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實與虛構之間
2020-06-01 11:32:32 來源: 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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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壁奇案》

  胡國華 著

  廣州出版社 2020年3月

  ●鄭園珺

  《戈壁奇案》講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河西走廊發生的一樁案子:戈壁縣公社秘書王有德一家四口被毒害,他本人及兩個殘疾小兒身亡,母親裴姑搶救成功逃出生天。這樁案子不但一下成為了公社的大新聞,還轟動了整個縣城及武威地區,用現在流行的用語就是:“自帶流量”“病毒式”傳播……到底兇手是誰?是王有德的妻子梅雪?還是梅雪的情人?還是梅雪的前男友?這不但是探案組急需查明的任務,還成為了街談巷議、茶余飯後的談資,不但是探案幹部苦思冥想、多方查證的問題,還是卷起輿論沙塵暴的風向標。

  這是案子之一奇,看似簡單的投毒案,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死者王有德的身世也是一奇:侏儒,村裏人促狹,都罵他為“醜八怪”“大頭鬼”。然而,王有德偏偏“身殘志堅”,他聰明好學、討好隱忍,以優異成績考上省城的中專,後來下放回鄉當了幹部,而且竟然還“耀武揚威”地帶回來又高挑又標致的美人梅雪做媳婦!如果他能待在省城平平安安當一生的幹部,對于村裏人而言,可能只是個遙遠的傳説,偶爾敘敘家常時不時聊起命運的神奇。但是,他回鄉了,甚至竟然還帶來一個貌若天仙的妻子!這波操作讓村裏人受不了了,“醜八怪”王友德的成功逆襲讓村裏人硬生生、赤裸裸地喝著嫉妒這杯毒酒。

  這就引出了案子的第三“奇”:村裏人對王有德的死,並無同情惋惜,反而覺得大快人心!王有德是受害者,正常而言理應引起大家的傷心悲痛,但是,由于嫉妒,村民對王有德並無好感,而且王有德回鄉後,高高在上,事事刁難,村民更對他懷恨在心。所以,既有妒忌在前,又有忌恨在後,大家對王有德的死,反而是拍手稱快。

  小説的主人公王有德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典型。他一出場就“死了”,自此至終,他是“缺席”的,作為“他者”而存在,然而他的幽靈始終遊蕩在整個事件中。他來不及自述,只是通過各個人物對他的評價與介紹拼湊出他的畫像。他是又矮又醜的“醜八怪”“大頭鬼”,他並沒有成為《巴黎聖母院》人醜心美的卡西莫多,王有德人醜心更醜。時代與傳統的魔咒似乎沒有放過他,他自己也無法從傳統的桎梏中掙脫而出,面對婚姻的重壓與妻子的移情別戀,他採取的是潑婦罵街、抖落陰私等既傷人又傷己的醜陋方法,恰恰證明了他是那個時代的人,所呈現的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做法。誠如巴爾扎克所説:“‘典型’指的是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包括著所有那些在某種程度跟它相似的人們的最鮮明的性格特徵;典型是類的樣本。”王有德就是這個樣本。

  典型人物與典型的社會環境共生,也同時反映了典型的社會環境。如果説社會生活可以創造生如夏花的燦爛,另一方面,也可以催生“惡之花”,王有德和梅雪的婚姻悲劇,就是這朵“惡之花”。王有德由于院校體係調整,下放回鄉當了幹部;梅雪因面臨工作出路問題,被王有德抓住機會“乘虛而入”,倉促結婚,成為了輿論普遍認為的“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的活生生的例子。在他們結婚之前,梅雪的追求者可謂踏破門檻,何以都輸給了一個“醜八怪”?梅雪之前有個男友叫崔永,但他們的戀情以失敗告終。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男女“授受不親”,連正常的交往都遮遮掩掩、扭扭捏捏,還要顧及輿論的説辭、眾人的眼光,社會氛圍似乎被一個厚重的鍋蓋所籠罩。梅雪與崔永不能終成眷屬,表面上是由于王有德買通了門衛截留了書信,但從本質上是被這個“厚重的鍋蓋”所耽誤。

  如果説這個“厚重的鍋蓋”代表了過去農村較為常見的社會世情,小説還通過一係列村民的畫像充實了這個典型環境。“醜八怪”娶了“白富美”,本身並無原罪,但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了多數村民的嫉妒、憤恨、詛咒。這種狹隘的社會心理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自覺不自覺左右著大家的思想言行。頑固的心理定勢毒害著村裏的男性,無論是結婚的、還是沒結婚的,尤其是一直沒娶上老婆的年輕人,大多心理不平衡,認為“醜八怪”王有德遲早要遭報應。待到梅雪連續生下兩個殘疾小兒,面對絕望的婚姻提出離婚時,村裏人也仍然像看熱鬧一樣關注著劇情看發展,有的村婦毫不留情,咒罵梅雪是勾魂的狐狸精,就算婚姻不幸福,也要恪守婦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負面的社會輿論讓人可悲可嘆之處就在于,人們在制造輿論的同時,也被輿論毫不留情地卷了進去。

  小説除了刻畫以王胡、黃枚為代表的村婦村夫,還對顧君、梅雪、王秦音等知識青年,對伍用心、朱忠等基層幹部,還有詹宗等領導幹部作群體畫像,展現了不同階層人的精神心理面貌,反映了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王胡等人的形象,對應了一部分人的愚昧與落後,顧君則代表了知識青年的理想主義,從稚嫩邁向成熟,詹宗代表了那個年代雷厲風行、風清氣正的幹部面貌……這些人物均貼近生活,具有很強的真實性,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復雜,在他們身上也反映了歷史的發展趨勢。歷史螺旋式的向前發展,歷史中的個體也以其主觀能動性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小説中顧君等知識分子形象,詹宗等領導幹部形象,象徵了時代前進的方向,代表了人性的善良與美好,小説在這裏埋伏了事件轉折的契機,為時代未來抹下鮮明的亮色。

  為了對社會歷史現象作真實的再現,巴爾扎克在寫《人間喜劇》時宣稱:“法國社會將要做歷史家,我只能當他的書記。”他力求“寫出許多歷史家所遺忘了的歷史,即人情風俗史”。《戈壁奇案》所呈現的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真實性,作者對細節絲絲入扣的推敲,把特殊年代裏,西北農村的物質經濟、生活狀況、治理方式、組織結構,以及人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活動、精神狀態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出來,給讀者活靈活現地展現了當時的社會世情。如果我們要回望40年前的歷史,不妨把《戈壁奇案》作為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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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俞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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