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纪实摄影家都有自己的专题和领域，对于海南省摄协主席黄一鸣来说，他最喜欢将镜头对准变革中的海南岛，以及生活其中的芸芸众生。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地域特色、气象万千的自然环境、迅捷变化的社会生活，为黄一鸣提供了一个大平台。随着改革的春风，黄一鸣走遍了海南，始终坚定不移地向世人讲述着属于海南的改革故事，担当起记录海南时代变迁的使命。

    黄一鸣是印尼归侨的后代，他的长辈从印尼带回来很多照片，经常会指着照片告诉他印尼是什么样子，无形中在黄一鸣的内心播下了摄影的种子。“文革”时期，黄一鸣一家被打成特务，赶到偏僻的黎村苗寨。在苗寨生活的经历让他更加关注一些现实的深刻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如是说：“海南的自然风光很美，我也不是不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记录下社会和时代的变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黄一鸣在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的海南摸索着开始了自己的摄影之路。１９８８年海南建省，黄一鸣进入《中国日报》驻海南记者站工作。工作上的便利，让他的镜头几乎囊括了海南建省以来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拍什么，怎么拍，你想表达什么，关键是镜头后面的那一双眼睛。”黄一鸣的摄影题材与风格都和他的摄影观念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纪实摄影与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他们关注的都是人。纪实摄影以文学色彩、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为内涵，因而最具生命力抑或历史感最强，是人性的摄影。”正是这种对纪实摄影的深刻理解，黄一鸣赋予了自己作品一种文学性的表达。

    １９８８年，黄一鸣在送报纸的途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工人骑着三轮车，车上放着一块写着“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牌子。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线索。黄一鸣当即返回报社取相机，跟随三轮车一直来到政府办公所在地，全程记录了海南建省挂牌的过程。在拍这样的重大题材时，他更为关注的仍然是身处这个转折时刻里平凡的个人。“正式的挂牌、剪彩我也会拍，这也是历史的一面，但是历史的另外一面，或许更有意味。”黄一鸣说。也正是这种对于芸芸众生的态度，让他镜头下的海南均以一种原生态的面貌呈现，真实得令人感动。

    黄一鸣有一副作品《十万人才过海峡》，是对当年海南建省之初人才流动情形的形象写照，他用自己的眼和手留下了这一历史时段从海边到街头的影像记录，多年以后，他又拍过同样的场景和同样的人物，对比当年，黄一鸣感慨万千。在他看来，摄影是一门现在时的艺术，既无法重现过去，也无法预见将来，不像文学或者绘画，可以凭借回忆进行重构。事物总是在流逝的过程当中，纪实摄影的一大本能就是留下那些即将消逝的瞬间。

    海南岛由渔村走向城市化的过程，时间之短，速度之快，必然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好的坏的都在发生。黄一鸣告诉记者，在建省办特区、从闭塞落后走向开放现代的海南，变化的不只是物质条件，人们的情感、心理的变化或许更加值得注意。为此，他的镜头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转变中的海南，充满了矛盾，有血泪也有欢笑，有伤感也有希望。

    在拍摄中，黄一鸣既记录大的历史事件，也记录平凡小事。在聚焦摩天大楼的矗立、高速公路的拓展、交通工具的更新、商品时尚的流行之外，黄一鸣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把握市场经济风雨中海南人的灵魂和人性、心理的变异。他用对比手段强调了变化所带来的困惑与希望。《洋浦人》、《打工族》、《拆迁户》、《城乡之间》、《电脑时代》等作品，深刻反映了海南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的悬浮状态和心理困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围绕海南半拉子工程，黄一鸣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完成了《黑白海南》。有评论家说，准确地把握时代经济生活的脉搏，是黄一鸣有别于其他摄影家的一个标志。

    在拍摄过程中，黄一鸣注重用一种平等的、同情的、理解的方式去看待拍摄对象，把自己融入拍摄的题材和对象当中去。摄影的目的不在于翻拍生活，而是从客观的生活、主观的情感上接近对象，把自己的内心感受真实地传达给读者。在拍摄琼州海峡的时候，黄一鸣不是拿起相机就去抢拍，而是先做调查了解，和来往船只上的人混熟，和一些游人也很快能够攀上话。这样，每次乘轮渡往返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再拍，照相机都是公开拿出来的，别人也知道，很少拒绝。

    在迎来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黄一鸣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对他来说，所有跟海南相关的题材都是他感兴趣的，但他最关注的还是海南建省以来所发生的嬗变。“这种题材怎么拍都拍不完，要把这个专题拍透拍深，还得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让他留下了一系列关于海南的照片，而海南的变与不变也就留在了这些按照时序排列的影像当中。

    为什么要执着地从事摄影工作？黄一鸣在很久以前就曾经这样说道：“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无愧于上帝给我的短暂的生命。”这也许是他以记录海南变革历史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最深层的动力吧。