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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荒漠”中我遇到的两位老师

时间:2020年10月29日 来源:《中国副刊》 作者:李培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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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中班主任贾作人老师

 

  

  每年春节,我都去看望我的老师。那种期待、惬意融入浓浓的年味,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然而2007年却有了不同——我中学时代的恩师贾作人先生已然不在了,春节我少了一个去处。

 

  

  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文革”正深入发展的1968年。我被编进“五连四排”,幸遇骨子里属“修正主义”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那时的贾老师30出头了仍是单身,样子很帅,穿戴十分讲究,可以说是纤尘不染,笔挺的呢子外套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现在想来,他那时候就用香水或很高级的香皂,所以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清新的气息。课堂上,他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毛泽东诗词或鲁迅的杂文,在黑板上用“行楷”书写课文要点,简直把我们“镇”住了。从他身上,我们感到名校就是名校,二中就是二中,尽管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他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

 

  

  记得有一堂课,他给我们讲“驳论的写作”,我听后很受启发,就模仿着写了一篇,“驳”的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又是贾老师的语文课了,他同样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了一篇文章——那竟是我写的“驳论”!对写作的浓厚兴趣,使我开始瞎写,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儿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那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

 

  

  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自行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阿扎耶夫、尼古拉耶娃……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给我讲。

 

  

  作为语文老师,他对鲁迅、郭沫若尤其推崇。当时课本上几乎没有郭沫若的文章,偶尔从《人民日报》上读到郭老发表的诗词,我有点不以为然,和贾老师说了。他说,评价一个人要看他的作品,但要历史地看,看他有没有伟大的作品。不久后,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

 

  

  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一个不一定能成才的学生,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说起来,当时我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班里最差的了。1971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已上到初三。有上级精神传达下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北京市决定恢复高中。在这个“喜讯”面前,我却要和贾老师告别,因为我家里供不起我再念高中。我把家里的想法说了,贾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可能!你必须上高中。”可尽管十分痛苦,我却已经答应家里不再上学。母亲患肺癌刚去世不久,父亲瘫痪在床不得已办了病退,我如果放弃上高中,很有可能分配到一份工作,就可以有收入补贴家里的生活。

 

  

  从来没见过贾老师这么“没有商量”,他风风火火地来到我家,与代表家里的大哥“谈判”,说服他支持我继续读书,他还向我病中的父亲“立”下“保票”:“李培禹的学费、饭费我来交。”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初中毕业后能上高中的学生比例很小,贾老师为了给我争取一个名额,费尽心思,原本清高的他,一次次地去找校领导,最后一刻才把我的名字写进高中班的名录。

 

  

  高中毕业,我们都要到农村插队去。贾老师来送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嘱咐我:“学习要靠你自己了。”我当知青时发表过一些作品,贾老师看后其实都不满意,但他还是鼓励我,他知道那时我的困境,能坚持写作已属不易。

 

  

  贾老师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每每有他的得意门生,他们考上了哪所高校,发表了什么文章,做出了什么成绩,他都会津津乐道。直到那一天,这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了课也愿意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的、二中公认的优秀语文老师,终于累倒在讲台上,住进了医院,才暂别了他热爱的学生……

 

  

  贾老师走的时候很安详,像熟睡一样。他的夫人、女儿深知贾老师一贯低调的禀性,坚持不搞任何仪式,只想自己家里人为他默默地送行。二中的领导、昔日语文教研组的同事、好友等闻讯后匆匆赶来,为他敬献了花圈,我是到场为他送行的唯一的学生,我贴在他的耳边说:“贾老师,您放心地去吧,我将为有您这样一位恩师骄傲终生;我会继续努力,让您也为有我这个学生而感到欣慰……”

 

  

  向贾作人老师最后深鞠一躬时,我已泪流满面。

 

  

  二、高中语文老师赵庆培先生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恢复了高中,我们这些不论考试及格不及格的人,“自然”地成了高中生。第一节语文课。上课铃响了,一位个子不高却很威严的中年教师站在教室门口。我忙喊了声:“起立!”同学们稀稀拉拉地站起来,后排几个男生光欠欠屁股就坐下了。

 

  

  “太不堪了!”对这种“惯了”的散漫劲儿,老师显然不满意了,“重来一遍!”说着,他竟退出了教室。第二遍整齐点了,矛盾见缓。可是,当他知道班上不少同学没带课本时,不禁又怒了:“不堪,太不堪了!”“嚓嚓嚓”,他在黑板上写下“不堪”两个刺眼的大字,还边写边说:“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这就叫不堪!”

 

  

  “太不堪了!”这,就是赵庆培老师给我们的见面礼。

 

  

  高中的语文老师赵庆培,时任二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是贾老师的挚友。赵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识丰富,性情率真,讲课时常有独到见解,可谓魅力四射。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名牌栏目《阅读与欣赏》,赵老师是这个栏目常年的撰稿人。他的文章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影响很大。我常去赵老师家“求教”,师母满颖也不烦我,到了饭口儿,就添双筷子,我就在赵老师家蹭饭。赵老师和我聊的全都是课本外的文学知识,比如《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我是第一次知道。他高声朗诵南宋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给我讲的是“宋诗的理趣”。

 

  

  赵老师上课总是很精神,语音洪亮,板书刚劲有力,他的每一节课都讲得那么精彩。有时,课堂上鸦雀无声,只有“沙沙”的笔记声;有时,赵老师大声地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教室里格外活跃。有意思的是,他的课堂笔记,我们抄写后他还要再对一遍。一次,一个同学抄落了一个字,意思恰恰反了。赵老师发现后照例一个“不堪!”他说:“当老师的不能误人子弟,你们也不能误我呀!否则,将来算谁的账?”说完,自己“哈哈”先笑了。

 

  

  记得一次命题作文《春游颐和园》,不知怎地,我忽然“诗思如泉涌”,“哗哗哗”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等后悔不安时已来不及重写了。几天后讲评作文,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然后他严厉地说:“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还写起诗来……”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目光,后边他又说了什么根本没听清楚。当那本“沉甸甸”的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我赶紧放进书包。直到下午放学后,我才翻开作文本,啊,在《春游颐和园》的题目旁,竟是一个大大的“优”字!我的那一行行“诗”,赵老师认真改过了,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红圈圈儿。文尾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很好!”

 

  

  实际上,赵老师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我遇到了较大的坎坷,工作、生活都跌到了谷底,赵老师看出当时的我万念俱灰,怕我有轻生的念头,他严厉地对我说:“李培禹你记住,这辈子不枪毙不死!”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作家刘恒。不久,我和刘恒通电话,他告诉我,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问他:贫嘴张大民“贫”了那么多话,你认为哪一句最有水平、最精彩?他说,是你老师讲的那句:“这辈子不枪毙不死!”我们都乐了,原来,他把这话写进他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去了。刘恒问:“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我再次告诉他:“赵庆培!”

 

  

  现在,退休多年的赵老师已是耄耋老者,身体健康。令人高兴的是,他的新著《古典小诗欣赏·名师解析名诗》一书,正式出版了。我向母校北京二中捐赠自己的两本拙作时,顺便开玩笑说,请校领导考虑我的一个心愿:把我的书和赵庆培老师的书摆在一起陈列吧。

(编辑: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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