蘇成威土司率兵進藏後再也沒有回來,成為蘇姓土司的最後一位土司,曾經輝煌一時的蘇土司城因無人經營和管理,逐漸衰落,漸漸淪為廢墟,城內其後代和族民為耕種放牧之便,紛紛遷出,落戶于耕地較多的今康樂縣鳴鹿鄉、蘇集鎮一帶,一部分以牧業為主的族人隨水草南遷進入甘南藏區。從此,這座古城逐漸成為當地人的耕種之地,古城的歷史榮光只停留在縣志、文獻記載和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中。

  而今,生活在魚嘴山蘇土司城周邊的蘇土司後裔,不管是直係的,還是旁係的,多以打工、務農為生,過著平凡而又踏實的日子。在他們身上,早已褪盡了那土司“王孫貴族”的光環,他們也會偶爾向故園張望,在夕陽西下的余暉裏,從老人的訴説中,想起自己祖上曾經的榮光。(張有財)

  參考書目:

  1.臨夏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臨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第一版。

  2.康樂縣地方志編纂委員編《康樂縣志》,三聯書店出版,1995年11月第一版。

  3.馬志勇點校《〈河州志〉點校本》,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2017年9月第一版。

  4.徐正文主編《康樂史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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