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華僑農場:歸僑家園新生記
2019-08-23 08:54:30 來源: 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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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慶國家高新區(原大旺農場)城區。南方日報記者 鄭一見 攝

  1983年10月26日,南方日報報道了大旺農場宣布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

  2001年10月30日,南方日報報道華僑農場靠改革創出一片新天地。

  2016年12月8日,南方日報報道《廣東23個僑場完成升級改制》。

  珠海平沙,高聳的煙囪已不見蹤影,糖廠舊址“變身”文創園;肇慶大旺,血吸蟲病重災區已華麗轉身為國家高新區,成了區域發展的“引擎”;惠州潼僑,歸僑們搬進了花園小區,騰出來的空間正在孵化高端産業……這些地方,過去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廣東華僑農場。

  廣東是全國華僑農場數量和安置歸難僑(即歸僑和難僑)人數最多的省份。改制前,分布于全省14個地級以上市的23個華僑農場,猶如“母親的臂膀”,將8.4萬名歸難僑“攬入懷抱”。

  然而,在改革開放後,受制于體制等原因,曾經風光的華僑農場卻陷入了窘境。

  1988年9月3日,南方日報頭版刊發消息,宣告廣東率先在全國探索實施以體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會、經濟融入市場的“三融入”為導向的華僑農場改革。

  這是一場持久戰。歷經近30年的陣痛與新生,廣東華僑農場全部完成升級改制,成為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生力軍。

  回眸廣東華僑農場地區的發展史,中國砥礪前行的步伐清晰可見。

  拓荒

  8.4萬名歸難僑到粵

  開辟新家園

  在肇慶大旺大橋北邊,一座雄偉的古銅雕塑——“拓荒牛”吸引了路人的目光,其重心向下、奮力耕耘。

  盧麗卿就是這裏的“拓荒牛”之一,她是“瞞著家人”跑到大旺的。

  1958年,在報紙上看到了華南農墾總局大旺機械化農場(大旺華僑農場前身)的招聘信息,盧麗卿心動了。家人不同意,“任性”的她偷偷拿鑰匙打開櫃子拿走戶口本,然後到居委會登記。沒過多久,她驚喜地收到了錄取信,離開汕頭來到大旺。

  處于北江、綏江交匯點的大旺,是廣東省面積最大的血吸蟲病疫區。建場之初,主要任務是消滅血吸蟲病,要治水、滅螺、築堤、墾荒。大旺沒有耕地,幾乎全是兩米多高的茅草,出門得拿一根竹子綁著白旗再外出,不然很快就看不見人影了。糧食供應也很緊張。在大旺的第一個中秋節,盧麗卿和同伴們忍不住掉眼淚。

  經常接觸水的盧麗卿,後來患上了急性血吸蟲病。有一次頭暈如廁時,她不小心掉進了糞坑,第二天才被搶救回來。1960年2月,盧麗卿進入大旺職工醫院學習,由此開始了醫護生涯,在大旺扎了根。

  “華僑農場是在特殊歷史時期設立的特殊單位。”廣東省委統戰部僑務綜合處處長吳曉生介紹,1951年12月,全國第一個華僑農場——廣東省歸國難僑處理委員會農場(珠江華僑農場前身)在萬頃沙一帶成立。此後,全省各地為安置歸僑陸續興辦華僑農場,同時向知識青年敞開了大門。到1978年底,廣東共興辦了23個華僑農場(不含當時海南5個華僑農場),安置了來自24個國家和地區的8.4萬名歸難僑。

  1978年10月從越南來到大旺的場景,至今印在蘇春福的腦海裏:“放眼望去,一片山野都是甘蔗林和香蕉樹,房子也破舊不堪。剛抵達的時候,一些人不願意下車,有的女同胞還哭了起來。”

  今年57歲的蘇春福坦言,不少人之前住在越南的大城市裏,衣食住行等生活條件不錯,心理落差自然大,後來也漸漸適應了。

  像蘇春福一樣的海外遊子們匯聚到華僑農場,用勤勞的雙手,在荒山野嶺、海邊灘涂上開辟新的家園。

  “當時國家和省都把華僑農場職工作為全民所有制農業企業工人來定位和安排,他們的生活水平略高于當地水平。”吳曉生説。

  糖、茶、果、奶,成為廣東華僑農場産出的“四大件”。平沙華僑農場的平沙糖廠、華豐方便面廠聲名鵲起,“一包糖、一碗面”成了平沙人驕傲的資本;英紅華僑農場生産的紅碎茶,榮獲國家銀質獎和巴黎國際商品獎;楊村華僑農場發展為亞洲最大的柑橘生産基地;光明華僑農場生産的鮮牛奶,曾佔香港市場銷售量50%以上。

  掉隊

  “不政不企”陷入窘境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無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兒甜蜜的歌兒飛滿天啰喂,工業農業手挽手齊向前啰喂,我們的明天我們的明天比呀比蜜甜啰。”1979年,取景于平沙糖廠的電影《甜蜜的事業》正式上映,構成了那個年代農場青年的集體回憶。

  就在那一年,吳育生跟隨家人從越南廣寧輾轉來到平沙華僑農場。40年彈指一揮間,吳育生種過甘蔗、進過化肥廠,如今是平沙一家農業合作社的理事長。

  他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春風”記憶猶新:“大鍋飯”不再有,包産到戶。“改革後,只要肯勞動,把産量、質量搞上去了,家庭收入就高。我們的生活好了很多。”

  然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國,華僑農場周邊地區發展起來了;由于管理體制僵化、自然條件落後和相對封閉,曾經令人羨慕的華僑農場後來卻掉隊了。

  華僑農場向何處去?

  198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關于國營華僑農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華僑農場由中央和省僑務部門主管的領導體制改為由地方人民政府領導的改革發展方向,拉開了華僑農場改革發展的序幕。

  從“七五”至“九五”期間,國家每年安排基建投資3800萬元、事業費5000萬元,支持華僑農場發展。

  “為進一步將華僑農場經濟搞活,最近省政府作出決定,將平沙、紅旗、珠江、大旺、逕口、光明、楊村、潼湖等華僑農場,下放給所在市管理。下放後的華僑農場,繼續享受國家對華僑農場的免稅及其他優惠政策。”1988年9月3日,南方日報頭版刊發消息,宣告廣東率先在全國探索實施了以體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會、經濟融入市場的“三融入”為導向的華僑農場改革。

  1990年、1993年和1995年,珠海、深圳和江門市分別成立華僑農場管理區、街道辦事處和鎮級建制。

  摸著石頭過河,改革帶來了一些起色,但幾十年積聚下來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

  “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統負盈虧;改革開放後,農場自負盈虧,矛盾就凸顯了。”原大旺華僑農場場長、原肇慶大旺綜合經濟開發區區長張兆熊將原因歸結為——“體制不順、機制不活、所有制單一”。

  他説,農場既是安置歸難僑的事業性基地,又是進行經濟生産的企業實體,集社會性、全民性、企業性、僑民性為一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包含了學校、公安、醫院等機構,日常開支大、部門機構臃腫、效率低下。有人還用“不工不農、不城不鄉、不政不企”來形容華僑農場的尷尬。

  當時有領導批評大旺招商不積極,張兆熊開玩笑地説:“我招商收上來的稅交給了地方,但社會負擔增加了,都要農場承擔。這樣招商招商,越招越傷。”

  對于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來説,華僑農場如同燙手山芋“接不住”,發不出工資、買不了社保等情況頻出。此外,華僑農場經營自主權加大,投資失誤、負債危機等隨之而來。

  有統計顯示:2003年左右,全省華僑農場歸難僑居住危房面積竟高達37.3萬平方米,佔歸難僑住房面積的40%;23個華僑農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債務“包袱”,少則一兩千萬,多則三四億元。

  “華僑農場往昔的輝煌,得益于計劃經濟條件下華僑農場的體制優勢;華僑農場後來的發展瓶頸和困難,主要原因在于體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改革勢在必行。”吳曉生一言以蔽之。

  奮進

  從“包袱”變為“引擎”

  舒適的電梯樓宇、先進的智能工廠、齊全的學校醫院……很多歸難僑不會想到,陷入低谷的華僑農場會發展為今天這個樣子。“環境一直在變。海外的親戚回來都説認不出來了。”湛江奮勇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前身為奮勇華僑農場)的印尼歸僑陳順雄感慨萬千。

  這一切,來之不易。

  2007年3月,新一輪華僑農場改革發展的號角正式吹響。吳曉生記得,為從根本上加快推動華僑農場改革發展,在總結廣東“三融入”經驗的基礎上,《國務院關于推進華僑農場改革和發展的意見》出臺,提出了全面實現“三融入”的目標。

  隨後,廣東也將新一輪華僑農場改革發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印發《廣東省推進華僑農場改革和發展實施方案》,明確了2015年華僑農場要徹底告別舊有的管理體制,與所在地實現同地同城同步可持續發展。

  廣東省委統戰部僑務綜合處副處長吳功獎參加過多年華僑農場工作。那些年,他和發改、財政、社保、國土等多部門的同事,幾乎跑遍了全省的華僑農場,協調推進完善社保體係、危舊房改造、債務處理、土地確權、招商引資等事項。

  各方助力,讓廣東華僑農場地區邁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三融入”挺進深水區,“三化”開啟加速度:

  工業化“你追我趕”。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以來,憑借土地資源優勢和産業扶持政策,全省華僑農場地區共引進工業項目超過1000個,投資總額超過700億元,金屬新材料、先進裝備制造、化工醫藥、遊艇制造、物流、農業、旅遊等特色産業集群初具規模。肇慶高新區(大旺華僑農場)成為全國第一個在僑場區域建立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湛江市奮勇經濟區被授予“中國—東盟經濟開發區”,過去的“包袱”已進化為今天的“引擎”。

  城鎮化步伐加快。華僑農場地區全部通高速公路,基本實現村村通水泥路,“出行難”“飲水難”“用電難”“就醫難”“就學難”等問題迎刃而解。在惠州潼僑鎮(前身為潼湖華僑農場),印尼歸僑黃瑞豐一家只出了1萬多元,就從年久失修的泥瓦房搬進了窗明幾凈的高層公寓,面積大了不止一倍。

  農業産業化持續發力。英紅九號、珠江綠色有機蔬菜、北極羅非魚、陸豐優質水果等農産品打響了品牌,遠銷各地。在平沙,吳育生還將休閒觀光旅遊與農業融合起來,延長了産業鏈。

  2015年7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省政府關于華僑農場改革發展情況專項工作報告,肯定了23個僑場基本實現“三融入”目標。

  經過8年努力,廣東華僑農場“脫胎換骨”,形成了設鎮街、並鎮、設管理(經濟)區、設開發區、改制企業等五種模式,歷史遺留問題基本解決,學校、醫院、公安等社會事務納入地方政府歸口管理,歸難僑及職工群眾生産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廣東華僑農場地區以‘三融入’為主線,融入了改革開放的熱潮,與國家和地方共同成長。”吳曉生説,如今有些華僑農場地區還被納入了自由貿易試驗區、空港經濟區、國家或省市高新區,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方面,可以進一步發揮僑力資源、國有土地資源和區位交通等優勢,為廣東奮力實現“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當好“兩個重要窗口”作出新的貢獻。

  年輕時,第一代歸難僑蘇春福一心想逃離大旺,現在他已經舍不得走。2年半前,歸僑子弟唐德勤回到大旺工作。見證著家鄉的變化,他既自豪又充滿幹勁。這樣的故事,在廣東華僑農場地區屢見不鮮……

  見證者説

  暨南大學教授、《廣東華僑史》主編張應龍:

  華僑農場的兩樣“傳家寶”不能丟

  深耕華僑華人研究將近40載,暨南大學教授、《廣東華僑史》主編張應龍的足跡遍及全省過半華僑農場。

  提到華僑農場的歷史,他娓娓道來:對于歸難僑,早期國家是採取按照籍貫分散安置的辦法,後來發現效果不如預期,于是改為集中安置為主、分散安置為輔。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從印尼、越南等24個國家接收了近35萬歸難僑,並在7個省區通過興辦農場、林場和農墾等方式,使他們成為新中國建設的一分子。

  改革開放前,盡管國家經濟建設還沒有大的發展,物質匱乏,仍給予華僑農場人員國家全民職工身份,實行政企合一、部門領導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人財物、産供銷由僑務部門直接領導。當時農場的待遇讓周邊群眾十分羨慕,不少人盼著能進場工作。

  然而,由于安置時間緊,選址和布局不甚合理,多數華僑農場所處的自然條件、地理位置較差,加之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等靠要”觀念、人才缺乏等方面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華僑農場發展滯後。

  張應龍調研過廣東多個華僑農場地區,對當地的痛點、歸難僑們的心聲深有感觸。“傳統的農場産業單一,靠天吃飯,不確定因素多,抗風險能力弱,要跟上時代發展,最關鍵的是推進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但有的農場盲目投資,導致項目爛尾;有的農場區位不好,也跟風發展。實際上應該聚焦主業,不能盲目多元化。”

  在上級下大力氣優化頂層設計、強化配套保障、逐步理順機制後,全省華僑農場“輕裝上陣”,宜工則工、宜農則農,開始找準了經濟發展的方向,不再只是“農場”了。

  張應龍早期走訪逕口華僑農場時,那裏還是窮鄉僻壤,可以説是“佛山的西伯利亞”。時隔幾年,他再度到訪,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蓋了很多新房,還有不少企業落戶,當地領導也雄心勃勃。

  “歷史地看,華僑農場真正納入地方發展的一盤棋,需要一個過程。”他注意到,在管理體制轉換過程中,在保留農場完整性的基礎上設立鎮街或開發區的地方,發展相對順利;有些被合並的農場,則面臨更多磨合的問題,發展起來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成本。

  “幾十年來,廣東華僑農場地區經歷了不少波折和考驗,但最終達到了改革目標,在全國形成了示范。歸難僑和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當地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張應龍説,在新時代,華僑農場的兩樣“傳家寶”仍然不能丟,一是艱苦奮鬥的拓荒精神,二是豐富多彩的華僑文化,要不斷傳承弘揚。

  南方日報記者 胡良光 林亞茗 馬喜生 董謙君

  實習生 陳舒婷 通訊員 梁愛玲 李建軍 陽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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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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